“廉吏”与“循吏”这种名目下，集中了古代中国人关于“好官”的想象。对于官员，正面的指称尚不止于此，比如还有“良吏”；而反面的，则有“贪官污吏”、“酷吏”等等。廉吏，顾名思义，指清廉官员，民间所谓的清官。王夫之说过，“水以清冽而寒为美”，可以用来形容“洁己而有德威者”。廉吏、清官，确也往往被形容为清冽而寒，有德有威。循吏的定义较为复杂，其实“循吏”不过是“良吏”即好官的一种。在正史中，“循”、“良”二名往往并用。廉吏、循吏历代都有，明代亦然。大名鼎鼎的李卓吾，据说就“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著名官员赵南星，立朝风操凛然，“揭榜于门曰：‘本部既不要钱，如何为人要钱！’”
明清人将“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作为衡量官员的标准，可见不爱钱、不怕死的，已像是稀有品种。据孙承宗说，当时的士大夫竟会因了“清”而怕招人议论。后来殉明的忠臣金声也说，因了惩创不力，“贪官虽偶不可为而终可为”，廉吏则“偶可为而终不可为”。“清”的代价极高，“贪”的（即使败露）代价较低，于是“贪墨”成风，难以遏止。
至于循吏，特点之一在于亲民，能直达基层，到田间地头，与老农讨论晴雨。汉代循吏召信臣，“躬耕劝农，出入阡陌”。明代最为著名的循吏周忱，“暇时以匹马往来江上，见者不知其为巡抚也”。传记还说其人“每行村落，屏去驺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鹿善继解释“循”，说：“吏何以循，使人安居乐业之外，无循也。”这种议论，也值得当今的“父母官”们做深长之思。
好官不是总能遇到。一旦遇到而又调离，通常就会演出万人空巷、“攀辕”哀号的一幕，希望能将那好官留住。真的走了，百姓还会立所谓的“去思碑”甚至“生祠”。《汉书·循吏传》有“没世遗爱，民有余思”云云，说宣帝时的循吏，“所居民富，所见去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
明代与吏治有关的主张，包括了慎选郡守、县令，不宜让地方官频繁地“迁转”而应久任。汉宣帝就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明史》关于周忱，也说其人“既久任江南，与吏民相习若家人父子”——将久任作为了亲民的条件。
读明代文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使被认为最腐败的时期，吏治仍没有烂到不可收拾。朝廷主持的考察官员的大典（“祭典”、“计典”）仍在进行，且不失其震慑力。考察中也照例要参考“清议”、“乡评”，民意有其表达的渠道，且切实影响官员的政绩考核与任用。只不过“正人”当道，这一制度运行的较为正常；奸邪握了权柄，不免会借“察”、“计”作为打击异己的手段而已。但制度仍在，官场的风气就有校正的可能。（作者：赵园，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09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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