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玉宝
再过几天，就是父亲去世六周年纪念日了。
梦里几回，父亲的身影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父亲一生虽然很平凡，但却是我十分敬仰和尊重的人。
听爷爷讲，父亲年幼时，就从不服输，从不言败，虽家境贫寒，但很刻苦。为了走出贫瘠的乡村，父亲年轻时只身闯过关东，到过北大荒，还不远千里，投靠自己在部队从戎的叔叔。
几经奔波，几经挫折，父亲从不气馁，痴心不改，决心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终于，一个偶然的发现让他捕捉到了机会。
一天，从地里收工回家的父亲，看见村头像赶大集一样的热闹，村民们水泄不通地围着一个城里人打扮的中年男人，一打听原来是个照相的，只见那个中年人手里拿着一个砖头似的东西，一个劲地“咔嚓、咔嚓”忙个不停。
尽管那时候村里人还不富裕，但都经不住能留下自己身影的“洋玩意儿”的诱惑，争先恐后地拿出平时舍不得花的钱往城里人的手里塞，没几个小时，城里人的衣服口袋里就收满了零零碎碎、大大小小的钱币。
好奇而“眼红”的父亲，悄悄地站在城里人的身后仔细观察，并缠着那个城里人问东问西，最终弄明白了他手里拿的是哪个牌子的照相机，价值大概多少，一个胶卷能照多少张相，照一次相能挣多少钱，等等。
那天晚上，父亲与母亲反反复复地合计了一整夜，在天将放亮时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砸锅卖铁也要买个照相机，做照相生意，走致富道路！
第二天，父亲毅然把家里还未长足重量的一头肥猪卖了，加上向邻居家借的几十元钱，步行几十里进城，匆匆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一路上，父亲舍不得吃喝，一下火车就打听买照相机的事，结果吓了一跳，当时要买一部120照相机和洗印相片的基本设备、材料、药品，没有四五百元根本不行，而且必须凭票购买。
扣除来回的费用，就是不吃不喝，父亲手里剩下的钱也只够买半部照相机！
就在父亲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他在北京工作的本家大侄子慷慨解囊，将自己刚买的一部崭新的海鸥120双镜头照相机廉价转让给了他，还教了父亲操作照相机的基本要领，并掏钱为父亲买了回程的车票。
一路上，父亲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照相机揣在怀里，跟得了个宝贝似的，别提多高兴。
回到家，父亲边学边干，并因陋就简，在家中自己动手建起了洗印照片的暗室。那时，农村还没通电，父亲就用手电筒制作了一套照片曝光设备，还手把手教母亲和我学会了冲洗照片的技术。
靠自学成才和刻苦钻研，父亲很快掌握了照相和照片洗印技术，以及照片上色技巧，由于他照的相质量好，洗出来的照片也漂亮，还能上彩色，而且价格便宜，服务周到，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回头客。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即使逢年过节，父亲也都过不安生。当地人家无论是照全家福，还是老人过生日，孩子满月，都不惜跑上几里甚至几十里路赶来请父亲照相，而父亲无论多忙、多累，也不论是风雪交加、风吹雨打，只要是乡亲们需要，他都热情登门服务，直至让人家心满意足。
那几年，在我们那儿方圆几十里，不知有多少个村子、多少户人家，都留下了我父亲奔波的足迹。
时间久了，父亲靠诚实守信，服务至上，赢得了十里八乡众乡亲的爱戴，成了乡里乡外的大名人。
就是从那时起，由于父亲长期走村串户，风里雨里，生活无规律，落下了久治不愈的老胃病。但父亲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挣到了当时来说比较可观的收入，供我们兄妹四人上学，一家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其乐融融。
正在我家照相馆生意红红火火之时，我们所在的公社成立了一家集体性质的照相馆，聘请我父亲担任专职照相师。因为在当时，我们全公社懂这门技术的也非我父亲莫属了。
到公社当照相师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在这个时候扔下自己家的钱不赚到公家单位受清苦，有人说我父亲肯定不能去。但父亲在接到公社的通知后，二话没说就报了到。他说：虽然公家给我的工资少一些，但我可以为更多的乡亲们服务，人虽需要钱，但不能总钻在钱眼里呀！
于是乎，我们家的照相设备也与我的父亲一起都姓了公。当时，我们还不太理解父亲的这一举动，直到长大了以后才渐渐读懂了父亲。
在父亲去世的前几天，我从北京给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竟放声高歌了一曲《红梅赞》，没想到，这首歌竟成了父亲与我诀别的绝唱，父亲的歌声至今仍清晰地回荡在我的耳畔，成为激励我工作的巨大动力和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父亲过世后，我时不时地翻看他生前留给我的一张张照片，而每每在这个时候，我感到父亲就在我的身边，他的动作依旧那么干净利落，他的话语笑声依旧那么亲切爽朗。我越来越觉得，父亲留下的精神财富我将享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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