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瑞卿评点公安宣传工作（汪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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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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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在公安部院内，每当罗瑞卿同志在近距离遇到我时，总要笑一笑，点点头，甚至说：“小记者，有空来扯一扯”。但我毕竟没有找他去扯一扯,我有些怯阵：他是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一办主任，公安部部长，大将；而我，虽说有的人称记者是“无冕之王”，但归根究底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一般干部。再者，几年的公安报道，包括误餐、出差的报销，与下面公安机关的联系，出入证件等事项，宣传室都事先为我办得妥妥当当了，似乎也没有碰到过需直接找罗瑞卿同志才能解决的问题。
在与罗瑞卿同志的接触中，我感到他对我们这种小字辈格外亲切，而对一办、公安部的一些领导同志，反而很严厉。他经常关照我们这些小字辈，五十年代召开全国公安民警模范代表会议，在大会结束会餐时，他还专门向我们敬酒。有一次，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全国公安、检查、司法干部会议代表，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和会议代表照相时，罗瑞卿同志看到作为记者参加会议的我，他马上把我拉到离毛主席最近的位置。
五十年代，随着学习苏联的趋势，有关领导曾主张像苏联那样，把《光明日报》办成政府的机关报，因此，报纸加强了政法工作的报道。《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高丽生，专门带我到公安部政治部进行了联系。之后，作为《光明日报》驻公安部的记者，我主要从事公安工作的新闻报道。所以，在一办、在公安部，我听过罗瑞卿同志的多次讲话和报告。他总是反复宣传：
“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
“对敌要狠，对人民内部要和。”
“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公安民警是敌人的死敌，是人民群众的儿子。”
我认为，他是无比忠诚地力求使毛主席的保卫工作思想、理论、指示、政策得以实现的。
罗瑞卿同志对新闻报道很有见解。他认为对敌斗争的新闻，尤其是在国际上具有影响的，处理一定要快，要赶在敌人报道之前。你慢了，人家造谣弄在前面了，你费很大的力气，都难以把先入为主的东西扭转过来。
有一次，罗瑞卿说：“那个美国的《纽约时报》，给我画了一张大大的漫画，画了一个歪嘴巴，画得很难看。我们这些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对敌斗争中挨了一枪，把嘴巴打歪了，这是光荣的嘛！有什么值得挖苦的！漫画的题材都找错了。”
他的话逗得全场大笑，但他却不笑，他是在鄙视敌对势力的诬蔑，严肃地进行批判。
“肃反”运动开始时，提出了两个案例，以兹发动。 一个是“李万铭案”。李万铭原是国民党的一个下级军官，解放后，采取私刻公章、伪造证件、招摇撞骗、装腔作势的手段，蒙骗了我们农业部人事部门的官僚主义，冒充我军的战斗英雄、高级干部，甚至作为出国的代表，混到国外活动。其实，当时发现类似李万铭的案件，还有许多起。所以说敌人钻进我们的心脏里面来了，是有根据的。为了从思想上教育我们的干部提高警惕，在罗瑞卿同志的号召下，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写了话剧《西望长安》。罗瑞卿同志还亲自组织了在报纸上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通讯报道。我记得在李万铭案件揭发以后，罗瑞卿同志严厉地批评了有关部门的官僚主义，有的同志还不服气，辨解说什么当时需要干部，对李万铭的假证件，就相信了。罗瑞卿同志对这种说法很生气，他说：“你没有干部，你就到大街上去拉嘛。大街上绝大多数都是劳动群众，拉来总比一个政治骗子好么！”诚然，这也是极而言之的气头话。另一个是“胡风案件”，把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错弄成政治问题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当然公安工作方面，也有一定责任。
当时对于公安工作的宣传报道，从公安部领导到《光明日报》社领导，是十分重视的。选题、采访（包括记者也参加某个重大案件的预审）、主题思想、谋篇布局等各个具体环节上，都经过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反复研究：怎么符合实际，怎么体现首恶必办、教育挽救绝大多数的政策。稿件写好以后，先是在公安部宣传室逐段斟酌，修改成文，大家都没有异议了，才送到《光明日报》社，再度研究修改，然后才打出小样，送罗瑞卿同志审阅。罗瑞卿同志审阅小样，不是只签个字、划个日期就算完事，而是认真地阅读，他既注重主题思想的发挥，又注重文字表述的恰当，改得较多，甚至标点符号用得不准确的，他也改过来。这样一来，不仅使我本人看熟了罗瑞卿同志那流利的行书，甚至连《光明日报》社的编辑、校对人员，也认识了罗瑞卿同志的行书字体。
有一次，蒋介石在台湾的保密局长毛人凤，经过亲自谈话接见后，派周 宝、林邦者、潘舟弘等一批特务、海匪，组成“刮苍山行动队”，在浙江温州梅沃登陆，妄图建立浙江与台湾之间的所谓“交通船”，对大陆进行捣乱破坏。这伙特务被我边防军民一举抓获。我和公安部的有关同志，是迎着敌人赶赴浙江参加预审的。事后，在宣传室主任陆石、副主任赵明等同志的帮助下，以我的名义写出了《刮苍山行动队爬上海岸以后……》的长篇通讯，报导了此事。这个通讯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群众对我公安机关捕捉特务非常拥护。但也有人说，文章的细节写得太多了，不大像新闻通讯，有文艺作品的味道。我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陆石同志。陆石后来对我说，罗瑞卿同志就不同意这个意见。罗瑞卿同志说，难道文章非要写得干巴巴的才好么！
1958年夏天，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天，罗瑞卿同志在中山公园作政治报告，他指出：“有的人说阶级斗争熄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你们看嘛，最近报纸上登了《擒获十只拦路虎》，那些坏家伙在那里又是抢劫，又是杀人，又是奸淫妇女，这不是阶级斗争吗？阶级斗争熄灭了没有呢！”《擒获十只拦路虎》，是我在河北魏县采访漳河特大洪水灾害时，顺手牵羊捞的一个“外快”，是没有通过公安部的。其实，这是我的一个重大失误的意外收获：在魏县采访漳河水涨浪滔天的时候，我把笔记本丢掉了，那上面，有彭真、罗瑞卿张鼎丞、史良等诸多领导同志内部报告的原始记录，我吓得浑身出冷汗。不得已，找到魏县公安局，请求他们帮助找回笔记本。他们果真帮助我找到了，而且告诉我在那种农村小县，不会存在失密问题。在闲谈中，县公安局的同志提到了他们破获的十个抢劫犯拦路杀人、强奸、抢劫的事，我就此写了这篇通讯。想不到我这篇小小的通讯，竟然引起了罗瑞卿同志的关注。
罗瑞卿同志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无限忠诚，对下级关怀备注，很多 志对此都深有同感。1958年以后，《光明日报》的报道方针有所改变，政法工作不再是它的报道重点了，我被派到成都记者站负责，党员组织关系放在四川省委宣传部。次年，发生了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有一次，我奉命去省委宣传部看大字报，凑巧碰到任白戈同志。重庆刚解放时，白戈同志就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以后又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我当时是西南《新华日报》的记者，工作上经常有来往，所以彼此较熟。他的夫人华逸同志，是女子师范学院的军代表，也是我工作中经常交往的同志。白戈同志问我在北京都干了些什么，我一一告诉了他。他又问我北京好还是四川好，我说四川好。他还开玩笑说：“小汪，你不要认为我们都想往北京去，故意这么说来宽我们的心……”
我说：“那里呢！”
接着，不知怎么就谈到了我在公安工作中的采访活动，谈到了罗瑞卿部长,白戈同志说：“罗瑞卿，我熟。”
接着，谈到了他们在四川南充干革命，做党的地下工作，还同台演过戏的情况。我跟任白戈同志谈话比较随便，他对我谈话也很随便。他还考我：酒，数那里的最好。我故意说，泸州的老窑大曲，蔺市的郎酒。他说：“错了，错了！好酒，还是贵州的茅台。你知道为什么郎酒不如茅台吗？按说都是用的一江之水，为什么郎酒比不上茅台呢？”他说，原来，茅台的姑娘嫁给蔺市的小伙子。在封建社会，手艺只传儿媳不传姑娘，担心姑娘嫁出去后，把绝技也传出去了。在姑娘结婚的那天，老头在煮酒，猛然发现姑娘在门缝里偷看。为了使绝技不致外传，老头把一菠箩酒曲，一下子都倒入了蒸锅。从此，蔺市虽掌握了制好酒的几乎所有技艺，但就是掌握不了放酒曲的具体比例，所以至今为止，郎酒总比茅台差一点劲。我们是天南地北随意闲聊，但白戈同志所说到在南充与罗部长一起干革命，做党的地下工作，同台演过戏，则是非常认真的。
1972年，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院里有位领导同志，曾与罗瑞卿同志一起在晋察冀工作过。当时，林彪已经垮了，但“四人帮”还在台上。那位领导同志对我说，他在晋察冀的时候，曾与罗瑞卿同志在一个单位工作，因某件事两人曾大吵了一场。罗瑞卿那时已是将军，他仅是个团级干部，但吵了之后，两人关系还是很好，可见罗瑞卿同志对待下级干部是宽宏大量的。这位领导坚决驳斥了林彪之流对罗瑞卿同志的诬陷，说罗是最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毛主席的。有几位新闻界的同行也对我说，罗瑞卿同志当公安部长期间，毛主席一出现在群众场合，罗瑞卿同志总是用自己高大的身躯保护着毛主席。可见是非自在人心，公道自在人心，善恶自在人心。尽管林彪、“四人帮”掌握了几乎全部的宣传工具，实施强加于人的诬陷，但还是未能取代人们的亲身感受和真切感情。
有位将军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古以来一台戏，才子爱佳人，奸臣害 臣。”这话是很有些道理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红娘比之崔莺莺，要聪明得多，灵巧得多，品质也好得多（不会搞本来想与张生相爱，又反责红娘的穿针引线那套玩意儿），但张生爱的还是崔莺莺，并不对红娘动情。而忠臣呢，总是把心操在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安居乐业和丰衣足食上。奸臣却绞尽心机，去讨好迎合皇上，陷害忠良，而且还往往得逞。明君之明，在于亲“贤人”、远“小人”。我们无产阶级的领袖，理当从毛主席在湖南滴水洞写的那封信中，得到启示：“要兼听则明，不要偏信则暗，以免忠奸颠倒，造成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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