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初，有一张8开军中小报，它虽然是茫茫报业海洋中的沧海一粟，但它不仅深受所在部队官兵的喜爱，而且还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这张报纸就是由陆石同志创办的中央警卫团(师)的机关报——《士兵报》。1949年6月，我有幸从华北大学参军到中央警卫团，次年调到《士兵报》编辑部，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在这期间，陆石同志讲述了战争年代创办《士兵报》的故事，我们在一起，用手中的笔记载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50多个春秋，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

一、 半截钢板起家办起了《士兵报》

《士兵报》，是用半截钢板办起的一张军队内部油印小报，它诞生在战火纷飞的陕北战场上。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陕北，为消灭进犯之敌，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毛主席亲自指挥作战，转战陕北。担负保卫党中央任务的警卫团，按照中央“什么东西都不给胡宗南留下”的指示，实行“坚壁清野”。临行时，政治处负责刻蜡版的王桢同志，把天天和他为伴的钢板也砸成两半给扔了。正好宣传干事陆石从连队回来，发现砸断的半截钢板，就拣了起来，用手掂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不定还能派得上用场!”顺手就打进了背包，背着它随团转移。

中央警卫团撤出延安后分成了三个部分，一部分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一部分随朱德、刘少奇同志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委；陆石同志则随叶剑英、杨尚昆、邓颖超等同志组成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县临三交镇。当时的具体任务是留守后方，保卫中央后委的各位首长和机要部门，同时按撤离陕北时朱总司令的指示，加紧部队训练。

1947年12月，警卫团张廷桢政委奉中央社会部之命，从太行野战部队调来800多名新兵，为了提高新战士水平，部队正进行警卫业务技术训练。1948年2月23日，部队停止了训练，转入整党运动。当然执勤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但主要精力是进行“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康生搞得很左，同志们都很紧张。刚巧叶剑英同志从北平军调处回来，发现这一情况后，他立即去中央向毛主席反映，因此，运动没搞多久（仅进行了一个多月），就停下来了。

1948年入冬不久，部队又开始冬训。训练期间，涌现出很多先进人物。在总结会上，警卫团首长进行了表扬。陆石想，这么重要的会议，上岗执勤的同志却听不到。为了让上岗的同志及时知道，做到执勤、训练两不误，他想出个办法，便向张廷桢政委建议：把先进人物的事迹写成通讯报道，发给分散的各连队，既可及时传达信息，又可以帮助战士提高文化。张政委欣然同意了。陆石立即着手筹划办报。要办报，什么也没有，这时他想起了从延安背来的半截钢板，真的派上用场了。有了钢板，可没有钢笔，他就把一根竹筷子从头劈开，把房东大娘纳鞋底用秃的大针磨秃点，插进筷子再捆紧，刻蜡板的铁笔就有了。蜡纸和油印机怎么办？只好借用社会部的了。办报的物质条件算具备了，陆石就下连队，一连几天去采访，一个先进人物一篇报道，有长有短，一般二三百字，再配上团里的重要消息，除了报头、标题的位置，准备2000字左右的稿子就可以了。文章齐备，算一下，正好一张蜡纸的版面，只欠报头。起个什么名字呢?陆石反复考虑，觉得叫“士兵报”比较好，有的同志建议叫“战士报”。后经研究，团领导决定用“士兵报”为报名。很快《士兵报》创刊号与连队战士见面了。遗憾的是工具落后，每张蜡版只能印100份，就不能再印了。尽管如此，战士们看到直接反映自己的报纸，备感亲切，如获至宝，每次发到连队都争着看，抢着读，给陆石以极大的鼓励。为了更多、更及时地反映战士们的生活，提高报纸质量，保证如期出版，陆石同志经常白天采访，夜间在一盏微弱的小麻油灯下，加班加点，不是熬夜写稿，就是刻钢板，一刻就是几个小时，实在忙不过来，就请文化教员刘洪同志帮忙。

1948年5月，在陕北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最后决战的关头，党中央、毛主席渡过黄河，经山西五台山进入河北平山。至此，原分为三个部分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团部队，随着党中央的平山会合，又重新会合在一起。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到达平山后，日夜操劳指挥三大战役，准备解放全中国，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时，中央警卫团为进北平，作好新形势下政治思想工作和警卫工作的准备，开展了入城教育，急需教材，团里决定抽调陆石同志和宣传股长董济民一起担任了编写入城教育教材的任务。《士兵报》一时抽不出人来接替，只好停刊。这张小报受到战士的欢迎，在战火纷飞中对推动部队训练，提高新战士的政治、军事、业务、文化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 进北平《士兵报》改版

 1949年3月，中央警卫团随党中央、毛主席从平山西柏坡开进刚刚解放了的北平。部队进入从农村转入城市、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部队同志们感到眼前的一切，都非常新奇、陌生。从电灯、电话、自来水怎么用，交通规则如何遵守，到认不得也搞不清的街道胡同、读不懂的各种文件、告示……。尽管进京前在西柏坡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学习了城市政策和城市警卫工作，也作了进京的政治思想准备和政策及业务准备，但是新环境、新生活的现实使部队深感，过去熟悉的东西很多都用不上了，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对于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来说，要比站岗放哨、拼刺刀、扔手榴弹还困难得多。就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警卫团的任务是，边执勤，边进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部队训练。由于进京后，部队执勤点多、线长、面广，从香山一带到北平市内所有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全由警卫团负责，任务十分繁重。不久，中央决定中央警卫团扩编为中央警卫师。一大批由各野战军选送来的部队转为警卫部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交流部队学习政治、文化和城市警卫工作经验，传播城市知识，及时传达上级指示精神，1950年师党委决定《士兵报》复刊。从部队选调3名知识分子到《士兵报》编辑部工作，我就在这时从连队文化教员的岗位到《士兵报》的。为了加强领导，又将已担任文工队队长的陆石同志调来重新主持《士兵报》的工作。

陆石同志原来就是警卫师的“笔杆子”，他早在延安时就是中央社会部枣园文工团的编剧，写过许多秧歌剧和京剧。收入秧歌剧集《生产建设》中的秧歌剧《动员起来》曾获得陕甘宁边区比赛一等奖，秧歌剧《赶猪》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京剧《反南阳》、《唐赛儿》先后在延安、北平演出，均获好评。同时，陆石又是《士兵报》的创办人和原主持人，他回来重操旧业，当然是最理想的人选了，大家都很高兴。

我和从华北大学一起参军的宋婕、从冀中军区来的李自治则都是新手。在陆石的带领下，大家热情非常高。人手多了，《士兵报》很快又和警卫战士见面了。由于经费不足，《士兵报》暂时只好油印，只是版面扩大了，改为两张蜡纸，编排也讲究了，内容也丰富了；能及时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反映师领导的要求，报道连队生活，表扬先进典型，传播训练和值勤的新经验。出版周期缩短，改为周二刊。但这种情况远不能适应部队的需要。部队党委要求尽快把《士兵报》改为铅印。一天，陆石同志从师部驻地香山卧佛寺进城看望市公安局刘涌同志，谈起《士兵报》的情况。刘涌同志原是中央社会部二室副主任，他随谭政文副部长接管北平时留在了市公安局，任局党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刘涌同志对这件事很关心，他说：“都进城了，《士兵报》还是油印哪行?”接着又说：“我们接收了一个小印刷厂，有一台脚蹬的小印刷机，有铅字，还有七八个工人，你们接过去吧!”陆石一听高兴极了，立即回部队去办手续。第二天，《士兵报》除了女同志宋婕留守外，全部出动，乘坐师部派出的大卡车进城到东四流水沟(现为公安部宿舍)，把这个小厂连人带机器全部接收过来。汽车回到卧佛寺，大家用大绳子把机器搬出卡车，安置到一间房子作厂房，总算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士兵报》从进城复刊油印出版11期，从后第12期起，改为八开铅印，版面又扩大了一倍，周期缩短为双日刊，印数增加了十多倍。每期报纸都送呈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每人一份，全师部队每班一份。从此，《士兵报》旧貌换新颜，完成了从“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

三、 毛主席亲笔题写报头

《士兵报》铅印出版后，全师上下都很高兴，感到部队建设多了一个“好帮手”。师党委为加强领导，不久成立了《士兵报》编辑委员会，师政委张廷桢为主任，师长刘辉山为副主任，张耀祠副政委、参谋长古远兴、政治部主任向前、宣传科长董济民、主编陆石及编辑组长李自治、和我（记者组长）为委员。编委会每周召开一次，遇有重要议题临时召开。每期稿件都要经过三级严格把关，最后由张政委亲自签发。在一次编委会上，政治部主任向前提议：“现在《士兵报》办得不错，铅印效果也很好，是不是可以请毛主席给我们题个报头?”大家一致表示赞同。并建议陆石同志去找汪东兴同志。陆石同志早在中央社会部枣园文工团工作时，汪东兴同志就他的老领导，彼此很熟。陆石同志来到他家里，说明来意，汪东兴同志非常支持，满口答应。

第二天上午，汪东兴同志打电话给陆石说，毛主席的题词写好了，让他来取。陆石同志立即从香上乘车到中南海，正赶上下班，便去汪东兴同志家里。汪东兴同志从书房拿出一卷宣纸，在桌子上展开，只见用毛笔写的三个方寸大字“士兵报”，共写了三条，在中间那条字的右上角画了一个圆圈，看来这个是毛主席认为比较满意的一条。汪东兴同志对陆石将：“毛主席工作特别繁忙，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这件事我是交叶子龙秘书办的。”当时，毛主席已经吃了安眠药，正准备休息，一听说是中央警卫团求写报头，他非常爽快地说：“好，现在就写。”没有休息，马上动笔，毛主席穿着睡衣给你们写的。“陆石听后，非常激动，带着题词急回师部交给向前主任。师领导和编辑部的同志看到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士兵报”这三个鼓舞人心的大字，有听了陆石的介绍，都非常振奋和感动。当天，文化科寺华同志帮助拍了照。很快，由毛主席题写报头的《士兵报》和大家见面了，报纸配发了消息。师党委专门作出进一步办好《士兵报》的决定，号召：“要使《士兵报》成为毛泽东思想和全师建设相结合的桥梁。”广大部队官兵看到这期《士兵报》更是兴高采烈，备受鼓舞，纷纷打电话、写信到政治部和编辑部，表决心致祝贺。许多连队还把这期报纸贴到墙上。事隔多年，陆石同志生前每当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

四、 毛主席评点《士兵报》

《士兵报》坚持每期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送阅。建国之初，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领袖，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抽出时间看我们这张不起眼的《士兵报》。不仅看得仔细，有时还亲自批改和点评。1950年春，有一次刘辉山师长到毛主席住处检查警卫，顺便给毛主席送去新出的《士兵报》。刘辉山在井冈山时期就给主席当警卫员，后跟随主席经过长征、保卫延安、进北平，从警卫连长、警卫营长、警卫团长到警卫师长，对主席等中央首长忠心耿耿，毛主席对他的感情也很深厚。刘师长放下报纸正转身要走，主席微笑着说：“多日不见啦，坐一坐吧!”毛主席放下手头的工作翻看小报说：“这张小报办得很实际，我经常看，从这张报上能了解到很多情况。既了解了你们部队的情况，也了解到一些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活动情况，所以我很爱看。”主席首先肯定了成绩，给了鼓励。接着又问：“几个人办这张报?”刘辉山师长回答说：“编辑部一共5个人，在延安写《动员起来》的陆石在那里牵头。”

毛主席一听陆石的名字，就说：“啊!陆石，那是个秀才。”毛主席一边看着小报一边说：“办报不简单，是一门特殊的学问，要边干边学，告诉他们文字上要通俗，语法上也要讲究。报纸是给大家看的，战士们看了会跟着学。”毛主席还建议编报的同志要多向老记者范长江及有关专家学习、请教。毛主席还在《士兵报》上把有语病的个别段落、句子、标点，用笔勾画了出来。刘师长把毛主席的关怀和教导带回师部。张廷桢政委立即召开编委会，要求我们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认真研究改进文风，进一步解决文章长、套话多、学生腔、语法不规范(有的文章文言、白话混杂)等问题。我们编辑部在陆石同志主持下连夜开会，学习、讨论主席指示，制定改进措施。那时警卫部队政治、军事素质很高，但文化水平却很低。一个连里有一两个高小文化的人就很不错了，能写稿的通讯员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几个采编人员都不是学新闻和语言专业的，任务又很重，大多数稿件全靠自己骑自行车去跑连队采访，回来再编写，但都很认真。我们常常为了一个标题的设定、一个稿件的取舍或一个词的运用争论得面红耳赤，也常为一个重点稿件的采写要跑连队、执勤点好多次。下面来的稿件，多数需要重新改写。面对要求高、时效强的形势，陆石同志不仅要亲自写重要文章、社论，还要对我们采编的稿件，从政治思想、体裁到语法文字修辞，是否涉及中央机密等等，都要严格把关，亲自动手审改，反复推敲，力求完美、无误，然后再送交政治部主任向前、师政委张廷桢审查签发。陆石同志在延安时，高度近视已达1500度，家上长期从事文字工作，长期在小油灯下刻蜡版、写东西，视力已经很差了，看稿子鼻尖几乎触到纸上。为了办好每期报纸，改好每篇文章他经常彻夜不眠。很多次，我们睡了一大觉，半夜醒来，他还在灯下伏案工作。

 为了提高我们的办报水平，办好《士兵报》，陆石同志多次请《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同志到我师给我们亲自指点。范长江同志在延安时期，在转战陕北时期，都和警卫团部队在一起生活、战斗过。进京后，也常有来往，尤其又有主席关照，所以每请必到，给了我们很大帮助。1951年，又请我国著名语法修辞专家、《毛泽东选集》的语法校对吕叔湘、朱德熙两位著名教授为我们讲语法修辞课，使我们几个年轻的采编人员受益终身。只可惜毛主席亲自圈点、批改的那张《士兵报》没能保存下来。

五、 跟陆石办报

写新闻成历史。戴着高度近视镜，一派书生相貌的陆石同志，干起工作来却有着军人的气质，既雷厉风行又细致入微，既有似火豪情又有冷静思考。《士兵报》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直接关怀下，又有师领导的高度重视，由陆石主笔，越办越起劲，也越有起色。经历了许多难忘的日夜，写下了许多可以光照历史瞬间的文章。

1950年秋，为迎接建国后首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士兵报》集中力量，采写了十多名警卫和战斗英雄的典型事迹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由于进京后的警卫师成员，除原延安中央警卫团外，其它各团是由各大野战军选送的战斗英雄和功臣为主组成的。其中有转战陕北时，在汪东兴同志任临时组成的中央“亚洲纵队”副参谋长指挥下，以一个排兵力击退胡宗南两个旅三次进攻，掩护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安全转移的少先排排长陈少先；有在警卫中央岗位上多次立功，曾保卫周恩来副主席崂山脱险的著名警卫英雄贺福祥，有四野调来的著名战斗英雄倪文正扥有关稿件，都是在陆石亲自设计和带领下采写的。见报后，对部队产生了极大的教育鼓舞作用。贺福祥的事迹在《士兵报》发表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经改写后，中央人民电台录音播发，在全国、全军产生了很大影响。贺福祥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上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举行宴会时，周总理还特意为贺福祥敬酒三杯，贺福祥感激地说：“谢谢周总理的关怀!”周总理深情地说：“应该感谢你，贺福祥同志，我是永远忘不了你的。”在以后的十年中，贺福祥曾不断得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在生活上、思想上的关怀和教导。1953年，贺福祥结婚时，周总理委派邓大姐特意亲临祝贺，并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他作为新婚贺礼。30年后，当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已经转业到北京橡胶总公司任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的贺福祥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禁不住泪水沾襟。

这年冬季快到春节的时候，从延安县民政局来了位年轻的女干部，领着一个6岁的小女孩，到北京找到警卫师，说是给原来在延安的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干部送孩子的。原来，1947年3月，中央警卫团随中央撤离延安时，有一位干部无法带走还不满三周岁的孩子，便托付给陕北的一位老乡家。全国解放后，这位老乡听说中央警卫团跟随毛主席进了北京，便托当地民政部门把孩子送到北京，交给她的亲生父母。这位女干部就是带着这个任务来警卫师的。为欢迎这位延安来的特殊客人，并祝贺孩子和父母一家团聚，师司令部召开了一个小型招待会，吃了一顿“团圆饭”。陆石同志派我采访，并立即写了一篇《胜利后的团聚》的通讯。刊在《士兵报》上。部队普遍反映，军队和老百姓永远是一家人，这种情谊真是太深厚了。

这位女客人还神密对我说：“小同志，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想请你帮忙。我老家也是辽宁的，咱们可是老乡啊!”我问他什么事，她告诉我说：“临来之前，延安的老乡听说我要到北京，到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师来，都托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问好，并让我转告毛主席，延安老百姓现在比以前生活好多啦，就是都很想念毛主席。”对这件事，我满口答应帮忙。这时，她又从背包里拿出几个小包包，有红枣、有核桃还有煮好的鸡蛋，有咸的、有淡的。她说这是老乡托她带给毛主席的礼物，求我设法转交给毛主席。对这件事，我有点为难了，心想，都进北京了，毛主席想吃什么都有，再说这些食品从延安带到北京，路上走了好几天，没有必要给主席送去。我立即向陆石同志汇报了这件事和我的想法。陆石同志认真考虑后，如实向师首长作了汇报。师首长答复得很干脆：“照传不误”。很快，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这位延安客人，详细询问了1947年撤离延安后，延安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情况。主席一边品尝着延安老乡远道送来的红枣，一边深情地说：“战争年代，陕北、延安的老百姓受苦啦，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全国的胜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位女干部听了，十分感动。向主席告别时，主席一直把她送到门外，并请这位女干部回去之后，一定转达他对延安人民的问候和感激之情。在陆石的授意下，又发了一篇题为《毛主席和老百姓心连着心》的通讯。部队的同志，特别是从延安来的老警卫团的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深受感动。

1951年元月，中央警卫师(对外称“公安警卫师”)召开了扩编以来的首届全师英模代表大会。参加会的代表有警卫英雄，还有从各大野战军新调入的战斗英雄及各条战线上的模范人物。大会组委会决定奖给英模代表每人一个有中央首长题词的纪念册。于是分头去请首长题词。朱德总司令及罗荣桓、陆定一、彭真、罗瑞卿、杨尚昆、付钟、肖华的题词都先后落实。请毛主席题词的事交给了古远兴参谋长去办。古远兴到了毛主席的住所，先见到了江青，说明来意后想请江青帮忙，江青说：“我可以看看主席现在在做什么，题词的事你自己和主席说，你比我的面子大。”正说着主席听见了，就招呼古远兴到房间，主席说：“关于保卫工作的题词，我写了两句，已经交给罗瑞卿了，你们就用那条好了。”那时，中央警卫师编制归中央军委，业务归公安部，双重领导。于是到公安部拿到了主席的最新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当把毛主席的题词向大会展示时，全体代表起立鼓掌，一片欢腾。这幅题词，登在当天的《士兵报》上，印在了每个英模代表的纪念册上，记在了每个警卫战士的心里，从此，这条题词又成为全国公安保卫战线的座右铭。

这次大会开得十分充实和热烈。据汪东兴同志介绍说，毛主席看了《士兵报》上刊登的有关警卫英模的事迹和大会花絮，十分高兴。大会闭幕后，师首长特意表扬了《士兵报》全体工作人员为大会做了很好的工作。陆石同志对我们编辑、记者的奖赏是：“今晚好好睡一大觉。”实际上，十几天来，睡眠最少的是他自己，最累的也是他自己。他这个人，干起工作来，从不指手画脚，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自己，分配给下级的任务也都要详细交代，细致耐心地教我们怎样去工作。我们的稿子写得不够好，他从不发脾气，而是拿起笔来，边改边教。我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所以逐步提高，多得于他的教诲。他认真、负责、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这年年终总结，陆石把编辑部每个人的成绩和优点说得非常充分，并推荐两位同志立功，却从不提自己。

由于我们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身边工作，在工作、生活上也经常得到毛主席的关怀。1952年夏季的一天，我在中南海采访毛主席警卫连的事迹。连指导员邢林芝领我到主席住处的值勤点，正遇上毛主席在室外乘凉。行政处正好给主席送来了一盘切好的白皮香瓜，主席看见我们，就亲手递给我们每人一块香瓜，见我不好意思拿，就微笑着风趣地说：“见面分一半(瓣)，请你们吃瓜。”主席不认得我，问我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家在什么地方，我向主席一一作了回答，当我说到我在警卫师《士兵报》工作时，邢林芝插了一句：“他是我们的小记者。”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啊!现在的小记者将来就会成大记者。”主席还说经常看到《士兵报》并勉励我们努力办好报纸，给警卫战士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帮助部队提高文化水平。谈话间，秘书来请主席接听电话，我们便向主席道谢告辞。回到编辑部，我把情况如实向陆石作了汇报，心里想准得挨批评。但陆石却和颜悦色地说：“要注意不要打扰首长。偶尔遇到首长，要保持谦虚有礼，尽量不耽误首长的宝贵时间，不影响首长的工作和生活。”

这年秋天，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派专机从越南给毛主席运来了葡萄酒，毛主席收到这批礼物后，将其中大部分给了身边的警卫战士。那天晚餐，我们每个餐桌上都摆满了紫红色的葡萄酒。炊事班长、长征老红军陈老汉宣布：“今天的酒是越南胡主席送给毛主席的，主席要我们和他老人家一起畅饮这友谊的美酒。我激动地起立举杯，提议为毛主席和胡主席的健康长寿，为中越人民的友好，干杯!”大家高举酒杯，一饮而尽。餐后，陆石说，这酒咱不能白喝，赶快写文章，不要误了发消息，让这酒香长留在战士心中。他干新闻，脑子里总装着新闻。如同他当文工团编剧，脑子里总装着戏一样。好戏、好新闻，不断出自他的思路里，出自他的大手笔。

1952年陆石同志离开《士兵报》调往公安部警卫局工作。

1953年，中央军委宣传部向全军下达文件，规定军、师以下不再成立报社、文工团。这样，《士兵报》也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宣布停办。不久陆石同志奉命调到国家公安部工作，我们几个年轻同志仍留在师政治部分别做宣传、文教、秘书工作。《士兵报》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只办了几年，但在警卫部队建设上，在人的心里，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陆石同志在他的一生中，数十年如一日，从没停过笔，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字。我跟陆石同志一起办报，只有几年的时间，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陆石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七年了。至今，我仍非常怀念那段生活，怀念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启蒙老师和领导陆石同志。是他，在那历史最重要的时刻，走笔春秋，从一个特殊的侧面，记下了那光辉的历史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