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妇女干部学校（刘慧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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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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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八路军一二九师领导和中共晋冀豫省委共同研究决定，立即组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进纵队” ）前去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并任命第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为司令员，中共晋冀豫省委书记李菁玉为政治委员。
1938年1月中旬，东进纵队出师太行山，挺进冀南平原。4月27日，冀南军区宣布成立。八路军所到之处收编、改造游杂武装，摧毁伪组织，声威大震。与此同时，各级抗日政权和救亡团体也先后组建起来。8月中旬，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开创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冀南四地委所辖10个县，被敌人所控制的邢（台）济（南）路拦腰斩断，分割包围，各县均处在敌人碉堡、据点、公路、壕沟的格子网中，特别是路北四县敌人频繁向我袭击，根据地处在被敌摧毁的危险中。但地委领导不畏缩、不胆怯，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
妇女是一支抗战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此，冀南区四地委于1941年决定建立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即培训县区妇女工作骨干，
使她们成为一支有文化、有觉悟、有能力的妇女干部队伍，以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四地委责成四分区妇救会负责筹建。
根据四地委、专署指示，学校定名为冀南四分区妇女干部学校，我被任命为校长，党内任支部书记。
妇女干部学校学生的来源由各县、区群众团体推荐及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学习期限不定，毕业后分配到各县、区及群众团体机关单位任职。
由于战争环境，四地委、专署的领导同志特别关心妇女干校的安全问题，为此决定妇女干部学校随同地、专机关活动在滏阳河两岸及邢济路的临清、企之、清江、广曲等县。
妇女干校的经费、供应等，与其他所属单位实行同一标准。干校按教职员、学生实有名额造册报送四专属有关部门，核发定量的粮、油、菜金、津贴等。
干校的职员有郭佩秀（1941年4月调妇女干校任教，秋季因病休息）、杨松坡（1941年5月到校任教）、刘香亭（1941年秋到校任教）。 其他职员还有葛甫、徐明、梁育才等人，于1941年5月妇女干校开学后陆续到校工作。
在战争环境中，人力物力极其缺乏，创办一所学校的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干校当时只有一块不足一平方米的小黑板，一块缺了角的刻字钢板和一支刻字铁笔，一支记时用的小闹钟；生活和炊事用具就是一口大行军锅，一把大铲，每人一条可装五六斤米的布袋子，每个学生自备碗筷。这就是干校的全部家当。但是，我们几位校领导的干劲很大，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方奔跑，求得各方面大力支持援助，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妇女干校开办起来了。
1941年5月间，四专署所属的威县、南宫、广宗等县妇救会和机关团体陆续介绍来了很多学生，因是战争环境，没有固定校址，就随地专机关活动于各县，每到一处，就借住老乡的房子当校舍。到校早的学生，有郭吟雪，曲蕴甫，刘辉，赵步慧，任慧贞等，她们的年龄从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不等。有几位地专领导同志的亲属也被送到干校学习，如张霖之同志的妹妹张淑文，肖一舟同志的堂妹肖凤志、肖凤仪，张浩天同志的妹妹张敏，马东斗同志的女儿马宝欣等。
学生有四十多名，我记得名字的有：曲韵甫（王树荣）、赵步会、田斌、李玉竹、任惠贞（李英）、吴志英、郭吟雪（郭树平）、张玉真（张淑洁）、吴志芳、刘辉、张延芳、王涛、常双、王再生、房民英、邱秀芝、齐建敏、张焕、李辉、李苏、刘庆超、粟国英、高爱风、张爱华、吴淑珍、沈凯、张敏（张志超）、马宝欣（马方晓）、王四美、刘金凤、王文静、张振敏、吴慈范、肖凤志、肖凤义、刚惠荣、张淑文、贾杰清等。这些学生分为四个班，推选曲韵甫、郭吟雪、刘辉、刘庆超为各班班长，她们是老师的有力助手，负责一个班的学习、吃住行军等生活方面的事务。这些学生的文化成度参差不齐，为便于教学，依其文化程度编为为两个大班，进行复式教学。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学生，课后进行辅导。课本的编写、刻、印等工作，均由我和郭甫、杨松坡等人负责。
干校的师生教职员工共50多名，除3名炊管人员是男同志外，其余都是女同志。我们将学校师生中的党员组成一个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后由马庚同志担任）。这些女学生在革命的大熔炉中，毫无娇骄二气，遇着什么困难，毫不畏惧，毫不气馁，这是和学生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分不开的。她们在学习上严格遵守制度，教学相长，刻苦学习；在生活上泼泼辣辣，抢着干重活累活，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亲如家人；行军时不怕苦不怕累，身体好的主动帮助体弱的背行李和米袋，互助互让已成良好校风。有时日夜连续行军不得休息，人困马乏疲劳不堪，她们从不叫苦。记得有一位年龄仅有十三四岁的李苏同学在夜行军时，她边走边睡，掉进土坑里仍迷糊未醒。
徐明同志担任管理员，这个同志非常能干，既是管理员又是炊事员，吃的米、面、菜等全由她一人张罗，有时没柴烧，就让学生在课余时间三五结队到村外去捡。
干校的老师仅三、四位，她们既是指挥员又是工作员，也可以说是保育员。同学们大都是十几岁刚出家门的女孩子，我们对她们不分事情大小都得操心。我们每到一村庄只住几天，同学们的学习、生活、行军和安全等都被当作头等大事。我们随同地专机关一同转移到威县三区一带时，报到的学生多起来，老师们忙于开学前的繁杂事务，徐明同志更加忙碌不堪。有一天，刘香亭老师让郭吟雪回家找位炊事员帮徐明老师，由于村里人知道这个工作又苦又累都不愿意来，只好将其本家的堂侄郭渭湘带到学校。他来后看到学校缺粮缺柴困难重重，只干了三天就不辞而别了。干校是在这种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办起来的。
干校于1941年5月正式开学，教材是由老师自编自刻自印，路沟、树林、沙行子就是课堂，学生的膝盖就是书桌，行李包就是坐凳。老师的教具就是不足一平米的小黑板与几支粉笔。尤其那一个记时用的小闹钟，更是功能多用，学校的作息时间、做饭开饭时间以及学校一切记时性活动，都要靠这个小闹钟。当时日寇据点增多，环境恶劣，我们经常夜行军，白天坚持上课。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妇女干部学校坚持学习了一年多的时间，虽时间很短，但学到了党的基本知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打败日寇的决心和信心。
1941年下半年，抗战形势日趋艰苦，深秋的一天傍晚，我通知各班晚饭后做好行军准备，打好背包、米袋及带好自己所有的衣物，然后到村南场院集合。同学们做好准备，迅速跑到指定地点待命。
当时在那里集合的有四地委、四专署的领导机关及所属部队，滏阳中学、师范学校等单位也在那里整装待发，场院里静静地坐满了人。
天渐渐黑下来，传出命令后我们出发了。四军分区的先遣部队在大队前面开路，行军路上纪律非常好，单位多，人员多，而秩序井然，无一违纪的，都在鸦雀无声的随大队前进。半夜时分，前边忽然传来命令：快到封锁线了，请同志们做好急行军准备。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封锁线是什么样的，走到近处一看，原来是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沟深约有三层楼高，虽然先头部队用土填了一些，但过沟也不容易。往下滑还好些，往上爬可难了，已经过了渠的先头部队，往上拉后边的人，一个拉一个往上爬，精神非常紧张，谁也不敢吭声，更不敢松手，我们全校师生，手拉手地都爬上了路沟，大家才喘了一口气。紧接着先头部队又传来命令，让队伍跑步前进，我们一口气跑了三、四里路，听到后面有枪声，才知道四分区保卫我们过路的部队和伪军打起来了。
这一夜我们走了约有八十多里路，真是人困马乏。天快亮时，才走到一个村庄小树林里休息。
我们随地、专机关到邢济路南后，常住企之县的香城固和临清县的下堡寺、邵庄一带活动。每到一个村庄稍事休息后就开始上课，课余时间让同学们三、五结伴到村外捡烧柴，并捡一些可吃的野菜带回来，煮熟消毒加些油盐，改善生活，就如吃美味佳肴一样。
194年秋，四地委派马庚同志到妇干校任生活指导员。随后党支部改选，马庚同志任支部书记，肖凤至同志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马庚同志负责学校的文体活动。从此学校的文体活动更加活跃了。我们除上课外，还向所住村庄的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宣传党的十大纲领，宣传抗战胜利的消息，写壁报，唱革命歌曲，演小型活报剧，慰问军烈属，动员妇女群众做军鞋军袜，慰问军队，并动员群众送子送夫参军参战和交纳公粮等社会活动，受到当地干部的欢迎和称赞。
1941年深秋季节，青纱帐已过，日寇加紧了疯狂的扫荡，此时天寒地冻，师生没有棉衣穿，但每天照常出操，上课从不间断。早晨出操跑步，为御寒我们就把被子捆在身上跑步。大家风趣地说：“晚上睡觉是被子，出操变成洋斗蓬，技术高明，跑步都掉不下来。”
在严冬季节里，我们还经常进行夜间行军演习，以适应备战时需要。待大家就寝后，一声哨响，全体师生就迅速起床，全副武装，到村外跑一圈再回宿舍睡觉。
后来，我们看到同学们实在抗不过无情的严冬，就与企之县妇救会主任宋磊（玉萍）联系，向老乡们动员了一些棉衣，分给大家以解燃眉之急。因不够每人一件，老师、班干部和学生党员就主动提出不要，让给其他同学穿。
在学校，老师们是非常辛苦的。白天上课和处理学校的一切事务，晚间等同学们就寝后，老师们还要带领几个班干部到同学住处巡视查夜，很晚才能回宿舍睡觉。
这个查夜制度，自开学以来从未中断。严冬季节不穿棉衣去查夜，一出门冻得全身哆嗦。郭吟雪同学自幼父母去世，衣物很少，入学后我给了她一件棉毛衣，杨焕文老师给了她一件棉裤。有一次，马庚老师问她为什么不洗脚，她说：“我的脚和袜子被血水冻粘在一起了。”
马老师就把家里给她的一双新棉鞋拿来给她换上，激动得她不知说什么好。这些衣物一直被她保存到1949年随军南下。
干校活动于邢济路南各县，同学们的家又在路北各县，虽一路之隔，但日寇据点遍布沿线，同学们回家取衣物十分困难，且有一定的危险性。1942年春节前，大家实在抵不住深冬三九严寒，老师又怕冻坏学生的身体，决定派管理员徐明带学生回家取衣物，为了学生行路安全，沿途都是通过地下交通站、部队和地方政府派人护送才回去的。这样终于度过了严冬的学习生活。
1942年是冀南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4月29日由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调集了日伪军3万多人，向我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四地委处于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受到敌人的摧残更加严重，分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等200余名干部战士和群众英勇牺牲，行署秘书主任等100余名干部战士和群众被捕。
“四•二九“大扫荡这天，我们妇女干校正活动在临清县马尔寨村。东方刚刚发亮，我们就听到枪声，即刻跑到村外，村外敌我双方枪声、人喊马叫声混作一团，我们随同老乡指引的方向，隐蔽在路沟、沙岗子穴里。根据地群众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看我们是女学生，与当地妇女不同，他（她）们便主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怕遭意外，想方设法掩护我们，帮我们换衣服换鞋，帮我们梳头等，打扮成当地妇女模样。有的老大爷、老大娘说：如果敌人来了，咱们跑不出去时，就说是我的孩子，敌人打你多么厉害也不能屈从。这次大“扫荡”，我们随同老乡跑了三天三夜，又渴又饿，在危难时，老乡们吃什么东西，就给我们吃什么，同吃同喝，生死与共，共同度过了最紧张最艰难的几天。甚至一位讨饭的老大娘，看到任慧贞同学饿得弯着腰走不动路，竟把要来的半个窝窝头给任慧贞吃了。
经过几天与敌人的迂回周旋，终于摆脱敌人，我们几十名同学无一伤亡。按照预定的集合地点，同学们陆续来到常白地村集合。村长常树椿、县农会干部常俊贤等，热情地帮助我们安排食宿。全体师生见了面，非常高兴。
敌人大“扫荡”后，我们稍事休息整顿，即转移到广曲、企之、威县一带贺固、香城固、东西孝固村，恢复了干校的战斗生活。
此时，冀南区党委决定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同志兼任四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执行一元化领导。不久，上级领导机关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积蓄力量，要求各地区的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化整为零，坚持游击抗战。妇女干校同地专机关一样，遵照地委指示精神，决定暂时停课，师生化整为零，进行疏散，原则上确定都回到自己原机关坚持工作或学习，待形势好转再复课。
妇女干校开办时间虽然不长，但为冀南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妇女领导干部。我们自疏散后，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勤奋独立地工作着，发挥了妇女的骨干作用，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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