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党羽在怀柔落网记(陈凤春)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8
   1971年9月13日,在北京市怀柔县沙峪公社(现为渤海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反党集团党羽直升飞机迫降事件。当时我正担任怀柔县公安局驻沙峪公社公安员,并临时兼任公社武装部长。在这一事件中,我积极组织、发动群众保护现场并直接参加抓捕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羽李伟信等人,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令我终生难忘。
  一、发现一架直升飞机
  沙峪公社位于北京市怀柔县西北部山区,距北京80公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这里的人民为祖国、为民族的解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抗战期间打响平北第一枪的就在这里,无数革命先烈在这块土地上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篇章。
  1971年9月13日,作为公安员我正在这个公社的渤海所大队“蹲点”。我有早起晨练的习惯,这天早晨5时起床。从东方露出的晨曦看出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我吸了一口略带泥土气息的新鲜空气,兴致勃勃地开始活动身体。
  大约6时许,忽然听到西南方向传来直升飞机的蜂鸣声,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大,渐渐的我觉得飞机好像在村西南不远的上空盘旋,后来又听到飞机所在方向传来几声沉闷的枪声,我感到有些不对劲,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捉摸不上来。但公安人员特有的警惕性和敏感性,使我立即警觉起来,准备带人过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这时,公社党委常委、大队党支部书记邢天瑞,副书记兼民兵营长胡德社同志也闻声跑到街上,于是我们3个人迅速汇集到一起。街上人越来越多,一些群众开始七言八语地向我们汇报情况。早起干活的群众发现有一架直升飞机在村西南上空盘旋,有的说转了两圈,有的说转了三、四圈,后又听到飞机里“叭、叭”枪响,这架直升飞机就落了下来。他们看见飞机上下来四个军人模样的人,有三个人下飞机往北走了,其中一个人胳膊上还流着血,由另两个人搀扶着,走了没多远就钻进了道边的玉米地,每个人手上好像都拿着手枪;另一个在地上躺了一会儿,起来后一句话未说就顺着田间小路朝南边的井峪大队方向跑去;飞机上还有一个人头上流着血,可能被打死了。
  解放后,在这一地区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根据群众反映,我们三个人分析判断,这件事情可能是件大事,应迅速组织民兵把这一带包围起来,决不能让这几个人跑掉。
  “全体民兵赶紧到村西桥头集合,有紧急情况!”
  按照我们的指示,村广播站的大喇叭很快在全村响起。
  渤海所大队是全县第一大村,这里是老解放区,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民兵又经常组织训练,所以短短几分钟,就集合了几百名民兵。同时大批群众听到广播,手拿镰刀、斧头、棍棒也自动赶到桥头准备参加战斗。
  邢天瑞同志是公社党委常委、村党支部书记,我请他来指挥。他说我是公安员,有战斗经验,要我指挥。情况紧急也顾不得来回谦让了,我当即决定:邢天瑞和胡德福二位书记,一人带队顺路往南直至渤海机械厂封锁沿线,堵住这些人往东逃跑的道路;另一人带队沿公路向西直至本村,堵住往北逃跑的路线;我带部分民兵和治保干部骑自行车,迅速赶往直升飞机降落的现场。
  二、保护迫降现场
  直升飞机降落在渤海所、沙峪、井峪三个大队交界的河滩上,头朝北,尾冲南,右侧机舱门开着,飞机周围站着许多围观群众。因为我在这个公社已工作了九个年头,平时经常下到各村工作,大部分人都认识我,平时都叫我小陈。再加上我身穿警服(当时公安人员的警服是绿军帽、绿上衣、蓝裤子,跟空军只是帽徽上的区别),所以大家看见我来了,就自动给我让出一条路。我要求他们离飞机远点,注意保护现场,然后就登上了直升飞机的驾驶舱。
  登上飞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飞行员依然端坐在驾驶座位上。这名飞行员大约二十岁左右,眼睛闭着,耳机子斜挂在头上,头部被子弹打中,鲜红的血还往下流着,他的胸前放着一张地图,机舱中溅了许多血。
  按着公安机关勘查现场的要求,公安人员到达现场后如果发现人活着首先要先抢救人。我用手试了试他的鼻部、嘴部,已没有一丝气息,接着我又用手摸了摸他的胸部,并把耳朵也贴到他的胸部,仔细听听,发现心脏已停止跳动,再根据被枪击中的部位,我断定这个人已经不行了。我又详细观察了一下机舱,看见直升飞机的正面有两个弹洞,左侧有一个弹洞,机舱内还有两个大提包,一个提包已裂开,里面好像是文件之类的东西。根据保护现场的要求,我对尸体、地图、提包等一点未动,简单记录一下就下了飞机。下飞机后我要求民兵和治保干部要保护好现场,群众必须退离飞机一丈以外,任何人不准靠近飞机,更不准登上飞机。我从地上找了一个石子,沿飞机周围画了一个大圆圈。这时,我在围观人群中看到了渤海村退休老干部鲍朝礼,他是老党员,曾担任过县公安局副局长,保护现场有经验,在群众中有威信。我就对他说:“您来了,太好了,请您帮助保护一下现场,我马上回公社报告”。
  他愉快地答应了,马上配合我工作。与此同时,我还听说有一名群众在飞机旁拣到一支手枪,我马上收上来,一看是一支崭新的“六九”式,里面还压着子弹,我把枪插在腰间。接着就骑着自行车向公社赶去,准备向公社领导和县公安局、武装部汇报情况。
  当时公社设在沙峪村,离现场三、四里地。到公社后,我首先向公社有领导报告了情况。公社领导已从一些群众口中知道了此事。我在向县武装部汇报的同时又通知沙峪大队民兵火速出动,我告诉民兵干部:由村东向南拉成一道防线,向东压缩。随后,我又迅速用电话把事情发生的经过、现场情况向县公安局领导详细进行了汇报,请县公安局领导赶快出现场。紧接着我又给驻沙峪北沟的部队去电话,说明情况,请部队领导马上派战士到现场,协助民兵抓捕逃跑人员。
  电话打完后,我又骑车返回直升飞机降落现场,一是怕现场被人破坏, 二是待上级来人,三是询问情况部署追捕工作。这时,正在井峪大队下乡的公社党委副书记阎炳轩同志也得知情况,并和井峪村民兵连长孙久富等大队干部带领民兵把飞机上人员可能南逃的路线进行了封锁。就这样,三个大队的广大群众、民兵、治保干部已把发案现场周围数平方公里的地带严密地围了起来,形成了坚固的铜墙铁壁。
  我正在指挥战斗时,井峪大队一名干部气喘嘘嘘地跑来向我报告说,直升飞机上向南逃跑的那个人已被井峪大队群众抓获。我立即骑车赶到井峪大队。在大队部里,被抓的这个人穿着一身飞行服,自称是解放军,在飞机上被坏人抢劫了,说他连早饭还未吃。热心忠厚的群众怀着对解放军的深情厚意还给他端来饭菜。我赶到后,通过谈话,得知他叫陈士印,是昌平沙河机场副大队长,奉命执行任务,其它情况他一概不说。
  那时,由于对整个事件的背景一点也不清楚,对直升飞机为什么降落在这里?驾驶员是被谁打死的?为什么被打死?机上其他人员的身份、职务?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点也不了解。为了避免此人逃跑或发生意外,我叫村干部拿来绳子,将他捆上。我记得捆时他穿的是皮夹克,群众给我找来的是根很硬的尼龙绳,捆时还真费了一点力气。在捆时他说他不是坏人,我说:“我是在执行公务,如果是坏人不能让你跑了,如果你不是坏人,以后我给你赔礼道歉!”
  捆好后,我再三嘱咐村干部千万不要麻痹,要认真看管好,决不能让他逃跑。说完就骑车第三次回到飞机降落现场。
  我回到现场后,驻沙峪北沟部队的李指导员也率领一部分战士赶到。我们交换了情况后,决定开始追捕。命令迅速传达给三个大队的领导。在围剿中我拿着收缴的“六九”式手枪,和部队指战员、民兵、治保干部从四面一点点往玉米地中心压缩。因为对这个事件的本身不清楚,这些人究竟是好人、坏人、还是特务也不清楚,而且也未接到上级领导任何的指示,指挥起来非常难。同时我也清楚的知道,逃跑的几个人都带着枪,我们除了十几个部队指战员和我携带枪支外,其余的民兵、治保干部及参战的群众手里只有镰刀、斧头、棍棒之类的工具,而且对方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情况十分危险。所以我嘱咐大家一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目标造成不必要损失;二要严密包围,不能让他们跑掉。
  当我们即将到达玉米地中心地带时,玉米地里突然响起了三声清脆的枪声,因为我们包围人员距他们已经很近,所以枪声听得非常清楚,两枪是在玉米地里打的,另一枪是向空中打的。我当时感到奇怪,分析不出是怎么回事。枪响后,四面一片寂静,追捕人员也暂时停止行动。又过了十多分钟,只见前面玉米直摇晃,随着“刷刷”的响声,从里面走出一名穿白上衣的中年人,脸上毫无表情,裤子上粘满了泥土,手里拿着一件卷着的军上衣。他刚一露面,手持镰刀的公社修配厂厂长于福军同志大声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这名中年人乖乖举起了双手,其他人上前把他手中卷着的褂子拽了过来,从里面翻出他携带的手枪,因现场不便于问话,七八个民兵暂时把他押回渤海所大队。
  随后,我们继续往玉米地中心地带包抄,等包围人员汇集到一起时,看到的是两具脸朝上,并排躺在一起的尸体,两人头部太阳穴还在汨汨地往外冒血,手里各握一支手枪。我告诉大家不要靠近,并安排民兵看管好现场,部署好后我返回大队,一方面看县公安局领导来了没有,一面想对被抓的中年人进行讯问,进一步了解情况,明白事件真相。
  上午10点来钟,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军率领侦查员、技术员及大批民警赶来。我向他们汇报了整个工作进度情况,带着李局长和技术员索连喜等同志第四次到达直升飞机的降落地点,再次汇报了直升飞机上的情况,领他们到驾驶舱进行查看,由技术员对现场进行拍照、勘查。
  三、审讯被捉人
  李军局长带领我们对被抓的两个人分别进行审讯。经审讯得知,在玉米地里抓获的那个中年人叫李伟信。据他交待,那天凌晨4时许接到林立果电报,要他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于新野从空军司令部立即乘汽车到沙河机场坐飞机。当时在机场因为没有找到值班飞行员,就临时抓了驾驶员陈修文,陈不愿意去,周宇驰说是空军司令部的命令,陈才上了飞机。在驾驶舱里,陈修文坐在左边开飞机,周宇驰坐在中间,右边是沙河机场副大队长陈士印,李伟信和于新野坐在后排。直升飞机往北飞行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空中有飞机命令他们迫降,周宇驰让陈修文飞回北京,撞钓鱼台国宾馆。陈修文不干,说罗盘坏了找不着方向。周宇驰又让陈修文往北边山上撞,同归于尽,陈也不听,飞机就在渤海所西南上空开始盘旋。周宇驰气急败坏,向陈修文头部开了两枪,慌忙中于新野在后边也打了一枪,没想到却打在了周宇驰的左胳膊上,飞机被迫降落。下飞机后,李伟信和于新野扶着胳膊受伤的周宇驰顺路往北走了一小段,看见路边都是干活的群众,于是三人就一头钻进了玉米地。
  在玉米地里,他们先听到村里广播民兵集合声,又听到四处群众的呐喊声,后在玉米地里又影影绰绰看到群众由四面渐渐包围上来。周宇驰感到气数已尽,无路可逃,就对李伟信和于新野说:“我们走不了啦,只有成仁了,我先把你们俩打死,我再自杀。”
  于新野不同意,说:“你喊一、二、三,我们一起自杀。”
  周、李二人表示同意,三个人在玉米地里顺同一方向躺好便开枪进行自杀。在周、于朝自己的头部太阳穴抠动扳机的刹那,李伟信的枪却朝天空打去。枪声响后李伟信确信周宇驰和于新野已经死了,急忙爬起来,把上衣脱下将枪包好,看了两人一眼后,顺着玉米地往东准备钻出来逃跑,刚走出不远就被包围群众抓住。
  县公安局领导赶到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刚也带着部队赶到,我和公 安局领导带他们到了直升飞机现场及周宇驰、于新野自杀的现场。随后,军、警共同对现场周围又认真地进行了搜索,在周宇驰等人藏身的玉米地里找到几片碎纸片,拼起来是一张林彪手喻,上面用红蓝铅笔写着“盼照立果指示办”。
  大约十一点半钟左右,部队接管了现场,公安局的同志先后撤了出来。并将现场勘查、谈话的一切有关资料记录交给了部队。事后,我又召开了治保、民兵干部会议进行了部署,强调一是严格保密; 二是对直升飞机加强保卫。这架飞机在这里维修了一个月才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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