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赵国威（杨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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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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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威，1911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后改为红安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先后任红安县团河乡苏维埃委员，鄂豫皖苏区少共省委组织部秘书，中共四川广元县委秘书长、通江县委秘书长，四川省委东方办事处秘书长。1934年随红军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协理员、红四方面军游击大队总支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政治部组织干事，抗大二分校党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大队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雁北军分区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中军区整训兵团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政治部副主任，公安部四局副局长，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校长、中央人民公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公安部党组成员、公安部咨询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91年被授予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
（一）
1927年11月14日，赵国威的家乡暴发了黄麻起义。黄安、麻城两县的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秋收起义计划，领导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举行起义，攻占黄安县城。18日，黄安农民政府成立。接着，农民自卫军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吴光浩任副总指挥。黄麻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探索武装斗争道路的一个起点。这场革命风暴，使赵国威终生难忘。因年龄小，没有随农民武装向黄安县城进发，但他主动在长塘边村站岗放哨，随时警戒地主武装的侵犯和反扑。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惊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不及时消灭黄安的革命势力，其他几个县再闹起来，将直接影响到武汉、南京政权的稳固。于是，蒋介石调遣驻扎在河南潢川县的国民党第12军教导师向黄、麻两县“进剿”。起义部队进行了浴血奋战。12月上旬，鄂东军在国民党围攻下，遭受重大损失，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潘忠汝战死在黄安县城东门，县委书记王志仁在县城南门壮烈牺牲。12月下旬，突围出来的一部分鄂东军转移到黄安县北部的木城寨集中，在木兰山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4月，第七军重返黄麻地区。5月，第七军和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在黄安清水塘举行会议，决定开辟与湖北黄安、麻城两县毗邻的河南光山县南部的柴山保地区。会后，第七军进入柴山保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组织，建立农会和赤卫队，创建根据地。7月，第七军改编为红军第11军第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到1929年5月，初步建成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军队占领黄安县城以后，白匪军会同地主武装还乡团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的镇压。反动派到处屠杀共产党人，镇压赤卫队员，消灭农会干部。长塘边村、六河村一带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农民们扶老携幼，纷纷到大山深处躲藏。地主赵焕章的儿子赵基怀，带着还乡团，一路上又烧又杀来到了长塘边村。他们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到处抓人，残杀农会成员。看到分了他家水面的人就打，就杀，并以高出几倍的代价逼迫人们退还他家的东西，另外还要罚款。赵国威的二哥赵灿元被他们从麻城捉回来了。赵基怀怀着地主阶级反革命复仇的疯狂心理，要报杀父之仇。他们把赵灿元捆在大树上，把群众都赶到树前，准备以迫害赵灿元来威胁革命群众。这群豺狼用鞭子、铁锄把子、扁担往赵灿元身上劈头盖脸地打去，打的血肉模糊，遍体鳞伤。但赵灿元同志坚强不屈，不低头，不求饶，视死如归。他坚信，革命者是杀不完的，用他的血来吓唬乡亲是徒劳的，只能更加激起乡亲们革命的决心。这一帮野兽硬是把赵灿元活活打死在大树上。并下令不准亲属收尸。赵基怀还不解恨，又把赵国威的大哥和姐姐抓去关进监狱。赵国威的大哥被他们折磨死在牢里，姐姐被他们卖的不知下落。不久，赵国威的母亲也饿死在猪圈里。还乡团把赵国威一家人害的家破人亡。
许多农会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的家庭都遭到和赵国威家一样的厄运，许多佃农都与赵望怀结下了血海深仇。紫云区这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变成了无人区，死人区。到处是断面壁残垣，荒草丛生。
但是，革命的人民是吓不倒的。贫苦的乡亲们，旧恨新仇，埋在心头，敌人的血腥屠杀，激起了农友们更加高涨的革命义愤。他们决心要讨还血债。
1929年春末，蒋、桂军阀混战，驻七里坪、鼓风岭、箭厂河等地的广西军撤走。黄安县的革命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恢复了各级农民协会，农民义勇队改称农民赤卫队。农民协会对敌人占领时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土豪劣绅及其走狗进行了清算，并摧毁了当地的反动红枪会。鄂豫皖苏区得到了很大发展。红军第31师向外扩大游击，消灭了黄安县、禹王城、麻城张店等地的民团和反动武装，革命形势很好。同年11月20日，在河南光山县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豫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随着根据地的扩大，部队也壮大了。除了原红31师以外，又先后组建了红32师和红33师。
苦大仇深的赵国威在革命斗争中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觉悟。虽然他还是区苏维埃模范小学里的学生，但他已经担负起很多科会工作了。黄安地区的农民运动一开始就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以学校作为阵地。老师大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以及各级农会的领导骨干，而学生大都是宣传员和通信员，他们积极完成农会交办的各项工作。赵国威既是学生，又是农会的“文秘”人员，书写标语口号，刻印宣传材料，通知开会，他都抢着干。
当时，在区苏维埃政府做青年工作的张国华对赵国成进行了长期考察，认定他是一个拥护革命的好青年，便介绍赵国威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他投身革命的第一个里程碑。批准他入团的那天，张国华同志领着他郑重地宣誓：干革命不怕杀头，保守机密，遵守铁的纪律，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为实现共产主义献出一切。
后来赵国威在区苏维埃领导的“拥护红军委员会”中当了委员，又在“反帝大同盟”中担任秘书。赵国威带领学生们经常到各村去讲话，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对我国进行军事、文化、经济侵略的滔天罪行。他们还自编自演文明戏，揭露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歌颂贫雇农坚决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只要上级交给的任务，不管什么工作，赵国威不挑不捡，大事小事，无不尽力去完成。不久，他又担任了县学生联合会委员和宣传队长。赵国威领导的宣传队里有一个乐队，每到一个村子，就先打鼓吹号，等群众都围拢来了他们就按苏维埃政府的宣传提纲，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的罪行，动员群众行动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1930年春，赵国威与区苏维埃模范小学的同学徐士凯一起去报考鄂豫皖省苏维埃列宁高小，列宁高小并不属于现在的普通教育中的中小学范畴的学校，而是带有现在意义的团校或军校一类性质。学生大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选送的，有红军部队保送的，也有社会进步青年报考的。毕业后，有的分配到红军部队，有的分配到苏维埃政权机关任职。
鄂豫皖省苏维埃列宁小学先后转移了几个地方，很有点像后来部队的随营学校一样，曾在七里坪、光山郭家河、新集等地办过学。赵国威、徐士凯带着紫云区苏维埃政府开的介绍信来到列宁高小报名以后，第二天就参加了招生考试，考试的题日是“你给青年人写一封信”。这样的考题对于长期在农民协会兼做文秘工作的赵国威来说是很容易的，他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第二天一起床，他们就在学校大门口墙上的录取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学校分甲、乙两个班，他们双双分配在甲班，他们高兴极了，从此就投身了军事化的学校生活。列宁高小学文化，学政治，还操练军事科日。到学校讲课的老师有省苏维埃的领导人，也有红军部队的军官。赵国威在列宁高小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多次受到学校表扬和奖励。
193O年5、6月份，列宁高小放了一个月的暑假，学校组织赵国威等学生到麻城县搞社会调查，考察学生会的工作，并帮助成立了县学生联合会。
同年6月下旬，鄂豫皖省特区苏维埃宣告成立。随后，在河南新集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列宁高小抽调20名学生到新集工农兵代表大会帮助搞会务工作，赵国威和徐士凯都参加了这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学生们参与的会务活动有接待大会代表报到、登记代表名册、发放文件、刻印文件、分组讨论时做会议记录，为代表们打饭送水，等等。学生们工作很认真负责，受到了大会会务组负责人的表扬。
新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后，赵国威等20名学生返回郭家河列宁高小不久，就开始了毕业分配。赵国威分配到鄂豫皖少共省委组织部任秘书，徐士凯分配到红军部队做政治工作，其余学生有的分配到红军部队中任译电员和报务员，有的分配到省、县、区苏维埃政府做机关工作。
赵国威分配到少共省委组织部以后，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不久，国民党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二次“会剿”，少共省委机关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经常处于不停的转移过程中。每次行军转移途中，赵国威不仅要扛着武器，而且还要背着组织部的印章和有关材料，还要刻钢版等。他的工作一丝不苟，井井有条，他的吃苦精神堪称模范，多次受到组织部长汪友清同志的褒奖。
（二）
党中央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十分重视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诞生，1923年大别山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是在大别山区最早播下革命火种的人。1927年毛泽东在武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安、麻城就有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前来听课学习，接受毛泽东的教诲。1927年11月14日黄麻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继“八一”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之后领导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
在一次战斗中，红31师师长（对外称司令）吴光浩不幸壮烈牺牲。在国民党军队准备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央军委派我党的军事干才、黄埔军校一期生徐向前来到了大别山。徐向前当时是来担任红31师副师长（对外称副司令）。吴光浩司令牺牲后，一直没有对外公布，一是怕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知道这个噩耗后接受不了，影响军心和民心；二是怕敌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乘机兴风作浪。
当时任党代表的戴克敏带着徐向前副司令到所属部队检查工作，向红军干部热情介绍徐向前副司令是中央新调来的，是能文能武的军事干才，要求大家向徐副司令学习。
一直在少共省委组部工作的赵国威早就知道吴光浩司令壮烈牺牲的消息，他也多次见过中央新调来的徐副司令。苦大仇深的赵国威当时己经无家可归，革命阵营就是他唯一的家。吴光浩司令牺牲的消息刚传到他耳朵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觉得好像是天要塌下来一样，感到极度的悲痛。他盼望革命成功，只有革命成功了，他才有出路，才有前程。细心的赵国威发现新调来的徐副司令是一个身材魁伟，言论不多的好人。他指挥红军打仗不是靠简单地发脾气、下死命令，而是指挥靠前，身传言教，讲究谋略；战争间隙，他还和战士一起打着赤脚下田，帮助老白姓收割庄稼、赵国威从徐副司令员身上又一次看到了革命根据地的光明前景，看到了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希望。
徐向前来到大别山根据地不久，赶上了“李罗会剿”、所谓“李罗会剿”，就是广西军阀罗森率独立第4帅两个团3000多人，河南土匪武装李克邦率暂编第3旅一个营，另加反动民团红枪会1600多人，南北夹击I，妄图把鄂豫皖边区的红31师一举消灭掉。敌人来势汹汹，徐向前只好“避强击弱”，率领一部分红军与敌人兜圈子；同时发动群众和各区自卫队日夜袭扰故人，使敌人大部队天天扑空，夜夜受惊。尔后，徐向前选准敌人弱点，连着进行了五次战斗，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终于把“李罗会剿”彻底粉碎了。红31师打了漂亮仗以后，红军战士才得知，吴光浩司令早在一个月前就牺牲了，中央为他们派来了新司令。
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刘峙亲自出马，组织湖北、河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向大别山根据地发动“围剿”。刘峙曾是黄埔军校的少校教官，徐向前是他的学生。根据刘峙的部署，夏斗寅的第13师
从鄂西奔向鄂东，李克邦部和河南民团顾敬之部由北向南堵击，皖西的5帅和6师由东而西行动，四面包围，分进合击，企图第一步把红31师一举消灭，第二步是分区“清乡”、“搜剿”。
徐向前面对他“老师”刘峙的部署，采取了“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他率领部队在内线打转转。在白沙关、鹅公山、磨角楼几个地方，抓住战机，突然吃掉敌人一部，然后跳出外线，与活动在豫南的红32师会合后，互相配合行动，把敌人搞得不知东南西北，摸不透红军虚实，整天疲于奔命，跟着红军转圈圈。徐向前率部把敌人从肥拖瘦，从瘦拖病，从病拖垮。刘峙不得已，只好草草收兵。
1931年秋，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蒋介石坐镇武汉，调动15个师的兵力向鄂豫皖苏区扑来。刚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面临着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
徐向前总指挥与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不能坐等敌人大规模进攻，而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出其不意地首先发起黄安战役。徐总指挥亲自到最前线指挥作战，一举攻破黄安城，歼敌15000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军官数十人。黄安县城第二次解放，黄安县由此改名为红军县。
黄安大捷以后，徐向前又挥师北上，先后发动了商潢战役、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徐向前指挥的叫大战役，四战四捷，共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四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向鄂豫皖红军发动的大规模“围剿”彻底破产。红四方面军在作战中发展到45000多人，根据地扩大到4000O余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50多万人，这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也正是徐向前军事指挥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正当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时，张国焘来到了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刚来根据地时，省委机关便传开了，说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曾参加过中共一大会议，到过苏联，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见过面、谈过话，是党中央的一个大人物。赵国威听到这些传说以后，他和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一样，非常高兴，认为这下根据地和红军有要来个大发展了。可是，事隔不久，赵国威和省委许多干部一样，发现张国焘这个中央来的“钦差大臣”，说话阴阳怪气，架子大得很，很不好接近，与徐向前总指挥平易近人的作风有着天壤之别。更为糟糕的是，一些令根据地干部和红军战士心灰意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第一件令根据地干部和红军战士心灰意冷的事情是所谓的“调整组织”。张国焘独断专行，把中共鄂豫皖特委撤销，另行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他身兼分局书记、军委主席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把他认为不行的干部撤换下去，萡他撤换下去的干部大都是在大别山根据地浴血奋战，既有战功又有苦劳，在群众中很有威望的干部。
第二件令根据地干部和红军战士心灰意冷的事情是所谓的“反右倾”。张国焘打着“立三路线残余”的旗号，给一些根据地的领导人扣上“右倾”、“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的帽子，把徐朋人等开除党籍，还开会批判了红四军军长曾中生等的“错误”。
第三件令根据地干部和红军战士心灰意冷的事情是大规模地开展“肃反”运动。张国焘搞“肃反”是从黄安县白雀园开始的，“肃反”的妖风很快吹遍大别山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张国焘的“肃反”是最触目惊心、最血淋淋的一页，简直不堪回首。
1931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驻扎在白雀园，张国焘命令政治保卫局抓了一些所谓的“嫌疑犯”，把这些人关起来，先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接着就是坐“老虎凳”，皮鞭抽打，往鼻子里灌辣椒水，把法西斯对付革命人民那一套逼供信的办法用来对付所谓的“嫌疑犯”。结果把许多“嫌疑犯”整得死去活来，神志不清，只好承认了自己的“反革命行为”，然后是你供我，我咬他。张国焘对这些逼供信搞出来的口供信以为真，结果“反革命”越抓越多。
张国焘借机铲除异己，建立自己说了算的个人王国。他先后把一些有威望的党政军领导人逮捕杀害。在大别山根据地长期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徐用人、戴克敏、曾学楷、许继慎、陈定侯、周维炯、曹大骏等等，都是张国焘下令杀害的。张国焘还丧心病狂地想搞掉徐向前总指挥，他下令把徐总指挥的妻子、年仅23岁的女红军战士程训宣抓起来，严刑拷打，逼她交代徐向前所谓的问。结果张国焘没有从这位坚强的女红军战士口里掏出一丝一毫的所谓证据，张国焘恼羞成怒，竞下令将其秘密杀害了。当时在红军中闹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家庭出身不好的要审查，多读了几年书的干部要审查，家在白区的干部也要审查。
周维炯被杀害之前，严词痛斥张国焘说：“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
当年张国焘搞“肃反”最厉害的时候，大别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已经贴出了正义的口号：“打倒帝国市义张国焘”“张国焘是杀人的刽子手！”
张国焘的极左路线，把革命根据地搞得乌烟瘴气。许多同志，作为怀疑对象，一天从早到晚，被勒令自首、交待问题。处在这种恐怖气氛之中，同志们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不知什么时候，就大祸临头，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就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当时的反革命帽子，名目繁多，无奇不有。除“AB团”、“改组派”、“第三党”，还有什么“撒尿队”、“吃喝委员会”等。本来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任意夸大，无限上纲，借以整人。有的同志偶尔用旧报纸擦一下桌子；医务人员开错一次药方，都被说成是反革命行为。尤其对知识分子，很不信任。认为白区来的青年学生都不可靠。这些同志稍有不慎，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就被抓了起来。
农村里的“肃反”，搞得更为厉害。蒋介石一再对苏区进行“围剿”，从外面往里杀，张国焘大搞肃反扩大化，在里面自相残杀。有不少群众拖儿带女离乡背井逃走了。
省委机关的肃反，先后曾进行过多次，在最后一次肃反中，赵国威也被打成“AB团”、“改组派”，送进了保卫局劳训队。赵国威因为多读了几年书，又戴一副近视眼镜，很像知识分子的样子。在张国焘的肃反运动中，好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蒙受了不白之冤。劳训队是保卫局直接管辖下的一个惩罚肃反对象的苦工队。被送进劳训队的，部队有连营级干部，地方上区委书记一级的干部，另外，还有机关里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许多同志被送进劳训队好长时间，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劳训队犹如监狱，设有队长、分队长。一进劳训队，就要服从队长、分队长的管制。叫你干什么活，就得干什么活，不准随便说话和表示意见、有的为保卫局抬石头．修防空洞；有的当挑夫，搬运东西；有的搞农副业生产，喂猪、放鸭子。赵国威进劳训队后，就放了好一段时间鸭子。在劳训队里，劳动十分繁重，大多是脏活累活。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几乎是清一色的南瓜稀饭。活重生活苦，不少人不堪忍受，想逃跑。逃不掉，被捉回来，往往打个半死，还要示众。所谓示众，就是把整个劳训队人员集合起来，让大家看着逃跑者受酷刑，意思是打一儆百，谁再逃跑，即遭同样下场。
张国焘的“左”倾路线，使革命受到巨大危害，严重地威胁着鄂豫皖苏区的存在。I932年7月，蒋介石对苏区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由于肃反扩大化，苏区的党和人民元气大伤，结果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不得不于1932年7、8月间，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经河南向川陕边区转移。
从鄂豫皖苏区退出时，赵国威仍在劳训队做苦工。到了河南，打了一仗，才把劳训队人员补编到部队里去。当时赵国威被编进第10师29团。因为眼睛近视就让他当挑夫。在四川空山坝，跟田颂尧匪军作战时，赵国威作战非常勇敢，在战斗中左肩呷骨被敌人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这才受到信任。尔后才把他从红31军调到广元县委任秘书长。
（三）
1932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平原；12 月初再次翻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随后又直插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入川，到1935年下旬西渡嘉陵江的两年多的时间内，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有了很大发展，红军由4个师15OO0人发展到5个军80000余人。
在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抽出许多干部帮助地方政权做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党团和少先队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动员青壮年参军，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剿匪肃反，维护地方治安等等。
红军入川以后，奉命担任广元县秘书长的赵国威任务很重，表现突出，经上级批准由团转党。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这是赵国威政治生活中又一个里程碑。这也可以说是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对过去怀疑他是所谓的“改组派”的彻底否定。早就铁了心要跟共产党闹革命的赵国威，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单命精神，他成天起早摸黑，深入到广元县的崇山峻岭之中，去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开展支前工作，号召青壮年参军参战，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四川原本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常年风调雨顺。但是长期的军阀混战，闹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的那样，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所以，当红四方军游击队到川陕根据地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不仅红军在这里站稳了脚跟，而且使革命事业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广元县各级基层政权都建立起来了，人民群众支前热情空前高涨。有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大大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赵国威在广元县工作期间，工作卓有成效，受到上级领导和周围同志的好评。红军解放通江县以后，赵国威又奉命到新区开展工作，出任通江县委秘书长。在新区工作不仅难度大，而且危险因素也多。新区敌情、社情复杂，国民党军阀和残余的地主武装常来边区袭扰，民众恐惧心理也大，巩固新生政权，宣传群众的任务就显得十分艰巨。赵国威对党分配的工作从来就不挑不拣，他总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忘我工作、由于赵国威工作成绩突出，他很快就升任为四川省委东方办事处秘书长 。东方办事处是四川省委的派出机构，与后来的地委机关相似。当时年仅22岁的赵国威就已经进入地、师级干部的行列了。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了长征。在长征中赵国威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协理员。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到懋功，与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胜利会师。而后，IO万大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当红军战胜千难万苦，走出草地，到达了班佑地区时，发觉敌人已经在前面设防，妄图把精疲力竭的红军消灭光。红军将士发扬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打响了包座之战。包座战斗胜利后，张国焘妄图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使红四方面军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张国焘无视中央的一再电令，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又一次踏上了茫茫草地。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在张国焘战略指导错误的坑害下，与中央红军分道扬镳，第二次穿过单地，南下川康边。部队南下以后，前遇顽敌，后无依托，社情复杂，给养匮乏，孤立无援，四处碰壁。不少同志私下议论：“还是党中央的方针正确”，“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山路”。广大干部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北上与党中央会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惨遭失利以后，张国焘被迫同意将部队陆续撤回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甘孜一带转移。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攻占道孚，炉霍、甘孜等地，并控制了东起懋功，西到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这时，又传来了一个喜讯：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下，根据党中央的电令，北渡金沙江，正向甘孜地区转移，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动员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抗日。大家经历了与红一方面军分离的痛苦，更感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珍贵。大家听说这个好消息后，个个奔走相告，人人喜形于色。随即，整个方面军转入整训、筹粮和做群众工作，等待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继续北上。
在甘孜整训期间，部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五一”节。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在“五一”期间组织了一次军政大竞赛。竞赛的项目有：政治理论、文化知识、墙报、实弹射击、投掷手榴弹、跨越障碍物赛跑、赛马等。除此以外，还有检验部队野外生存能力和第三次过草地各项准备工作的竞赛，例如搭帐篷、挖野菜、烧牛粪、捻羊毛线、织毛衣等。
当时赵国威在方面军总政治部总务处任协理员，并担任机关党总支的组织委贝，具体负责组织政治部机关干部的竞赛活动。赵国威带领机关干部在赛前进行了积极认真的准备，组织机关干部上政治课和文化课，苦练军事技术，决心以优异成绩向“五一”节献礼。机关干部学习政治和文化课，大都采取官兵互教，能者为师的办法，聘请教员讲课，分组学习讨论，下课以后整理学习笔记。赵国威还聘请廖承志、潘自力和刘瑞龙等给机关干部上了辅导课。
“五一”节军政大竞赛在甘孜县城举行。甘孜县城，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处雪山脚下，草地边缘，这里的天气如同猴子的脸儿，变化无常，乍阴乍晴，忽风忽雨。但是“五一”节这一天，天空格外晴朗，阳光灿烂，和风习习。节日的早晨，各单位整队来到县城北边的大草地上，举行隆重的“五－”纪念大会，朱老总、刘老总、徐老总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兴致勃勃地出席了纪念大会，朱老总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向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讲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伟大意义，并预祝大家在军政大竞赛中取得好成绩。
首长讲完话以后，即开始了大竞赛。首先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投掷手榴弹、跨越障碍物赛跑和赛马，接着就是检验部队野外生活能力和第三次过草地各项准备工作的竞赛。下午是进行政治理论和文化考试以及墙报比赛。政治理论和文化考试，有宣传部统一命题，各单位分考场进行，应试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不少领导同志带头参加考试，最后的一项是墙报比赛，事先选出了评委会，再由评委们参观评比各单位的墙报。评委们在评分讨论时争执得很认真很激烈，各抒己见，都愿意为自己单位的墙报多打几分。竞赛的优胜者有的获得了奖品，有的受到了大会表扬。捻羊毛、织毛衣的状元是张琴秋同志，墙报第一、二名是红军大学和保卫局，政治部机关是第三名。
赵国威不仅是“五一”节军政大竞赛的组织者之一，而且他自己也参加了大竞赛活动，他具体参加的项目是政治理论和文化考试，他得分很高，最后获得的奖品是蒙织布上衣，所谓蒙织布就是当地藏民用毛线织的藏布。不久，赵国威穿着这件蒙织布上衣开始了第三次翻越雪山和跋涉草地。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不久，红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指示，率第30军、9军和5军西渡黄河，执行你宁夏战役计划。红军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弹药补给，地域狭窄，人烟稀少，没有回旋余地等诸多不利条件下，面对西北军阀“五马”骑兵的连续进攻，遭到重创。剩下的红军被迫退入了冰天雪地的祁连山打游市。
毛泽东后来曾经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并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与广大干部战士一样，赵国威在西路军中表现出的英勇的、顽强精神是为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总部在祁连山麓石窝子山沟的一个喇嘛寺里召开紧急会议，把剩下来的部队大部分编为左、右两个支队，向新疆进发；其余编为几个游击大队，分散开展游击活动。另外，还成立一个干部游击大队，任务是东渡黄河，寻找援西军，然后到延安，将西路军的情况汇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当时赵国威在干部游击大队任党总支书记。
干部游击大队沿着祁连山脉北坡向东行进。由于马步芳匪军的围追堵截，没几天，大队只剩下了三、四十人，于是只好分成几个组并将武器装备和银元分散给每一个人，人家分道前进。
赵国威所在的第二组共7个人，大家在一起，白天藏身，晚上行军。饿了紧紧裤腰带，渴了往嘴里抹牙膏。后来在与马匪和反动民团的激战中，队伍再次被打散了。赵国威只身沿着山麓继续向东行进。走了大半夜，很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眼前是寒月笼罩下的一片旷野，前无村，后没店，只得找了一块小沙滩，卷曲着睡了一觉。醒来时，太阳已经下山了。
赵国威遇到一座残破的山神庙，就到里面避寒休息。折腾了一夜，疲劳已极，身子一挨地就睡着了。睡得正沉，有什么东西把赵国威碰醒。睁眼一看，几个民团正围在面前。他们把赵国威捆了起来，一边往他身上连踢带打，一边吼叫：“你他妈讨饭的带着银元和武器，一定是共产党。”赵国威一看，部队分散时分配带的银元和短枪都被搜去了，衣服也被扒了下来，一个家伙从山神庙的破墙上掀起一块砖头，照着赵国威的头上猛砸过来，一下子就把赵国威打昏了。几个家伙以为他己经死了就离开了。等赵国威苏醒过来时，空空的破庙已经没人了。赵国威忍着巨痛，挪到墙角，想利用墙砖的拐角把捆着手的绳子磨断，因为没有力气磨了半天也断不了。这时，远处传来吆喝牲口的声音，过来一个骑毛驴的老汉。见有人来，赵国威便使劲喊“救命”。老汉走来帮他把绳子解开，对他说：“赶快逃命吧！”
早春三月、春寒料峭，声上无衣，肚里无食，遍体鳞伤，而且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敌人，处境十分艰险。对赵国威来说，现在的任务就是东进找党。离了队的战士，归队就是胜利。赵国威振作起精神找到一个老乡家，问为没有衣服穿，他只好蹲着身子说自己遇到了土匪，好心的老乡给了他一条裤子，又给了他一个熟土豆充饥，对他说：“你快走吧，土匪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的”。
后来赵国威遇见一个放羊的老汉，老汉很热情，对他说：“你是红军吧？天这么黑了，跟我走吧。”老汉冒着危险把赵国威带到了他家，老汉叫赵国威饱饱的吃了一顿小米粥，把他藏在羊圈里过了一也。第二天早晨，老汉让赵国威吃饱了饭，又送给他一块破狗皮，让他围在腰上遮蔽风寒。老汉把赵国威送出，对他说：“不要再沿着山边转来转去了，还是到平川一带去，那里人烟稠密，就是当叫化子讨饭，也有人给。”
放羊老汉的话，使赵国威受到启发：当乞丐要饭，既可以弄到吃的东西，又可以探听东去的道路。于是赵国威拿着放羊老汉给的一个讨饭碗，一根打狗棍，当起了乞丐。
1937年5月，赵国威在一个村镇讨饭时，遇到了原三十军的连长李庆山，他也以讨饭为掩护向东行进。亲人相遇，格外高兴。他们便结伴而行。一路上挨狗咬、受污骂，遭白眼，历经艰辛。要不到饭时，他们三天才吃两顿饭。为了东进，他们将要来的发霉的馒头留下，把要来的稀饭，稠的留下来晾干，稀的充饥。一切都为找自己的部队做准备。
1937年6月的一天，赵国威和李庆山在张掖县一个村庄讨饭时，被马步芳的军队发现了。并把他们抓到县城，叫赵国威当伙夫做饭，李庆山去喂马。后来又有几个流散的同志被抓来，他们就在一起商量如何逃走。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赵国威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红军身份，只要当官的不在场，赵国威他们就向敌军的士兵讲红军的故事，宣传革命道理。他们虽然身陷敌营，可红心向党，晚上一做梦就梦见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只要听到一点关于红军的消息，人家就立刻兴奋起来。
一天，两个马家骑兵突然把他们带走，送到了兰州东教场兵营关押起来。过了一个星期，又把他们装上大卡车，往西安押送。到了西安，他们被押到皇城国民党行营，关进了监狱。大家睡在光秃秃的砖地上，地面潮湿，冰冷，有没有铺盖，不少同志本来就有伤病，经过这么一折腾，身体越来越坏。为了要求改善生存条件，他们组织起来同敌人做斗争，迫使敌人不得不送了一些刨花锯未铺在地上挡些湿寒。
在西安监狱关了两个多月，敌人又要把他们装上火车，往郑州押送。得到消息，大家积极想对策。当时已经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西安就有我们八路军的办事处，只要能找到办事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敌人对他们戒备森严，根本无法逃脱。
在兰州被押往西安的火车上，赵国威认识了汪运先同志，汪原是西路军卫生部书记，也是在流散中被敌人抓住的。现在，他们又一起被押上开往郑州的火车。上车后，他们就作了跳车逃走的准备。他俩故意呆在车门口，任凭押车的吆喝，他们磨磨蹭蹭不往里面走。车一开动，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一起跳了下来。在他们身边的另一个同志也跟着跳了下来。因火车刚启动，车速还不太快，跳车后赵国威只是手和膝盖蹭破了皮。
跳车后，他们一起向西安市的北关走。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八路军专用火车站。车站的同志们用卡车送他们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办事处同志们的热情欢迎。次日，他们坐汽车来到陕北云阳镇，那里驻有八路军。
赵国威在西路军历经的磨难，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著名作家郭晨在他的长篇纪实作品《将帅落难记》一书的卷首用大字写道：“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地狱之火的锻烤中活下来的人们。”《将帅落难记》全书记叙了徐向前、王树声、郑维山、杜义德等18位将帅在西路军的苦难历程，这18位将帅中就有赵国威。
郭晨在《将帅落难记》中写道：“赵国威到了云阳镇，就病倒了，从肚子以下直流黄水，流了一个多月才流干净。他身上的黄水流光了，心上的苦水也倒干净了，把一身难于负载的辛酸和屈辱都卸掉了，感到从未有过的松快。穿上崭新的灰布军装，戴上红五星军帽。他又是一个精神焕发的红军战士。”
赵国威，重新回到革命大家庭以后，他以极其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党组织分配的各项工作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抗大二分校政治处主任，大队政委、晋察冀军区雁北军分区副政委、独八旅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中军区整训兵团政治部主任和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委等职。他无论在哪一个职位上总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总是获得上级、同级和部属的一致好评，他是一个模范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军委调赵国威参加组建公安部队领导机关的工作。赵国威任公安部队政治部组织部长，部党委委员和部队纪检委员。后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分管组织工作。
当初政治部未设置干部部门，整个部队的组织、党委、纪检和干部工作统一由组织部负责，工作任务非常艰巨。那时，国内社会秩序很不稳定。新解放区尚未进行民主改革，封建势力还未肃清，国民党匪军溃逃前夕，又潜留下了大批特务和地主武装，各种反动纠织和散兵、游勇、流氓、地痞、土匪等为数不少。在美蒋匪帮的指使下，潜伏城市中的特务匪徒，乘我接管城市的时机，勾结流氓、散兵、游勇，猖狂进行凶杀、抢劫、爆炸等破坏活动；在农村，特务匪徒勾结封建势力，抗粮抗税，欺骗裹胁落后群众，煽起武装暴乱。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公安部队天天都要为保卫社会安宁而常备不懈，百倍警惕，浴血奋战。有不少刚调入公安部队的指战员，对公安部队的性质、任务和重要性还缺乏一定了解，糊涂认识不少，不安心公安部队工作。有的同志认为“当野战军冲杀疆场无尚光荣，当公安部队站岗放哨低人一等”；还有的同志指着公安部队的盾牌标志发牢骚说：“这是洋锹没有把，当的什么兵？”公安部队干部战士中存有大量现实思想问题极需经进行说服教育和组织纪律整顿。
1950年5月，全国地方公安武装已基本整编完毕。整编后，全国担负内卫任务的公安部队共有4个师、10个市总队、1个纠察总队、1个铁路公安师、1个自治区公安总队、一个公安团、一个警卫团，总人数约25万人。
全国地方公安武装整编完毕以后，部队的组织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刚刚改编到公安部队的连、营单体，组织工作相当薄弱，许多基层单位的党组织很不健全，党员数量少，且新党员比例大。驻河南省的公安部队甚至有一半的部队没有党支部。有的单位党员数量很少，个别单位党员人数还达不到总人数的10％。这就与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公安部队的党员数量要达到部队总人数的80％的要求相差甚远。
新组建的公安部队，广大指战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原来的武警部队；二是来自地方公安武装；三是来自野战军部队。由于各部队原来的任务、特点、传统和作风各有差异，调归公安部队以后，要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管理、统一要求，困难就更加显著。
担负内卫任务的公安部队，遍布全国，高度分散，任务繁重，点多、线长、面广，不便于集中管理和统一训练。不少由地方公安武装整编过来的基层干部政治素质不高，政策水平低，当时还闹出了许多笑话，出了不少洋相。例如，有一个副连长在改选党支部时竞然选党外群众当支部委员；还有一个过队党支部改选时，让青年团员也参加投票选举。
从以上情况就不难有出，公安部队初创时期，部队组织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赵国威在部队党委和政治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紧密团结组织部全体干部，大家拧成一股绳，夜以继日地、创造性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任务和上级首长临时交办的各项任务。
一是根据整编后的新编制及时调整配备好领导班子。1950年9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了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任命罗瑞卿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世才为副司令员，李天焕为副政治委员，吴烈为参谋长，欧阳毅为政治部主任，查国贞任后勤部长。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于1950年11月8日在北京成立。以20兵团调来的一部分人员为基础，另由中央军委及华北军区抽调来的少部分干部，共计599人，组成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各大军区、铁道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也于1950年5月相继成立。中南、西南、铁道公安部队是由各野战军的一个军部为基础组成，华东公安部队由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改编成立；东北公安部队由各部队抽调人员组成；西北公安部队以原公安4师师部为基础组成。
一些成建制的改编而来的干部战士，相对来说思想比较稳定，而那些从野战军零星抽调来的干部战士思想问题就要多一些，他们有的不愿意离开野战部队，有的不愿意干公安部队，抵触情绪较大。为了及时稳定干部的思想情绪，组织部负责干部工作几位同志，经常与新调进的干部促膝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赵国威当时强调，组织部是干部之家，干部们有什么思想不通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当时做干部思想工作，主要是讲大道理，那个时候的大道理是很管用的。例如对那些不愿干公安部队这一行的干部就讲：“你们想在野战部队杀敌立功，这是好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表现。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了，公开的敌人已经少多了，而隐蔽的敌人却多了起来，我们公安部队主要就是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同隐蔽的故人作斗争同样是光荣的。”那时的干部思想工作也好做，经组织部同志这么反复地说教，许多干部的思想就搞通了。
公安部队党委成员也带头做新调来的干部的思想工作。有一次政治部设宴欢迎刚调入的军职干部，这位干部因不大愿意干公安部队这一行，便溜走了，没有赴宴。罗瑞卿同志听说此事后，第二天就亲自找这位干部谈心，向他讲明了公安部队的性质、任务和重要性，还讲了作为一个党的老同志、老干部应该坚决服从党的分配。罗瑞卿同志的谈话使这位老同志心悦诚服，这位老同志很快就到新单位到职了，并对他这一新行动主动向政治部做了书面检讨。
二是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要求认真抓好部队基层党建工作。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初创时期就明确提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公安部队高度分散，经常是排自为战、班自为战，单独执行任务，抓好基层党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公安部队党委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公安部队党委人在1950年底制定的1951年上半年工作计划时就特别强调出“加强各级党委会领导和部队党的建设”，“应把加强部队党的建设作为建设公安部队的重要环节之一。加强党支部和建团工作领导成为各级党委及政治部工作重要任务之一。”
为了落实党委的工作计划，赵国威带领机关干部长期深入基层，上哨卡，下海岛，督促检查基层党建工作，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宣扬典型，以典型带动面上的工作。当时公安部队培养和宣扬了大批先进典型，如“警卫英雄”贺福祥、“战斗英雄”王立和、“机关工作模范”鲁英、“剿匪模范”张福全。“民族团结模范”罗汉文、“护路英雄”高维宽、“肃特模范”袁太样、“救人英雄”张景春。为了培养和宣扬这些典型人物，为了开好全国公安部队英模大会，赵国威和组织部的很多同志都付出了辛勤劳动。
由于认真贯彻了中央关于积极而慎重的发展党员的方针。经过一、两年的努力，使部队中的党员数量有了较大的发展。1952年全年共发展党员17800名，当年就使党员人数与公安部队总人数的比例提高到24.8％；1953年党员人数与总人数比例提高到3％；l954年党员人数与总人数比例又提高到40.1％。党员队伍的逐步扩大，基本达到了连有党支部，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的要求。由于基层党建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从而大大提高了分散执勤班、排的战斗力。1953年，担负铁路桥梁、隧道守护任务的某部12班在执勤中发现537次货车起火燃烧，随即通知火车司机迅速停车，并全班出动，奋勇抢救，使价值上亿万元（旧人民币）的物资免遭损失，受到了上级机关通令嘉奖。华东公安部队第80团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仅1950年至1951年3月，就同登陆袭扰的敌人作战700余次。第80团在参加东山岛战役中击毙击伤敌人1025名，俘敌147名，缴获 60炮11门，火箭筒8个，轻重机枪36挺，长短枪130支，击落敌机1架，全团涌现出3个英雄连队和 384名战斗英雄，该团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组织部除了抓好部队经常性的党建工作外，I954年还集中抓了整顿党支部的工作。为了把整顿党支部的工作抓紧抓出成效来，组织部首先抓了集训支部骨干的工作。据统计，仅公安部队直属机关，部队在整顿党支部之前就集训骨干1800余人。为了防止基层单位整顿党支部的工作走过场，公安部队司、政、后机关还先后抽调320余名机关党员干部下连队指导帮助基层整顿党支部。通过集中整顿，较好地解决了一些支部存在的不团结，党务工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同时结合肃反，纯洁了党组织。据对公安部队直属机关部队的统计，有22％的支部经过整顿以后有了大幅度的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的党支部和先进的党务工作者。
（五）
1961年3月7日，国务院任命赵国威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校长。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是在195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合并后组成的。合并后的学校沿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名称，隶属公安部领导。学校担负的任务是轮训全国县（市）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同时，开办师资班、新疆班、西藏班、中直保卫干部训练班、外文班、军队保卫技侦班等各种专业培训班。
1961年7月3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赵国威担任党委书记。
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时期，共召开了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于1956年8月13日召开，周仲英代表上届分党委作了关于1954年以来党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和《1956年9月至1957年底机关发展新党员规划》、《公安学院12年（1956一1967）干部增长和培养方案（草案）》，选举产生了由13名委员组成的分党委委员会。
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于1961年7月3日，伍彤代表临时党委作了《总结经验教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为胜利完成新的训练任务而斗争》的工作报告，总结了1959年两校合并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学校建设的十条措施。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进一步加强学校政治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党委会。
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于1963年8月31日至9月3日召开。赵国威代表上届党委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更好地完成今后的训练任务》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就此通过了相应决议，选举产生了由15名委员组成的党委会。
1961年7月13日，公安部成立教材编写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任主任，凌云、赵国威任副主任，学校抽调34名教学骨干，组成五个小组，分头进行编写教材工作。共编写出《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肃反工作》、《公安业务基础知识》、《敌情基础知识》和〈公安队伍建设问题文件选编〉四本书。
1961年9月27日，根据中央“关于限期停办中央一级机关所属的各种干部学校和干训班的通知”，公安部决定学校停办。学校停办后，于1961年11月、1962年1月、1962年3月、1963年2月、1963年3月先后举办了5期中央政法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轮训班。
1963年7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学校重新开学。训练名额不得超过一千人。学校制定了普通班第七期教学计划。为加快轮训速度，学习期限改为5个月。在教学中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为纲，学习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有重点的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生活等内容。学习肃反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敌情基础知识，并按专业分别学习公安、检察、司法业务基础知识。
1963年8月31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校党委会，赵国威任党委书记。
1963年9月10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普通班第七期举行开学典礼，调训学员962名。10月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普通班第七期全体学工人员，并合影留念。
1964年3月，学校设置的政治理论课稍有改变。教学内容以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为纲，主要教材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毛泽东同志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业务课设《敌情基础知识》和《政法公安业务基础知识》等。
1965年1月以后，教学内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为纲，以“三清五查”（四清）为中心内容。先用四周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和中央“二十三条”，提高认识，掌握武器。再用六周进行“三清五查”。其中三周放包袱，交待问题；一周回忆联想，进行阶级教育；后两周分析批判，总结经验，并组织专题业务报告。
从1959年两校合并后至1966年，学校完成普通班第六期到第十四期共计九期的干训任务，培训了10408人。其中：县公安局长1758人，教导员783人；劳改场（厂）长。政委579人；县检察长1008人；县法院院长1129人；军队系统的保卫、检察、法院干部478人。在全国2l22个县（1965年12月统计）中，完成了1488个县公安局长、教导员的轮训任务，为政法机关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举办普通班的同时，学校坚持多层次办学，继续开办西藏班、新疆班，还开办了院校教学干部读书班、科学技术保卫干部班、中直机关保卫干部班、研究班、体训班、外文班、大学生班，协助中央政法机关举办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等十八种短训班，共四十期，训练各类公安政法干部近430O人。其中，训练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干部100O余人。
1964—1965年还办了两期刚果留学生班，一期桑给巴尔留学生班。每期2一3个月，共训练41人。
1966年5月，学校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教学训练秩序被打乱，学校停办。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学校遭到严重破坏、广大教职工倍受摧残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学校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砸烂公检法”，特别是康生借其妻妹苏枚（学校政治部副主任）自杀直接插手，混淆是非，制造冤案，致使学校遭到严重破坏。党委瘫痪，学校停办，实行军管，正副校长和部分中层领导、教学骨干遭到揪斗、抄家、侮辱、殴打，甚至被关进私牢。校长兼党委书记赵国威长期被揪斗，惨遭折磨；副校长谢飞、石磊、张效良和王久成、闻伯俊、宋公田、段学思先后被诬陷抓进监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张兰泽被迫害致死；一些家属也受到株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校共有241人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长期受到残酷迫害。校舍大量被占用，公安业务资料。文书档案。图书和教学设施被严重破坏，学校遭受一场空前浩劫。
1969年2月，学校238名教职工及其33名子女被下放到湖北省沙洋劳改农场“五•七”干校生产劳动。赵国威也被下放。
1971年2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沙洋农场“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8日，中共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委员会成立，赵国威任书记。
1972年，公安部决定从沙洋农场“五•七干校”调一批教学干部返京工作。赵国威被调回，并于1973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临时领导小组组长。
1974年2月，学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赵国威又以“算旧帐”、“带头翻案”的罪名遭批判。
1975年1月16日，公安部核心小组派以蔡云岭为组长的整顿工作组进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2月20日，学校成立整顿办公室。2月24日，公安部核心小组决定校军管组撤销，成立校临时领导小组。6月26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建立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蔡云岭任组长。赵国威任顾问。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学校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拨乱反正，开展“揭批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相继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迫害的141人平反昭雪，为在“反右派”、“反右倾’中被错划错批的同志进行改正、平反。与此同时，端正思想路线，重建组织机构，调回已经离校的部分骨干，收回被占用的房屋，修缮校舍，购置设备，整治环境，积极为恢复开学作准命。
1977年10月18日，公安部党组决定，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改为临时党委，尹肇之任书记，赵国威、石磊、张效良任副书记。
1977年11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关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恢复开学的请示报告》。
1978年2月24日，赵国威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8年3月8日，公安部党组决定，尹肇之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校长，赵国威、石磊、张效良、刘玉琳任副校长。
经国务院批准，1978年9月7日，普通班第十五期举行开学典礼，停办了将近12年的学校恢复办学。
1979年12月3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赵国威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石磊、张效良为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谢飞、刘玉琳、黎强、朱林甫为副校长。
截止到1981年12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先后开办普通班六期（第15—20期），学制为半年，恢复坚持了从前的党校性质，强调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少而精等教学原则和方法，逐步走向按教学规律办学的轨道。与此同时，还举办两期法制宣教班，并先后举办了师资班、律师班、边防班、预审班、西藏青年班等。
1983年6月4日，赵国威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3年7月5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赵国威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六）
我与赵国威的婚姻，是在比较特殊的战争环境下结合在一起的。我是河北省曲阳县人，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家里女多男少。在那个半殖民地的社会里，我们从小就被人看不起。由于自己生性好强，我8岁在曲阳县完全女子小学上学，13岁考入了本县的乡村师范学校，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为我知道，只有刻苦努力，才能够独立自主，改变自己的处境。
1937年，“7•7事变”后，国民党节节败退，曲阳县城被日寇占领。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我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哪里有侵略那里就有反抗，只有共产党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在县委的领导下，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在我们县开展起来。我父亲杨勤琢是开明绅士，县抗日议事会的议员，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日本鬼子入侵曲阳县时实行三光政策，我家也被鬼子一把大火烧得精光。没有了栖身之处，是县委帮助给我家安排了住房。1939年我在乡村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常玉林、杨彩繁都参加了革命，在她们的影响带动下，我于1939年也参加抗日活动。因为父亲有些老封建，不愿女儿抛头露面，通过县委书记又把我要了回去。1940年5月，常玉林再次找到我。我自己清醒的意识到，不革命就没有出路。我深夜出走，离开了那个封建守旧，衣食无忧的家庭，投入到血与火的抗日战斗中，正式参加了革命。
当时，常玉林是县妇救会主任，杨彩繁任妇女生活改善部长，还有两位从北平跑出来的大学生林平和杜若同志，她们做宣传工作。她们看我字写得好，就安排我在县妇救会工作。还有一个叫田志英的，是负责组织工作。但她在秋季反扫荡斗争中，经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私自脱党逃跑回家了。此事对县抗日机关，以及工、农、妇、青等群众团体震动较大，我从思想深处，敬仰那些宁死不屈，英勇牺牲的战友，仰鄙视这种动摇分子，从此，我工作更加积极努力，把全县的八路军慰问品的动员，收集，坚壁，分发，管理的井井有条，卓有成效。经过党组织的培养，特别是经过冬季反扫荡残酷斗争的考验，1941年1月，我这个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的新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组织为了培养妇女干部，当月我就被选送去华北联大学习。
当时，华北联大的校长是成仿吾同志，群工部主任是陈沛同志。我入校后被分配到群工部七队，队长是张健同志。我在联大学习了两年，学习内容是：社会发展史、联共党史、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有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民族气节的内容。那时条件艰苦，没有课堂，就在村外的树林里上课，背包放下就是凳子，学习没有书本，只凭领导口头讲，我们在下边做笔记。学习方式主要是上课和讨论。当时女生队学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还有一些队员一字不识。我是乡村师范的学生，在女队里就算是“知识分子”了，被推选为七队不脱产的学习组长，还兼一门文化课的教员。我每个星期上两次文化课，辅导那些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同学。当时，华北地区的大中城市都被日寇占领，河北省地区，敌我力量悬殊，春、秋季日寇经常下乡拉夫、抢粮、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日寇扫荡，我们就反扫荡，展开了游击战。斗争犬牙交错。三天两头的转移，我们前脚走，敌人后脚到。经常与鬼子擦肩而过，也经常有学员被捕和牺牲，华北联大的学习计划也随之改变，我们学员们都化整为零，分散在广大的农村，边学习，边开群众工作。我们各带粮票，在农村老乡家里吃“派饭”， 因为那时老乡生活非常艰苦，“派饭”也是一样的半糠半菜的百家饭。我们与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同时还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1942年初反扫荡过后，由于抗战形势严峻，战斗前线急需妇女干部。我们在华北联大的学习加紧进度，提前结业了。
华北联大刚结业，军分区就派人来学校选干部，于是我和其他五位女学员被选到军分区了。到了分区后，开始听说我被留在分区工作，军分区司令员邓华同志知道后，当着我们的面讲：“这六位女同志里头，那个杨敬明文化高点吧？她不能留在分区，分到四大队去！到基层去！”。组织就分配我到四大队，从那时起，我从一个县委妇救会的地方干部成为一名八路军干部。
“四大队”就是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第四大队，属于抗大和军分区双重领导。我于1942年3月到四大队报道，被分配到政委办公室当文书。在那认识了时任政委的赵国威。那时他身体很差，非常消瘦，高度近视，沉默寡言，但他对工作认真负责，要求严格，有时严厉的让人难以接受。当时我只是尊敬他，并无好感。组织上把我介绍给他。当时我并不情愿，但我是党员，为了大局，我努力克服了感情上的障碍，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于是，在大家的撮合下与赵国威结婚了。1943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四大队是地方部队，上级要求地方部队，无论战争环境多么险恶，都坚持要原地斗争，当时日本鬼子反复扫荡，我一直随着四大队转战南北。鬼子经常在我们眼皮低下过来过去。根本无法哺育孩子。在产后20天，我和赵国威将第一个儿子寄养在当地一个姓刘的老乡家中，没来得急安顿就匆匆转移了。当夜一跑就是几十里，鬼子就在后面追。跑的我满脚血泡，两腿都肿了，脚一软，一头栽在地上。我对赵国威说：“我实在跑不动了，我不能落在鬼子手里，你打死我吧！”他一边拉我，一边使劲的踢了我一脚,还骂了我一句。我被连拉带拽的继续跑，不知又跑了多久,总算躲过了鬼子的追击。事后为他踢我这一脚，我们还别扭了好几天。孩子在老乡家里一放就是四年，直到抗战形势好转，费了两次周折才把孩子要回来。这时孩子执意说姓刘不姓赵，根本不认我，这叫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地转过来，孩子为此不知挨过多少打。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也在满月后寄放在一个牧羊的老乡家喂养，3岁时才接回。三年的共同生活使那个老乡与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我们把孩子领走时，已经走出了很远，还能听到老乡两口子那悲嚎的哭声。在战争年代，像我这样生了孩子，却不能喂养自己亲生骨肉，马上送给当地老乡抚养的事是比较普遍的。但对于孩子的父母来讲这是一件很残酷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情。
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前赴后继、坚苦卓绝的战斗，和全中国老百姓的支援，经过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蒋介石又来抢夺抗战成果。我们扩大了解放区。根据需要，赵国威调到山西雁北军分区（第五军分区）工作，任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我在分区政治部做秘书工作。1946年底，在毛主席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下，赵国威又调到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任政委，开展为部队扩编培训连、排干部的工作。当时，河北定县尚未解放，平汉路仍在国民党军队的占领中。有一年深冬，我带着两个孩子，大的男孩4岁，小的女孩刚3岁，要通过被国民党封锁的平汉路到那边的部队去。由一个姓陈的排长带领一个排的部队护送我们过封锁线，他们带我们隐蔽在路边，等待过路的时机，冬天的呼呼寒风冻得两个孩子浑身发抖也不敢哭叫，我用棉大衣包着两个孩子爬在地上。只见国民党的巡道车来回跑，那动静在寒冬的深夜，响的格外震耳，情况十分危险。战士们紧紧地贴护着我们。两个孩子静静地听着国民党兵沉重粗野的脚步声，他们不哭不闹，瞪大眼睛看着妈妈坚定的眼光。由于敌人封锁太严，两次都没有过去平汉路。赵国威与部队领导商议后，决定让我带两个孩子回我的老家曲阳县。
回到曲阳县后，我被安排在县委组织部工作。1947年3月，定县解放，赵国威才派人来接我们.在去部队的途中，受到国民党的飞机不断骚扰轰炸，一次走到半山腰的小道上，敌人的飞机来了，我刚把女儿从驮筐里抱出来隐蔽，那受惊吓的骡子向前一窜，就跌下了山涧,现在想起来还后怕。以后我们只能日宿夜行。沿途派大车送我们到河北深县的部队驻地。历经磨难，全家才团聚，见到赵国威后，我委屈的大哭了一场。稍作安顿后，我又开始了军政干校的秘书工作，一直干到1949年北平解放。
1949年底，根据国内形势的需要，经毛主席批准，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赵国威调到公安部队政治部工作，当时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是欧阳毅，副主任是李逸民。赵国威历任政治部组织部长和政治部副主任。我在政治部办公室任机要秘书工作。
1955年5月，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的需要，部队中大批女同志转业，我本可以留下来，但我不想要组织上特殊照顾，服从大局，毅然脱下军装转业到国务院交通部工作。当时我被分配到劳动工资司任秘书，后任计划调配科长，处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司局级领导层批斗告一段落，我们处级干部成为批斗的重点，而我因给部长做过两年秘书工作，又是当权派的夫人则成了斗争重点。批斗成了家常便饭。
1967年初，我到了交通部在吉林省敦化县的“五七干校”，被分配在由所谓“黑五类”组成的打柴队里劳动。不久，又转移到河南省漯河军马场的“五七干校”劳动，在炊事班烧火做饭，打草喂猪。
由于我和赵国威之间的共同革命里程和相互的深刻了解，“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十年里我们同甘共苦、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相濡以沫的度过了被批斗、游街，被抄家、遣散女下乡、夫妻天南地北各自去“五七干校”的非常的年代。那时，我们全家九口人分布在湖北、河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等几个地方，我这里成了家庭信息中心。我经常把孩子们来信的情况，写信告诉赵国威，让他放心。同时又要鼓励孩子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好好接受锻炼。孩子们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困难，我就省吃俭用把我的工资寄给他们，赵国威下水田劳动需要雨靴，我就让在内蒙插队的孩子买了给他寄去。那些年，不知道有多少封饱含亲情的书信，把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亲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靠着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坚定不移的信念、相互之间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鼓励，度过了文化大革命那段艰难的岁月。
1967年，赵国威在湖北沙阳农场劳动时胃溃疡病犯了，写信要我去探望和照顾，但当时的领导没有批准。后来，通过公安部“五七干校”军代表亲自交涉才获批准。随后，我照顾赵国威回到北京养病，经过交通部北京留守处批准，为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将我的行政和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北新桥街道办事处。我刚退休，就被推选为我们家居住地的辛寺胡同居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我带领街道干部成立了大纸板组、缝纫组，解决了一部分特困家庭的生活问题，帮助街道落实各种政策，大事不少，小事不断，一天下来也很忙。这一干就是8年。
1979年初，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落实了干部政策，我又回到交通部，在部机关落实政策办公室任主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那么多党的干部挨批斗，遭受了无端的打击和污陷，光是交通部机关就有二三百人。我们在中央组织部、交通部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到1982年才把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工作做完，为受迫害的120多位同志清理了硬塞进档案中的“黑材料”，为他们重新做了平反结论等等。由于我们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这项工作，得到了群众及领导的好评。1982年，我由落实政策办公室转到干部调配处任处长，直到离休。离休后，我还担任了几年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按照组织的要求，组织老干部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文娱活动，并支持街道的工作。
我和赵国威的工作始终都是非常繁忙的，赵国威调到中央政法干校后，一个星期只回一次家。中央政法干校在复兴门外木樨地，我们家在东四北大街，相距不过十几公里，他还配有专车。但他为了工作，吃、住在学校，每天下班后，就在校园里深入群众，与教职工谈工作，查找校园建设的问题。我们一个拥有7个孩子的大家庭只能全部交给保姆照顾。那段时间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是孩子们与我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做好饭，烧好洗澡水，等待着赵国威回家。当一听有汽车的声音，孩子们马上欢呼雀跃起来，争相跑到大门口去迎接他，还会争抢着拉着他的胳膊，相拥着进到屋子里。这个帮他脱大衣，那个帮他拿拖鞋，心细的女孩会把沏好的茶水送到他手里。有时，什么“工作”也没有抢上的小儿子还会因此而生气哭闹，直到把已经穿到赵国威脚上的拖鞋脱下来，再让他重新拿一次，他才破涕而笑，惹得全家人捧腹大笑起来。赵国威在孩子们心中的确是位严厉而慈祥的好父亲，我们家也是个欢乐融洽的家庭。
赵国威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对自己老家感情颇深。赵国威的老家是老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时期，发生过著名的“黄麻起义”，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先后出了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以及200多位共和国的将军。赵国威兄弟七人，为革命牺牲了四个。全国解放时老家只剩下一个患骨癌的四哥和一个带着女儿的孤寡六嫂。1952年，赵国威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将六哥留下的女儿接到身旁，作为自己的大女儿抚养，送她上学、参军，关心备致，比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亲。后来他又把患骨癌的四哥接到北京治病，作手术，让六嫂的孙女来京治疗脊椎结核。由于密切的接触，我们的两个孩子都传染上了肺结核病。不得不休学治疗。
1962年赵国威让3个十来岁的孩子回红安县老家体验农村生活，了解革命老区人民的光荣传统和艰苦的生活。1972年又带着我再次回到他的家乡，看望乡亲，看望在农村插队的女儿。又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去女婿家看望了世代务农的老亲家。当老家再没有带血缘关系的亲人后还是常有人进京，无论是谁我们都热情接待。他喜欢听听乡音，说说家乡的事，尽其所能帮助他们。从往返的车票，吃的、带的、零用钱，都是家中负担。我的转业费几乎全部用在老家人的身上。有一次来了一个老乡找来，赵国威当时正在开政协会议，一时没有什么东西可送他。就将自己身上带着体温的毛衣脱下来送给老家人。把身上所带钱全部拿了出来。赵国威常说：老家人吃苦太多了，为革命红安县死的人太多了，我们不能忘本。
赵国威对我家的亲属也非常好，支持我在回家探亲期间，将两个妹妹带出来上了学，以后又参了军。同时资助了我的两个小妹妹完成了大学和中专的学业。她们参加工作后，都十分努力。两个妹妹从事医务工作，一个妹妹成了地质工作者，一个成长为工程师。我的五个妹妹全都是共产党员。
特别是最小的妹妹，当时小妹夫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是通晓多国语言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时中科院革委会安排他去新疆科学院工作，他当时认为新疆科学院没有自己的科研课题，专业不对口，有些顾虑。赵国威告诉他，要服从大局，支援边疆建设，工作需要，就是你的专业，专业是可以重头学的。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在小妹举家迁入新疆时赵国威亲自到车站去送他们。并不断鼓励他们克服困难扎根边疆。
赵国威是个党性非常强的同志，工作上我们夫妻的原则是互不干扰、互相不参与。比如赵国威脱下军装调到中央政法干校任校长，我事先没有听他说过，更不用说征求意见。他始终认为党组织是至高无尚的，任何事都要服从组织决定，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党的利益。在家庭生活中，我们从不吵闹，没有在孩子们面前公开过任何矛盾，所有分歧都是背着孩子解决。结婚50多年从没有公开争执过。对孩子们也是一样，孩子们无论工作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只要是组织分配的，他从不干预，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坚决听从组织的安排，安心做好本职工作。
赵国威对党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从不愿听到什么有损党形象的言论。即便是在家中也不许传说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与党或政府有关的不满言论。1993年他因结肠癌住院作了大手术，当时看望他的子女对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有所议论表示不满。他听后教育子女说：“有不正之风是事实，知道就行了，到处散播就不好，影响不好！”。
赵国威对孩子们也是爱在心里，从不露在脸上，孩子们都很敬重他们的父亲。赵国威注意从小就培养子女们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和艰苦朴素的精神。每年孩子们放暑假和寒假，他必定要购买两把大扫帚，并给两个大些的儿子订立打扫胡同卫生的“制度”。假期开始的第一个早晨，他都要带领两个孩子，来到负责打扫胡同卫生的大妈面前，用略带命令式的口气告诉她说，从今天开始，以我们家门口为界，以西的地段仍由街道打扫，以东的地段交给我的孩子们打扫。从此，他会经常督促孩子们早上出去打扫卫生。他还利用晚上下班后出来遛弯的机会，仔细检查孩子们是否打扫干净，干净了满意地表扬几句，不干净的话就会严厉地批评一通。在他的教育鼓励下，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他们把早上扫街看成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不分刮风下雨，天天自觉坚持出去打扫胡同，一直坚持到假期的最后一天。
我们家里有个取暖的小锅炉，每年冬季，学校都要用汽车给家里送燃煤，每次卸煤，赵国威都亲自带头，全家上阵，年老的装筐，年小的运煤，很快就把一车煤运到院子里面，虽然一家人都弄得满脸满身煤末子，但劳动使得大家都很喜悦。每当我们出去遛弯，赵国威还不时同邻居们拉拉家常，街坊邻居们都说，赵国威是胡同里面最大的“官”，但一点“架子”都没有，还夸我们教子有方，孩子们朴实能干。
七十年代，我们的几个孩子先后从军队复员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的工作安排，赵国威的原则是“一靠组织，二靠自己”。 六个孩子有四个被安排在工厂，当了普通工人。他不求人，不找关系，不为孩子们的前途铺路，不插手他们的工作安排。大女儿转业到工厂后，干校的有关领导背着赵国威将她的关系调到干校。赵国威知道后，二话没说，立即责令把女儿的人事档案退回了工厂。孩子们也理解他的严格要求，努力工作，不断学习，如今，都走上了适合自己的奋斗之路。赵国威非常满意自己的家庭，他常说，我们是个共产党员之家，几个儿女以及儿媳、女婿、外孙、外孙媳妇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可以编一个党支部了。我们家祖孙三代有九个当过兵，可以编成一个战斗班。
赵国威生活非常简朴，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对孩子们也要求他们艰苦奋斗，生活低标准，不向组织伸手，不给组织找麻烦，过简朴生活，孩子们上高中时还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改革开放以后条件好了，也不许穿奇装异服，要大众化。要求孩子们在工作上忠于职守、踏踏实实。三年自然灾害时，赵国威在中央政法干校倡导发扬延安精神，开展生产自救活动，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条件。星期天休息日，他常带着我和孩子们一起到中央政法干校找了个角落填坑开荒，种上白薯花生。在“五七干校”时赵国威独自一人生活，身边没有人照顾，他自己洗衣服，自己给破了的衣服打上补丁，针线活也十分工整。那年，在农村插队劳动的女儿在生孩子刚满月后到“五七干校”看望父亲，第二天赵国威就带着女儿下地劳动，在女儿探亲的20多天里一直和他在一起摘棉花，干农活，一天也没有休息。在他的率先垂范下我们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淳朴、务实低标准的家风。赵国威1928年参加革命，一直到1955年第一次拿到了津贴费，当时赵国威70元，我30元，那时我们已经认为很多了。赵国威把金钱看得很淡，他自己从不乱花钱，不随便给孩子零用钱，他也从不谈论金钱。
赵国威是个性格刚毅、内向、不苟言笑、比较沉静的人，在与人交往中刚直不阿、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与上下级之间、与朋友之间在工作上互相配合、亲密无间，但在生活中很少来往，他自己从不请客，也不赴宴。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是他最卑视的。他不媚上，不欺下，越是基层工作人员越是多关照。平日里除了雷打不动的新闻和报纸外，喜欢听一些革命歌曲和民歌，看一些历史影片。平时也只是和孩子们下下棋、全家人一起打打扑克，很少外出串门。
赵国威又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对孩子的爱非常厚重，心里惦念，很少流露。他鼓励女儿女婿到新疆去工作，他说“趁着年轻到坚苦的地方去闯闯，对你们的成长有好处。”送女儿进新疆时他说：“咱们照个相吧，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1985年他中风偏瘫住院，经常照顾他的小儿子突然病逝，当时大家都想方设法的瞒着他，但几天没看见小儿子的他马上警觉了，在他一再追问下我不得不告诉他，赵国威当时难过的痛哭了一场，这是我见到他唯一的一次流泪。
赵国威同志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和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以身作则，身体力行。1978年底，赵国威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北京市政府为了照顾全国政协委员熬中药和煮奶的困难，特批给每位委员可以购买一套液化气灶具。这个消息还真是让我们全家高兴了好一阵子。一天，赵国威对我说，原政法干校的一位被错化成右派的老教授，落实政策回到学校教课，刚在学校里安家，没有煤气灶具，生活遇到困难，他已经将那套液化气让给他用了，我完全理解和支持他的决定。 直到1989年，那位老教授搬进了新楼房，使用上了管道煤气，赵国威才同意把那套退回来的液化气灶具搬了回来，使家里做饭的困难得到缓解。
1985年秋天，赵国威突发脑血栓疾病，行动不便，以后的几年里，他多次犯病，最后基本上完全不能下地走路了。1992年初，赵国威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他有时对家庭的事情已经有些糊涂了。但对于单位的事情却依然特别的认真。一次，学校补发工资，孩子把补发的钱送到他的床头，他仔细地询问孩子这是什么钱，为什么发的，是不是大家都有等等。当他得知全校的教职工都发了后，想了良久，才说：捐给希望工程吧。我们问他捐到什么地方时，他立刻说道，给甘肃张掖地区。我们立刻就明白了，赵国威在1935年跟随徐向前元帅率领的红军西路军在张掖地区的祁连山一带，与国民党马步芳、马宏奎的军队有过十分艰苦惨烈的战斗，他被打散，在张掖地区乞讨流浪和被国民党军队抓丁的一年间，他目睹了张掖地区人民艰苦的生活，他在有生之年最后的愿望就是把他最后一笔工资捐助给那里的贫困学生，使有文化的年轻一代来改变祖国大西北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按照赵国威的愿望，孩子们立刻到希望工程捐助办公室办理了资助甘肃张掖地区6位贫困失学小学生一年学费的手续。他还在政协办的公益活动中始终资助着一个甘肃张掖贫困儿童的学习费用直到他过世为止。
赵国威患脑血栓偏瘫在床。但他仍然顽强的与疾病抗争，坚持天天锻炼, 坚持天天读传阅的文件，关心国内外大事。为了照顾他，不让他有丝毫无助和孤独的感觉，我放弃了交通部老干局组织的所有旅游参观活动和我所热爱的书画活动。无论赵国威住院治疗还是在家调养，我24小时不离的守着赵国威，喂饭递水，端屎端尿,聊天谈心，尽自己最大努力照顾他。在病床前我天天给他读报纸，谈论国家大事，我们读完了聂荣致等许多老同志的传记，一起回忆当年的革命的历程。
赵国威与疾病作斗争的精神是令我折服的，平时他拖着半边瘫痪的沉重的肢体，忍着脚痛，坚持天天散步，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常常累得满头大汗。不管多苦的药，多痛的针灸治疗，为了康复他都默默地忍耐着，顽强地坚持的。不管有多大的病痛他从不呻吟，从不提出任何要求。我知道他是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在他偏瘫在床的十年里赵国威积极地配合着各种治疗，他没有悲观过，没有任何消极情绪。他从不发脾气，不发牢骚。特别是在他患结肠癌时，多次的肠套叠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在考虑手术时，医生将手术的各种风险都告诉了他，他没有提任何个人意见，只是说一切听医生的，医生让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把个人的生死看得非常淡，从不避讳。自己能努力的尽量努力争取，无能为力的就顺其自然。他对自己的人生很满足，整天静静的躺在床上，手中是他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收音机。他天天听着新闻、听着革命歌曲，正是由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对国家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的鼓舞才有了战胜疾病的信心。是他对党的事业的关注支持着他的生命和与疾病抗争的精神。在赵国威身上真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体现出了一个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应用的优秀品质。
在他自觉不久人世时对女儿说：“我给你买一块手表留个记念吧！”女儿告诉他只要他带了几十年的那块旧表。并保证在他过世后将骨灰送回老家（实际上我们已经照办了），他很满意。
赵国威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着最后的时光，他说：“我很满足，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多活一天都是赚的。一切都顺其自然吧！”。并希望我也如此地安度晚年。
1995年1月29日，赵国威因病不幸逝世，享年84岁。
赵国威永远活在我和孩子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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