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往事忆延安（刘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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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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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已占据我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等地大片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并不满足，又蓄意制造借口，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向驻守在宛平县卢沟桥一侧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面对疯狂的进攻，国民党第29军37师110旅的官兵在何基沣旅长、吉星文团长爱国将领的指挥下，打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有力回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但日寇大兵压境，平津前线守军将士浴血奋战，佟麟阁、赵登禹等一大批将士战死沙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明确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党的这一通电，得到了全国广大民众的拥护，进一步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成了全国一致对外，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我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回想当年的经历仍历历在目。我的青年时代，正是在投身全民族抗日的伟大浪潮中度过的，并由此在党的指引下走上为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道路。当年与我一同参加革命的战友不少已作古，或牺牲于抗日战场上，或牺牲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中，或逝世于新中国的建设中，每念及此，心情沉重，感慨万千。
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河北、山西等地，气势凶猛。而国民党正面防御部队，武器装备落后，加上腐败无能，使得军心不稳，士气低落，往往与敌稍作接触便节节溃退。日寇每攻占一地，就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中国军民惨遭劫难。当时我在同蒲铁路任副站长职务，每天看到的是溃逃下来的国民党部队，还有乘车或徒步逃难路经此地的人群。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病困交加，甚至靠乞讨度日，境遇悲惨极了。
随着日寇的逼进，老百姓人心慌慌，国民党散兵游勇在大街上闲逛，他们打鬼子不行，欺负老百姓却不手软，横行霸道，滋事殴斗，白吃白拿，甚至抢劫民财，强奸妇女，给本已苦难深重的老百姓又加了一层霜寒。面对日寇飞机天天的狂轰滥炸，很多中国人想到的不是逃跑，而是抗战。形势的发展教育了群众，广大铁路员工认识到要抗日只有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抗日的。
1937年8、9月间，八路军115师奉命出征，由同蒲路乘火车北上。他们每到一站就抓紧向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彭德怀副总司令、115师林彪师长、聂荣臻副师长等八路军将领都在路经介休站时，向车站员工和当地民众发表讲话，号召民众起来共同抗日。那时，国民党部队往下退，八路军部队往上开，老百姓拥护谁就不用说了。不少青年人报名参军，铁路上的进步员工也纷纷想投奔八路军。铁路党组织从维持铁路正常运营、保障抗战前线运输的大局出发，再三劝说员工坚守岗位。员工们服从抗日大局，维持了铁路正常运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1937年11月7、8日，榆次、太原相继陷落。日寇沿同蒲路南下，战事日趋逼近。我们顶着敌机的轰炸坚持工作，直到来年2月听到日寇的枪炮声后，才有组织地撤出了介休站。介休以南各站也在日寇进攻下逐站撤退，直到风陵渡终点站。1938年初，同蒲路的绝大部分职工陆续到达西安后，都在忧郁徘徊。怎么办？绝大部分职工希望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参加抗日活动。我思想上早已决定奔赴延安，于是就组织带领刘俊一、吴正光、霍愈、高山、张泽民、刘万龙、丁云、史宗贤、吴俊文、李氏双胞胎兄弟2人共12名员工到西安市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理介绍手续。没想到，出面接待的竟是曾在介休站工作过的同事李维民。我们2人在异地相逢，都显得格外高兴，问寒问暖的话说了足有一箩筐。临别时，李维民为我们开具了去安吴堡青训班并去延安的介绍信。
3月初，我们雇了农家的一辆牛车拉着行李，徒步奔赴泾阳县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去延安的必经之路）。这个训练班是我党领导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创办的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1937年10月在陕西省泾阳县斗口镇成立，1938年1月迁至泾阳以北的安吴堡。朱德为名誉主任，冯文彬、胡乔木为正副主任。该校曾先后派出7个战地工作团到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安吴堡青训班成立两周年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这个训练班办得非常及时，当时日寇占领了中国大批中心城市和主要铁路线，摧毁了许多工业区域。有上百万的学生失学、工人失业流亡，这是一支强大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及早地看到了工人的苦难，组织工人走抗日救国之路。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
奔赴青训班的路上，大家兴致极高，从内心里感到终于走对了路，找到共产党了。在过渭水河时，凛冽的寒风夹裹着沙砾和浪花，不时地抽打在人们冻红的脸上，犹如一个个小小的冰尖扎得人生疼生疼。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互相勉励、互相提醒、注意安全，同时，我告诉大家要不停地用手搓手搓耳，以防冻坏。去泾阳县安吴堡的路走了两天，虽然大家吃了很多苦，有的脚上磨起了血泡，但仍抑制不住激动和喜悦的心情。
到达泾阳县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后，出面接待我们的是陈宇同志（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现已离休）。我向他介绍了每个员工的情况后，又汇报了滞留在西安的同蒲路员工寻求出路的情况。并强调了同蒲铁路职工除少数高级职员要求到大后方逃难外，大部分职工主张抗日、要求到陕北学习、参加八路军。陈宇同志将我汇报的情况立即向上级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没过几天，从抗日前线调回延安主管职工运动的张浩同志来到安吴堡。张浩同志面庞清癯，但眼睛却炯炯有神，衣着极为朴素，待人没有一点架子。我第一次见到来自中央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张浩，心情异常激动，对张浩同志询问滞留在西安的工人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第二天，张浩同志就让我陪同他去西安来到失业流亡的工人中间。那里已有从延安先期到达西安的同蒲员工杨树森等同志在等候张浩同志。张浩见到每一位工人总是嘘寒问暖，和他们聊家常，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经张浩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二批到安吴堡的工人达一百多人，其中有“文革”前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的邢相生等同志。
1938年3月初，在张浩同志的直接领导组织下，成立了安吴堡训练班职工大队，张浩担任大队长，董昕任副大队长，曹瑛、刘瑞龙等任教导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举办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工人训练班。安吴堡有个公主屯，1900年曾做过慈禧太后的行宫。虽已斑驳脱落，但当年金碧辉煌的影子仍依稀可见，附近还有许多皇家的墓地，大树参天，石碑林立，正是学员上课和防空的理想场所。职工大队的学员来自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辽宁、四川等16个省市，绝大部分都是大城市的产业工人，还有远自南洋、马来半岛及泰国的华侨工人。从职业上看，包括铁路、海员、矿工、兵工、机器、纺织、缝纫、印刷、电气等17种产业的工人。他们大都是有志抗日救国，克服重重困难汇集到职工大队来的。
职工大队的训练目的很明确：首先让学员明确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任务，帮助学员了解工人阶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二是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进行团结抗日的教育，使学员懂得团结的重要性，理解天下工人不分家的道理，克服不良生活习惯；第三是进一步明确自己的阶级地位，为完成历史使命坚定对前途的信心和决心。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基本政治常识和马列、毛泽东著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抗日军事问题、游击战、职工运动问题、文化课和辅导课等。教材大部分是自己编写的。张浩同志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结合掌握的学员思想实际情况，给工人学员授课时，能做到深入浅出，深受工人学员的欢迎。他常引用毛泽东的话对大家说：“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职工大队一共办了三期训练班，每期两个月，一期四百多人，先后训练了工人学员一千多人。他们当中有一些同志后来牺牲在抗日前线，也有很多人成为我党各级领导骨干。
我参加了第一期学习班。期间，1938年5月11日经王治邦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选调到干部队学习党务工作，先后在二、三期训练班担任党支部书记、指导员等职务。10月初，我（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和队长王力带领最后一期结业的学员一百余人徒步从安吴堡青训班出发，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路上走了十几天，克服了诸多困难，终于胜利到达延安。
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我们到达延安后，先到中央党校报到，负责接洽的是干部部长曹轶欧，具体和我们谈话分配工作的是王有（钟子荣）、邱金、张松（李范五）等同志。这批学员大都来自上海、武汉、南京、郑州等地的大城市，经组织研究决定，凡是党员的留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其他同志则分配到了抗大职工大队学习。这批党员职工与来自军队原红军的同志组成中央党校第29班，汪东兴任支部书记，于桑和我任支委。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学员分配工作，有的到抗日前线，有的留在延安继续学习。汪东兴、于桑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我留在党校先后在第28班、第34班继续学习，兼做支部工作。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读到了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7月，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四期教职员工训练班上所作“抗大民主”的报告，其中有关严肃党纪、处理黄克功违纪一案的内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黄克功少年时代，即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经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战功累累，身居高位。但一时冲动，枪杀了抗大四大队女生刘茜。在审讯时，他敞开衬衣，指着从肩膀到腿部的伤疤，历数许多战斗过的地名，要求不能死在自家的法场上，而要戴罪立功，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毛泽东同志当时给刑庭审判长雷经天同志的信中说：“不严肃处理，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在后悔声中，被处以极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所倡导的这种既民主自由、生动活泼，又奉公守法、纪律严明的革命精神，鞭策着我的言行，鼓舞着我不断地在革命的熔炉中接受锻炼。
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同志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在会议召开前与会议期间，从各个根据地来的负责同志应邀给党校的学员作报告。报告总的内容：我军以游击战、结合阵地战消灭敌伪军，在战斗中不断扩大队伍、扩大根据地面积，形势发展越来越好，热情地欢迎学员们加入抗日队伍。其中新四军政委项英同志的报告很有号召力，他不仅讲清了当前党的任务，而且还很自豪地称赞新四军英勇善战，军事装备好，是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参加新四军能更好地施展学员们杀敌本领。并风趣地说：“新四军生活在鱼米之乡，条件比别的地方好，有鸡有鱼有虾有大米吃，打起日本鬼子更有劲！”与我一同到延安的12名员工中，史宗贤、吴俊文和双胞胎李氏兄弟二人随着项英加入了新四军。不幸的是“皖南事变”后，史宗贤等四人全部失踪，令我至今念念不忘。
1939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延安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的进攻、国民党的封锁包围和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党中央机关、军队的吃饭穿衣等财政问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当时，国民党不仅撕毁了国共两党达成的诸多协议，而且还停发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供给，扣押了海外华侨捐赠给延安的一切物资，并且严令禁止把布匹、粮食、食盐和医疗药品运入延安，对边区实行了严密的封锁。
1939年2月，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号召大家“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大力开展生产运动。
中央领导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在住地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辣椒和西红柿等，一有空就去浇水、施肥、拔草。朱德也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前开荒种地。周恩来、任弼时则练习纺线，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比赛上，以优异成绩被评为“纺线能手”。任弼时纺的线曾在陕甘宁边区农工业生产成就展览会上展出，被评为一等线。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也制订了个人生产计划。领导带头参加生产运动，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党政机关干部、军队、党校学员参加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男女老少都纷纷开荒种粮食、种蔬菜、养猪、纺线、织布、打柴、烧木炭等，以火一样的热情投身大生产运动。同时也激发了边区人民劳动积极性，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劳动英雄。当时我在党校34班学习，兼做支委会工作。我在大生产劳动中，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任劳任怨，处处起带头作用。1939年夏，还被大家推选为边区模范青年，参加了在中央党校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代表大会，获得了铜质奖章。那天，朱总司令亲自为模范青年颁发奖品，当主持会议的同志叫到刘英（洛甫夫人）上台领奖时，我误听为是叫刘涌，冒失的冲上台去，闹了一个大笑话。
进入保卫战线
1939年6月中旬，经中组部调令，我去延安枣园中央社会部工作，先后任部总务处指导员兼支部书记、会计科长、二室干部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书记。在任干部组长兼任室主任陈刚同志的秘书期间，积极协助陈刚同志对大生产运动中遇到的问题认真进行调研。对选什么地方搞农场，选什么人来搞，怎么搞，又经过多次详细的调查研究，最后选择了一块离机关较近的五十亩平地，盖了简易工棚，开渠引水，枣园农场搞起来了。农场负责人是卫亭良（卫之民）。农场当年开办当年见效，解决了机关的蔬菜供应问题。
在农场种了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喜欢吃的各种蔬菜。陈刚设法从西安搞来种子，种上了毛主席喜欢吃的蚕豆。与此同时，还开荒山坡地种粮食，填补了公粮供给不足的大问题。为了解决织布穿衣问题，大家用手摇纺车纺线，机关的男女老少齐上阵，以优质合格产品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
为解决中央领导同志的吸烟问题，我根据陈龙同志（辽宁抚顺人，曾任东北抗日联军二军参谋长；延安时，任中社部三室副主任、毛主席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的卫士长；解放后，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的建议，在陈龙的领导下，组织了卷烟生产组，把烟叶经过熏烤，制成“飞马牌”香烟，不仅解决了中央领导同志吸烟问题，而且成为延安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名牌产品。为解决洗衣服的肥皂问题，从南洋回国的大学生邹伦（绰号“俘虏兵”）负责组织成立了肥皂生产组，用一口大铁锅放入碱和猪骨、牛骨熬出的废油等原料，研制出了“胜利牌”肥皂，解决了机关同志的日用急需，得到了好评。
1940年，和我同在中社部二室工作有一个叫李德山的同志，他是朝鲜人，从苏联学习后来到延安，曾在苏联学习爆破技术，同时也是一位神枪手，当过一段毛主席的警卫员，后经组织部分配到枣园机关二室交通科工作。他提出上山打野羊野猪改善生活，得到陈刚同志的批准，曾打了两只野羊，收效甚微。在打猎过程中发现有不少狐狸，有制造炸药技术的他，又提出炸狐狸的建议，得到了陈刚同志的大力支持。李德山教会了陈刚和我制造炸药的技术，我们三人以娴熟的技术制造许多炸药丸，它形似核桃，里面塞满碎玻璃、碎瓷片和炸药，用麻皮缠紧，外部用猪肠或肉皮包起来，然后爬山放到狐狸经常出没的地方，狐狸闻到腥味，只要咬上“核桃”一口，就会立刻炸死。为了安全起见，避免伤人，我们三人经常拿着装炸药的筐子，上山分头安置炸药。次日早晨上山收炸死的狐狸和炸药。后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叶子龙同志也曾参加过这个活动。炸狐狸活动连续搞了几个冬天，先后收了几十只被炸死的狐狸及野羊还有一只金钱豹等，取得了显著成绩。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穿的狐皮大衣，都是我们用炸死的狐狸制作的。
延安冬天是比较冷的，老百姓家里烧土炕取暖，机关是烧木炭烤火取暖。在陈刚同志和警卫团团长吴烈同志领导下，由机关干部宫韫书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成都地区党委书记，现已离休）、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任正副生产队长，组建成在石匣峪村山中烧木炭的生产队。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同志在开挖新窑洞的过程中，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将战友推出洞，自己则被砸在窑洞里以身殉职，年仅29岁。张思德1915年生于四川省仪陇县。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解放仪陇县时，他报名参加了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曾三次过草地，战斗中浑身是胆，被战友誉为“小老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任班长。1940年春，调入延安中央警卫营任通讯班长。1942年10月，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卫团，领导决定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安排。他说：“当班长是革命工作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陈刚同志把张思德的事迹向李克农部长汇报后，李部长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十分难过。他对中央警卫团团长吴烈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后方生产劳动死人就太不应该了。”吩咐吴烈同志要做好善后工作，强调烈士遗体挖出后，要洗干净，换上新军装；做一口好棺材装殓埋葬；开追悼会，我要讲话。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陈刚同志领导下，分工负责由中央警卫团团长吴烈同志对张思德同志的遗体清洗，换上干净的军装，装殓入棺；由警卫队长古远兴同志带领战士堆起土台子作为主席台；由我（时任二室干部组组长）整理布置会场，通知参加追悼会的单位和人员。9月8日下午两点钟，中央直属机关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的同志们在延安凤凰山脚枣园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到会的约1000人。台前挂着“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的横幅，台的中央挂着党旗，下面是张思德同志的遗像，台的周围摆满了花圈。
下午1时许，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布衣，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李克农和杨尚昆等同志的陪同下缓步走进会场。追悼会在庄严的《国际歌》歌声中开始。向烈士默哀后，毛主席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他亲手将花圈献在烈士遗像前，花圈的挽联上写着“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中央警卫团政治处主任张廷桢致悼词，报告了张思德同志的生平事迹。毛主席深知张思德同志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在部队打过仗、负过伤，在大生产运动中纺过线、烧过炭。从战士到班长，又从班长到战士，一切从人民利益和党的需要出发，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其高尚品质十分可贵。毛主席以深切怀念之情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毛主席以沉痛地语气向大家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进而要求全党，“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些话，后来传遍了中国的家家户户，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和要求进步的同志的座右铭。
毛主席讲的这番话，正值反法西斯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阶段，此时阐明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对鼓舞群众斗志、促进人民团结有着特殊的意义。从此，“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流传开来，既为我党和军队指明了方向，也赢得了千千万万民众的信任，形成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有幸聆听了毛主席讲演的《为人民服务》这一重要思想，使我在思想上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人生观进一步确立，不为名不为利，艰苦奋斗，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参加延安整风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4月份，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的通知。6月份，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陆续开展起来。
延安“整风”期间，我积极投入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做的有关整顿“三风”的报告，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我当时任机关整风委员会秘书，同时参加了高干学习组，认真学习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等党的历史文件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对照检查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着重从唯心主义和折衷思想方面剖析、检查，找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中庸主义、怕得罪人、开展批评不够等问题是个人主义在作怪。陈刚同志看到我写的自我检查材料后，认为检讨深刻，抓住了主要矛盾，在“整风”的学习研讨会上充分予以肯定、表扬。
1943年7月15日，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报告。这天，康生把张克勤带到了会场，作典型示范。会后，各机关学校都搞起了“逼供信”。张克勤，甘肃兰州人，中共党员，19岁被送入陕北公学学习，后调到西北公学，准备培养为情报保卫干部。他的父亲、妻子都是共产党员，其父在兰州开了一家照相馆，实为党的地下联络点。张克勤来延安一年后，其父和妻子先后被捕变节，被国民党甘肃“中统”特务机关利用。张克勤到延安后，实际与家人无任何政治联系，但在康生逼供下，张克勤按康生的意思写了份“坦白书”，谎称甘肃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打的是“红旗”，实际是在特务控制下搞的“假党”、“伪党”。一时间，延安中央机关和其他单位在审查干部工作过程中，受康生“抢救失足者运动”报告的影响，搞逼、供、信和反特斗争扩大化，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河南、四川、贵州、浙南等地的共产党都成了“红旗党”，从这些地方来的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都被列为怀疑对象,蒙受不白之冤。
一些仗义执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上书党中央，其中社会部治安科的材料内容翔实、全面，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任弼时同志亲自到西北公学和关押人的枣园后沟，询问了许多被审查、被关押的人，结果个个都很荒谬。任弼时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这些情况。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简称“九条方针”），根据决定开始纠正这个错误。1944年春，西北公学在兼校长李克农领导下成立了甄别委员会，对受冤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毛泽东还曾亲自在会议上，向“戴错帽子”的同志举手赔礼，作了自我批评。审干中“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在“整风运动”中及时得到了纠正，因此，这个错误没能影响“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向。
西北公学甄别工作后期，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学员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他们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同志锻炼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中级干部。今天，我们这些从延安枣园走过来的老同志，每每相逢时，对当年西北公学的生活经历仍记忆犹新，深切感到工作中讲究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工作作风，对我们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激励着我们义无返顾地勇往直前。
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我们反法西斯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宝贵经验。创建和谐社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继承和发扬这些革命的传统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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