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前方（尚寅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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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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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我在延安七里铺边区保安处的菜园子种菜。
8月14日晚，已是午夜时分，我们都熟睡了，忽然被一阵喧哗声惊醒，急忙跑出室外，伫立静听，渐渐分辩出喧哗声来自新市场方向。反转身进屋被上衣服，就向新市场奔去。跑到半路，喊声听清了，原来是一句接一句的“日本投降了”！我们加快脚步，挤进人群，跟着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看得出这是无准备、无领导的自发游行，是群众久久企盼一旦到来的激情迸发。口号不是事先拟定的，领喊人也不是事先安排的。接着又有人喊：“共产党万岁！”大家也一声高一声低地跟着喊。一晚上就重复着这么几句口号，而且越喊越振奋，游行的队伍越来越长。
当年的新市场，是延安城被日本侵略者飞机炸平之后，新修的一个商业中心，街道本不长，走到东头就得返回来向西，走到西头又得返回来向东，人越挤越多，欢声雷动，震耳欲聋。接着有人把锣鼓也拿了出来，边喊边敲打，扭起陕北大秧歌。摆水果摊的小贩也激动起来了。他们边喊着：“日本投降了，我们要回老家了！”边把花生、枣、梨抛撒向人群。他们有的一直在笑，有的一直在哭，也有的笑了哭，哭了又笑。这些做小生意的，很多是从山西、河南日本侵占的地方逃出来的难民，回老家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我们是革命干部，与老家早就失去联系，一切由党组织安排。所以，高兴了一晚上，也没想自己的事。
后来听说，这次狂欢之火是《解放日报》点燃的。他们最早收到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广播，高兴得憋不住劲了，就出来喊：“日本投降了！”听到喊声，人们就自发地到最繁华的新市场游行。这一夜，延安的人几乎没有睡觉。欢乐的情景，我年轻时并不少见，但都在意料之中。这种事先毫无精神准备、又渴望已久的欢乐和欢乐引起的狂热，是我生平第一次遇见。这种狂欢表现出人们的真切感情。
延安人口并不多，主要是机关、学校、部队。大生产运动以来，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机关、学校、部队每周一般都能吃到三四次肉。“抢救运动”中的问题正在解决之中。“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是共产党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法宝。话说出来，屁放出来，气就消了。工作、学习有序，生活安定，气氛祥和。现在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画上了句号。延安的宁静被新形势、新任务冲破了，所有的人都围着上前线，迎接新任务，考虑怎么办。
首先是党中央，窑洞的灯光彻夜通明。虽然“七大”刚刚开过，党的大政方针、行动计划已有安排，但对突如其来的形势和问题，还需要迅速拿出对策。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我们怎么办？总的战略布局怎样调整？部队怎么壮大？解放区怎么发展？特别是东北这块战略要地，我们怎么尽快进去，又怎么站住脚跟？等等问题摆在眼前。
各解放区的领导参加“七大”之后还滞留在延安，但“日本投降”这一新情况使他们呆不住了，都急着要回去。想着回去怎么办，还想着怎么从延安带回一批干部。革命发展了，发展后的新任务是要有干部来做的。
学校——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更是热闹。学员们有的是从白区来的，有的是从前方来的，“储存”在学校已有几年了，早就盼望着走上前线，这一天终于来了。大家无法按捺住内心的游动，思考着、讨论着到哪里去好，做什么工作合适。那几天，中央组织部应接不暇，就只好在大门口摆几张桌子，放上本子和笔墨，由来人自己填写志愿。有家的在想，夫妇、孩子一块儿走，还是老婆、孩子先留下来？走，又怎么个走法？有的想买个毛驴把老婆、孩子驮上走；有的想把孩子寄养在农民家里……反正谁也别想安生，不愿想也得想。
我是从白区（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区）到延安的，就随大流。有的说平原要人，我就填报平原；有的说到东北好，我就改报东北……那些天，熟人见面，尽是交换何处去的信息。
延安的沸腾，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结果，它又孕育着新的胜利的斗争。
告别延安城
1945年8月下旬，西北局调我参加西干队（西北局干部队），到冀（河北）热（当时的热河省）辽（辽宁）中央局去。西干队（后改为山海队）以边区的四位县委书记为主，加上他们的夫人。书记有警卫员、背着盒子枪（驳壳手枪），夫妇各有一匹骡子。8匹骡子，4名警卫，走起来也够气派的。我们称他们为“骑兵”。
另一部分是边区保安处来的，11个人，其中有后来担任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武衡，有边区工业界的名人崔中，有电影演员李实，有边区高等法院的法官郭纲中和他的老婆，还有担任过县委书记的王东旭，担任过白区县委部长的郭介文，诗人伶仃等，除郭纲中的老婆自备一头毛驴外，我们都是步行，我们自称“步兵”。
在西干队我和王东旭分任正副组长（党与行政同），队领导由西北局指定的两位县委书记担任。名单确定后，就把我们由边区保安处来的11人集中到西北局招待所，发了棉衣、衬衣、鞋袜，还改善了伙食，这在当时的边区是很够意思了。回想起来，我来边区6年，其中有4年生活在延安。在延安，我听过毛主席的4次讲话，朱总司令的一次报告，邓发、陈云同志讲的党的建设；精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论》、《共产国际纲领》及《资本论》两卷。听报告和读这些书，奠定和坚定了我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有这些基本理论垫底，就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对这几本加了眉批的书，我怀着深厚的感情，打进行李，一直带到冀东。可惜在1946年国民党进犯遵化，机关转移时丢失了。延安是革命的熔炉，是革命的大家庭。在延安，我深深感受到同志间的亲切，无论是领导被领导，老同志新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都能平等相处，互相爱护；在上前方的西干队里更是这样。
陕甘宁边区仅23个县，150万人口，且经济、文化落后，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把它建成了模范抗日根据地。延安像一座灯塔，指引着革命的航向。在这里，毛主席以《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领导了抗日战争。在这里，毛主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正确处理了同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及时揭露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打退了三次反共高潮，使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阴谋未能得逞，日本投降蒋介石的阴谋也不能得逞。八年抗战的结果是：共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了，人民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了，解放区的面积大大发展了，全国人民把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在延安，我参加了开荒、种粮、种菜和纺线，虽技术不高，贡献不大，但身心得到锻炼，终生难忘。要离开延安了，感到什么都留恋，延安的山，延安的水，延安的小米，延安的窑洞，延安的同志，都依依难舍难分。但要上前方，参与开拓解放区、建设解放区的新任务，也就毅然决然启程，于9月上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招手地告别了延安。
我们这些没牲口的“步兵”，每人一顶毡帽，一身灰棉衣。这棉衣的布是合线织的，是大生产运动的产品。因为手纺的线粗细不匀，容易拉断，就只好把两根线合并成一股，织布。这种打扮，是延安干部的明显标志，很惹人注目。延安南区合作社的驮骡队，要去张家口运货，想和我们同行，就主动热情地把我们的行李捎上。这样一来，我们每人就只有一个挎包背在肩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徒手步兵，轻装上路了。
离开延安，晓行夜宿，经延川、清涧、绥德，四五日即到宋家川。宋家川是黄河渡口，咸（阳）宋（家川）公路的终点。我们这些步兵队都没见过黄河，而每人对它却都有个印象——“黄河之水天上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我们心目中的黄河是很神秘的。因此，早上从绥德城出发，就准备着要认真见识一下黄河的尊容。
黄河在陕西，像一条锁住的黄龙，被两座大山夹着，确实是在怒吼，在咆哮，未见其面就先闻其声。我们的队伍下到半山腰就乱了，争着向前跑，以先睹黄河为快。我们步兵组有4个“眼镜客”，他们跑不动，又不甘落后，紧走几步就停下来喘气，擦眼镜。法官同志的夫人怀有身孕，是个川妹子，毛驴专会欺侮她这种不善驾驭的人，跑几步就停下来，专等法官来安抚，拍拍屁股，拉拉尾巴。有时小毛驴还尥蹶子，转圈，把川妹子吓得直喊叫，逗得我们发笑。
最早到达黄河边的是诗人伶仃，他拿着一个小本子，说：“过河时我要细细地观察，灵感来了，捕捉住好诗句，就得马上写在本子上，希望你们不要打扰我！”毛永是搞文学的，面对滔滔黄河，一言不发，看来他是在细心琢磨着什么。其他的人也各有心思，大家都沉默着。站在半山坡看黄河，像一条黄带子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只有到了黄河岸边，看清了波涛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情景，才领略到黄河的伟大气魄。此时此刻，我们的思想潮水也正像黄河水一样奔腾起伏，勇往直前。
观赏罢河水，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弄船的工人。他们清一色羊肚毛巾包头，身上穿一件白褂子。年老的在外面罩一件坎肩，年轻的里边穿一件红兜肚。这种兜肚是年轻婆姨或相好女人的杰作，男子汉常把它露在外边，以炫耀自己的荣幸，但不论年纪大小都束着一条布腰带，腰带上别着一根“羊腿把子”（抽旱烟用）。这套行头充分显示着陕北农民的剽悍、机敏、精明、质朴。面对船工我先叫了一声“白舍”（朋友的意思），就把他们逗乐了；再一声“解不哈”（弄不懂。外来人常以“解不哈”和陕北老乡开玩笑），他们和我们更亲近了，纷纷把羊腿把子递过来。
拉骡子上船，这是非常精彩的一幕。老船工先培养感情，摸摸骡子的脸，拍拍骡子的屁股，然后牵它登跳板上船。那些老实的听从摆布，前拉后推，很快上去了；那些胆小的，好似拉它进屠场一样，用全身力量向后坐。老船工并不发火，就由它去一边呆着，看别的骡子怎么上船。看清了，不怕了，就如法炮制。有个调皮的，根本不到船跟前，一拉，它就跑。最后，老船工放弃牵它上船的念头，把跳板一撤，开船了。喊几声“唿！唿！……”那个调皮鬼就来了，看看同伴，自动跳入水中，随着船泅到对岸。
老船工在自己舵手的位置站定，十多个船工就各就各位，除负责起锚的，其余分立船帮两侧。忽听船老大一声令下，众船工喊起了号子，一齐用力将船推进水中。船漂起来了，他们就纷纷跳上船，操起篙来撑，动作非常敏捷、准确而和谐。号子不停地喊着，一则是为协调动作，二则是减少疲劳。号子是非常优美的乐曲，船工都是出色的歌手。陕北是歌唱家的摇篮，行船唱，打夯、收割都要唱，有独唱，有对唱，还有合唱。陕北人用陕北腔唱陕北号子，特别有味。船老大手扶舵把，两眼常盯着前方一个目标。左扳一下，右扳一下，端正航向。船先逆水驶向上游，这时候船工最辛苦，号子常带着劳累的苦涩。至一定角度，船老大就调整方向，这时船不用撑了，放船顺流而下，直达对岸码头。船老大是绝对权威，说话、表情、举手、投足都是命令，比指挥战斗的将军还神气。1938年，密县工委成立，上级指定我当书记。我问领导：“书记干什么？”领导说：“掌舵。”在这里，我懂得了掌舵的意义。一河之隔，却是两个边区（解放区），河西属陕甘宁边区，河东属晋绥边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抗战时，她屏障着陕甘宁边区的东部，边区的人民子弟兵靠着她打退了日本军队的多次进攻，保证了党中央对抗日战争的领导。黄河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有功的，对革命是有功的，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向她挥手告别，走进了晋西北。
途经晋西北
晋西北与陕甘宁仅一河之隔，但情况大不一样。陕甘宁边区已经过了8年的和平生活，休养生息，农民的日子已相当富裕，家家住上了新窑洞，有吃、有喝。而晋绥地区从1938年起一直处于战乱状态，打日本，反磨擦，从未间断。这里战争气氛浓厚，到处是战争动员的标语（在陕甘宁是大生产标语）。县大队、区小队、村民兵组织健全，遇到情况能拉得动，用得上。基干民兵都带枪，说起来都有一本光荣的战斗历史。我们住下以后有民兵站岗，过封锁线，有县大队或区小队护送。他们经常在封锁线活动，对社情、敌情非常熟悉，跟着他们走最安全。
由于日本的烧杀抢掠，我们经过的所有县城都是一片瓦砾。晋西北自然条件很差。土层很薄，不宜种粮；无霜期很短，不能种棉花。老百姓主要吃洋芋、黑豆。我们行军途中，经常遇到农民手拿银元换旧衣服。苛岚县连吃水也困难，井水是苦的。农民家不点灯，晚上有事点松柏木条照亮。这种木条叫“明子”。
为了照顾农民的困难，在晋西北区行军一律吃住在兵站。各兵站吃的全是小米饭炖莲花白。在晋西北，通过三次封锁线，一次是过公路，一次是过铁路（同蒲路），一次是渡桑干河。护送的部队早已掌握了火车、汽车的活动规律，现场又周密部署了警戒，是安全的。但我们这些延安来人没有战斗经验，思想总有点紧张。过公路是在黎明，有个同志传口令时，把“向后传”误说成“向后转”，队伍一下乱了，排尾变成排头撒腿就跑。骑马的看见步行的跑，以为前边发现敌情，更惊慌。乱了一阵，还是护送部队的同志把人收拢了，虚惊一场。
行军一个多月到达天镇，在这里坐上火车。西干队的有些同志没见过火车，自然格外兴奋。他们听到火车鸣笛、排气、排水都要问个为什么，这里摸摸，那里瞅瞅。一列客车能装一营人。一节货车车皮能装几十吨。一小时能跑一百多里。好家伙，真厉害！陕北能修上铁路该多好啊！以往坐过火车的同志更兴奋。因为这次坐的是共产党的火车，人民的火车，我们是火车的主人。这时候我想起了1939年秋从洛阳坐火车到西安的情景。当时我们佩戴“八路”臂章，持“八路”护照，一路招来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特别注意。至华阴东站，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查车，我们两个“八路”还当了重点检查对象。现在凭着一顶毡帽子，一身灰制服，到处受到尊敬，为什么？就因为革命胜利了，政权转移了。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夺取政权，多么实际呀！当时，关内不少解放区都控制着长短不一的铁路线，但通车的只有平绥铁路，西起阳高东至怀来这一段。
张家口参观
在张家口，我们被安置在原日本驻蒙疆政府领事馆的宿舍。房子既小又矮，进门就是榻榻米，一切活动都在榻榻米上。大家心情特别好，因为这一切象征着我们是八年抗战的胜利者。
张家口又称张垣，抗战前是察哈尔省省会，现在住着晋察冀中央局、边区政府和军区领导机关。在张家口听过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同志一次形势报告。他讲，归绥（今称呼和浩特）我军已攻入，大同正激战，指日可下（后因国民党傅作义部增援过来，我军主动撤退）。山海关大战已结束，我军已主动转移锦州一线，正在激战中。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仍存在，原决定在锦州成立的冀热辽中央局不再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不变，仍属晋察冀中央局领导。我们对这一点最为关心，因为西干队就是去冀热辽中央局的。陈正人同志把我们的档案已带去了。刘澜涛同志还专门向我们介绍了张家口，说张家口城市不大，人口不多，但现代化程度高，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当时在关内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就是张家口。根据刘澜涛同志的安排，我们参观了卷烟厂和铁路工厂，很受鼓舞。因为我们在延安纺线、织布，还都是手工业，与机器生产相差一个历史时期。
在张家口住了几天，我们到处游逛，凭着一身延安服，无人阻挡。张家口分桥东桥西两块，过桥要盘问，晚上还禁行，但检查人员对我们从不过问。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座戏园子，园内正在上演晋剧。我们刚停脚，把门的就招呼我们进去。我们进去站了一会儿，发现是买票看戏，就退出来了。我们这些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清楚自己的身份，绝不能违犯纪律。还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块儿上街。武衡同志是老北平（今北京）大学生，不但熟悉北平，对张家口也知道不少。走到解放饭店，他灵机一动，说咱们去吃蘑菇怎样？张家口的蘑菇叫“口蘑”，是很有名气的。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口蘑”，当然乐意尝试一番，就一块进了饭店的大门。把门的问：“有什么事？”我们说想吃蘑菇。这时出来一位像是干部的人，招呼我们坐下，说：“那东西你们吃不起。这样吧，既来了就给你们来个高汤吧。”我没喝过“高汤”，还以为多高贵呢，谁知端上来竟是一碗开水，加些酱醋和葱丝。后来才听说这饭店并不对外营业，是招待所性质，出于对我们礼貌，讲客气，才有这样的“招呼”。不过人家说我们吃不起蘑菇可能是对的，在张家口发给我们的零用钱，只够买几盒当地生产的“大镜门”和“太阳牌”香烟。
承德听报告
在张家口休息一个星期，除工业界名人崔中留下，西干队改名山海队继续东进，到承德找冀热辽中央分局。从张家口出发是坐火车，到怀来下火车向东北方向进山，经延庆、四海，出古北口进热河。这一段路完全是羊肠小道，不少路段净是石头。帮我们背行李的小伙都是英雄好汉。我们的脚穿着鞋碰上石头还疼痛不堪，而那些小伙，光着一双脚丫子还健步如飞。他们说，从来不穿鞋，脚上的老茧磨成的壳像鞋子一样套在脚上，习惯了也不觉得难受。年轻人对子弟兵的故事，说起来如数家珍。在他们嘴里只有共产党和八路军是自己人，国民党、美国兵都是鬼子，全在打倒之列。这段行程我最幸运，因为我有一双鞋子，是兴县发给的，它的鞋底和鞋帮都是麻绳纳的，而且针脚非常密，比皮鞋还硬。开始时我的脚受不了，由崔中穿服帖了，又还给我，一路背着，现在派上用场。那些习惯穿薄底鞋的“眼镜客”，一步一咧嘴时，我却优哉游哉。解放区的老大娘、老大嫂对子弟兵的深情厚爱，全融在这一针一线之中，多么值得尊敬啊！
在承德，我们“步兵”被安排到郊区东沟，住在市民家，自己做饭。我负责做小米饭，王东旭负责做菜，“诗人”什么都不会，就自愿担水，刷锅。承德是苏蒙联军解放的，那些最爱说三道四的小市民经常给我们讲老毛子（苏军军人）的笑话。有的说苏军常从仓库里拿出值钱的东西，找老百姓交换手表、绸缎，说是带回国去送情人作纪念的。因为语言不通，老百姓认为他给的东西比手表、绸缎的价钱多了，就分出一部分退给他，而苏军士兵却误以为是不肯卖了，便一次次地增加东西。有的说苏军不懂得南瓜与西瓜的区别，看见中国人买南瓜，他也买，像吃西瓜一样，把南瓜打开专吃瓜瓤，咬一口，啊——不好吃，就扔掉，反说中国人不老实，卖瓜也骗人。但是，所有的人都翘起大拇指，称赞苏蒙联军勇敢善战。他们似乎从天而降，一下子就扑到承德，日本兵来不及抵抗就投降了。我们到承德时，苏蒙联军已撤回国，城门上可看到他们城防司令官的告示。承德商店都不开门，谣言多，人心不稳。有钱的，当汉奸的都跑到北平、天津去了，有的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要爆发，国民党会打过来。穷苦人承认共产党好，可担心解放军打不过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兵，因此多数人持观望态度。最使人担心的是。群众没有发动，基层政权没建立起来。那些在村里管事的人，仍然头戴礼帽，见人就点头哈腰，活生生一副奴才相。老百姓背地里叫他们“汉奸变”。“汉奸变”到处散布说，满洲国亡了，抢满洲国；共产党将来败了，就抢共产党。
在承德听过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程子华向过路干部所作的报告。报告会是在离宫举行的。程子华负过伤，手指头被打掉好几个，打绑腿需警卫员帮忙。但他一身戎装，整整齐齐，领章、皮带一丝不苟。他讲话的目的是讲清形势，说明去东北的交通断了，动员滞留在承德的干部在冀热辽地区分配工作。他讲形势，非常生动，50多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忆犹新。他先说日本投降后，最先进东北的是冀东军区曾克林带的12团。他们从山海关坐火车向东北挺进，行进中被苏军阻挡了。苏军官问：“哪部分的？”曾答：“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军官说：“我们上级有令，任何中国军队，不管国民党的，共产党的，都不许开进东北。”曾说：“我进东北，是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你看怎么办？”苏军经过商量，对曾克林说：“那就放你过去吧。军令如山，我不能让你违抗总司令的命令。”他还讲了苏军不了解中国国情闹过的笑话。在大连，苏军士兵看见人力三轮车不理解，认为人拉人是不合理的，是一种压迫和剥削关系，就进行干涉，叫坐车的下来拉车，叫拉车的上去坐车。两人都觉得不合适，但又不敢不照办。这件事很快传遍全市，再没有人敢坐人力车了，拉车的工人挣不来钱，吃了苦头。苏军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好心办了一件错事。接着，程子华说，苏方也承认军队纪律不好，因此日本宣布投降后，很快把一些部队撤回国。他们说部队中成分比较复杂，在二战的最后，把关在监狱的犯人也补充进部队，他们把毛病也带进了兵营。攻克柏林后，部队迅即由西线调到东线，参加对日作战，没来得及休整。而士兵认为自己是战胜国，存在着报复思想，误把中国当作报复对象。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众所周知苏军不但把东北工厂的重要设备拆卸运送回国，而且把火车头也弄走了，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好接受的。
冀热辽中央分局把山海队中的一位县委书记和边区的武衡、王东旭、郭纲中等留在热河，其余的全部分配到冀东。我们到冀东的，出承德向南数十里外即进入日本鬼子搞的无人区。这里曾是冀东承（德）兴（隆）游击区，八路军在燕山依靠分散的小山村进行活动。日本鬼子发觉了，但无法控制，就来了个“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把山村的房子烧掉，把东西抢走，在交通要道修上堡子，筑起高墙，安上城门。日本鬼子把这种城堡叫“部落”，我们叫它“人圈”。每天定时开门，定时关门，夜不回归者就严罚，想以此割断我军民联系，把子弟兵扼杀。
当然，日本鬼子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1946年国民党进攻时，我们沿长城两侧转移，那里的村子可真够得上铜墙铁壁。我们一住下，就有人号房派饭，一部严密的人民战争机器不停地运转。他们在大路沿线的山头上放哨，隐蔽起来观察敌情，发现情况就一站一站用喊话报告领导。我们称之为活“电线杆”。这里的村干部都带枪。枪是从敌人手里得的。村有化名，干部有化名，对不上号，你别想越雷池一步。日本鬼子没有办法，国民党同样没办法，人民群众只认共产党和解放军是自己人。
至1945年底，我们走出了长城，走出了燕山口，到达冀东区党委所在地玉田县。我被分配到建国学院工作，在冀东经历了解放战争全过程，共三年七个月。
我被搬“石头”
1947年，冀东解放区开展土改复查运动。说是1946年按中央“五四指示”进行的土改不彻底，其原因是党内存在着地富路线，干部队伍中有“石头”，他们保护地富利益，压在贫雇农头上，束缚了革命的手脚。
复查，首先要批党内的地富思想。于是，凡被认为执行地富路线的干部，一律调离领导岗位。有的随队复查，接受教育；有的移地革命（调离家乡）。其中地富家庭出身、“错误”较多、干过伪职或历史有某些不清者，就送到冀东区党委政治训练学校审查。这个学校驻在遵化县鲇鱼池，因而又叫鲇鱼池学习班。学校名义上是由组织部和社会部共同领导，实际是社会部一家领导。因为是社会部领导，所以非常引人关注。
1947年夏，我带领建国学院一批学生参加冀东区党委遵化土改复查团做土改复查工作，担任六盘营村的工作组长。参加了交朋友、建立贫农团、诉苦、斗地富、分配胜利果实的全过程，群众感到满意，工作组感到满意，我自己也感到满意。自认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这次土改复查和1946年的土地改革有明显的不同。土改是依靠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来进行，复查是丢开党委来进行。复查开始，工作团就接管了县委，工作分团接管了区委。工作组一进村就命令支部停止活动，支书送县“学习”。党员不许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听候贫雇农审查。党员都是贫雇农，但禁止在他们中选择交朋友的对象，也不准在他们家吃派饭。
我问进村比我早的一位组长：“这样做是为什么？”他说：“村干部是压在贫雇农头上的“石头”，不搬掉他们，就解除不了贫雇农的顾虑，工作组也得不到群众的信任。”经我了解，这村的支书化名石X，是老党员，群众叫他“老干家”。家里挺穷，没有包庇地富，也不欺压群众。“石头”的帽子是工作组给戴上的，而工作组手里的帽子又是上边发的。工作组是带着结论进村的。搬“石头”的时候，对村里情况尚未调查，说不上有任何了解。
1947年底，复查结束，干部集中起来总结、整训。这时县里组织选征担架队去支援东北。我去复查的村子要派一个人参加担架队，他因为放心不下年轻的妻子和儿子（他家就三口人），临时出发时动摇了。这本与复查无关，与工作组也无关，复查工作队长却抓住不放，硬上纲上线，说建国学院是走地富路线，招收的是地富子弟。我不同意他的指责，针锋相对地告诉他：“招收知识分子，是中央的指示。知识分子虽多数出身地富家庭，但他们不等于地富分子。”这位队长，是一个自以为执行贫雇农路线的人，经常把“不听拉拉咕叫”一句话挂在嘴上。他听不进我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下竟大喊大叫要追查我、处理我。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一板一眼地告诉他：“我不怕你，随你的便。”这位队长当即跑去报告工作团的领导（也是区党委的领导），因领导当然听队长的。不久，区党委组织部就通知我去区党委政治训练学校，也就是鲇鱼池学习班学习。
我被搬了“石头”。学校把我编入一队一组。队长是公安处的侦察科科长。他说，一组是县团以上的高干组，有一位民政厅长、一位李大钊同志的交通员、一位地委的部长、一位专署的科长、一位行署的科长，还有一位当过县长。开始叫我们学习苏联《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论忠诚老实》。接着宣布审查历史：自己报告，全组评议。这和我的情况不符，我就马上去找队长，说明我的历史经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审查，作过结论，没有问题，我是在结论上签了字才来前方的。队长马上把我的话报告给冀东区党委社会部长。部长以区党委名义电询中央。过了半月多，中央回电了，说尚某某没问题。队长把电报给我看了，当即宣布停止对我的审查。我对党中央、区党委衷心感激。心和党贴得更近了。1948年春，毛主席正转战陕北，中央的后方机关已迁到黄河以东，冀东区党委也搬在农村。在通讯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区党委竟为我一个普通党员的事向中央发报；党中央在那么繁忙的情况下，竟为我一个普通党员的事郑重地作出答复，党中央对党员极端爱护、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深刻的教育了我，影响了我的一生。
社会部长和审查我的队长，从相识发展到相知，结下不解之缘。部长是老党员，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过整风审干，对“逼、供、信”很厌恶，对复查中宣扬的“贫雇农路线”、“贫雇农打下天，坐天下”、“贫雇农说了算”绝对化口号也很不以为然。中央电报来了以后，就主动和我接触，说：“你当过县工委书记，留下来当干部科长吧。”1945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曾想把我留下，我没同意。我认为我是中央组织部培养的地方党委干部，不适合保安工作。现在，社会部长又找上门来，“盛情难却”，只好表示同意。从此走进公安大门。的确，我结识了一批好领导、好战友，其中包括“抢求运动”和“搬石头运动”中审查我的人。回顾往事，对这一点深感欣慰。
“搬石头运动”造成严重的后果，一度使村干部撂挑子不干，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态。
1948年，杨、罗、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转战冀东，因为村里无人负责，处处困难，甚至弄不到吃的。这在冀东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但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半壁山会议后，党组织积极认真改正自己犯的错误，那些受过错误对待的同志也能够以大局为重、团结为重、打老蒋为重。许多被伤害的村干部说：“先打蒋介石，回来再算账（分是非）。”纷纷投入平津战役的支前斗争。冬季东北野战军入关时，无论是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负责欢迎、招待。杨、罗、耿兵团遇到的困难，再也碰不到了。
这是自日本投降至蒋介石大规模发动战争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时的一些历史事实回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回忆这些历史事实，给人思想，给人信心，给人力量。我充满活力，情感激越地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自己能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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