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忆人生九十春（盛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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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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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进入耄耋之年时，回首往事，思绪万千。我从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洗礼，历经艰难曲折，但我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未变。
一、苦难的童年
1912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我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熬盐场村一个下中农家庭。父亲少年读书无成就，为养家糊口，租地主土地8亩，合种30亩碱砂地。但由于不善经营，每年的收成除缴地租赋税外，所剩无几，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此，他兼做农家常用铁器小生意。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社会经济日益凋敝，生意异常萧条，仍然入不敷出，加之连年兵患匪祸，水旱虫灾，农业欠收，还要常年忍受高利贷的盘剥，家里人常伴以野菜、豆渣、棉籽饼充饥，以此维持生存。家境虽清贫，父亲却很热心农村教育，自愿捐出3间房屋办村学。我5岁时被送进村学，断断续续读了十来年孔孟之书。学习之余，还经常帮父亲做些农活，学会了摇楼、撒种、扬场、碾磨、装车垛垛等农活，有时也跟父亲拉小车做生意。正是参加了这些劳动，使我深刻地了解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疾苦，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同时也增长了社会知识。
1926年，我的家乡暴发了农民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围攻迷魂镇（地名）八里营地主乡绅的暴动，我跟随农民参加了暴动。1927年6月，又参加了全县农民围攻阳谷县城的大暴动。在这些运动中，使我深深感受到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
1926年11月，我进入乡第一小学插班读书。在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到校后即参加了全校师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受到很大的锻炼。该年寒假，距我们家9公里的坡里（地名）又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撼华北的农民武装起义。我和一位要好的同学王桂亭到坡里想参加起义军，但反动军警把坡里层层包围，未能进入。
1928年初，我读高小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阳谷县，一时感到形势大变，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我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参加了打神拉庙等反封建活动。当时我十分信仰“三民主义”，尤其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十分欣赏，对孙中山先生创建和领导的国民党抱很大希望。可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抓、被杀，山东省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如昙花一现，烟消云散了。虽然跟着唱了一阵"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喊了一阵“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但不久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仍横行乡里，广大劳苦大众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如同“海市蜃楼”，渐渐消失。这使我对国民政府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也是在这时，才使我才认识到：真正能解放劳苦大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1929年8月，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学校有六、七、八、九四个级别7个班（八级为1928年冬季招收的一个班，其余均为二个班）共有学生300人。由于我考试成绩较优异，入校后就被指定为班长。3个月后，即1929年底，流窜于山东、河北一带的土匪刘桂堂（刘黑七）率匪部占领了东昌城，学校提前放假。次年，郭锡九任二中校长，郭热心教育，重视人才，聘请了一批知识渊博、思想进步的教员，如国语教员雷雨田（雷系湖南人，农民暴动时父母被国民党杀害，是共产党员）、张衡等。现在回想起来，学校教员中雷雨田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热心教学，善于引导启发教育，与学生相处也很融洽。雷、张二人在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学生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倡导男女平等和学生自治。
1931年，二中学生自治会成立。自治会的宗旨是提倡学生自治，倡导民主思想，学生管理学生事宜。但是，自治会主席是校方指定的九级一班张XX（系国民党安插的学生），他与训育员冯俊武（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关系十分密切。自治会刚成立，冯、张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在自治会委员和各班班长联席会议上企图挟制各班代表，哄赶体育教员梁伯河（无党派进步教员）。我和其他同学看出他们哄赶梁先生的目的是想在学校安插他们的亲信，以控制学校。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校方的做法，经过大家的认真商讨，提出了保护梁伯河的三点理由：其一、梁先生为人正直，做事光明磊落，学生没看到他师德不好之处；其二、梁先生体育技艺全面，如此体育教员难得；其三、梁先生与同学关系好，关心学生，待学生如同兄弟。我们提出的这三条意见，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赞同和支持，使校方的阴谋没能得逞。相反，由于我们识破并揭露了训育员冯俊武的真面目，广大学生遂掀起了驱赶冯的风潮。冯跳墙逃跑后，张XX自知在校难以立足，也退学回家了。冯离校时，声言要在学生中抓共产党。其实当时二中学生中并没有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同学们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自发斗争而已。驱赶冯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原自治会垮台，学生们自发组织新一届自治会，重新改造自治会时，我被推选为自治会主席，委员会由十级学生张武云、九级学生李旭东等七八人组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接连传来了丧权辱国失地的消息。沈阳丧失，辽宁沦陷，吉林被占，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退入关，黑龙江马占山孤军不敌败退，东北大好河山沦陷，三千万同胞遭受烧杀抢掠，凌辱蹂躏。二中全校到处可听见学生们的愤怒声、怨恨声。学生无心读书，课堂空无一人，教员罢了教，群情异常激昂，校园里沸腾了！我召集学生自治会其他成员开会研究，决定安排各班学生分头上街、下乡，向民众宣传日寇占领东北的野蛮罪行，以此来唤起民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亡工作。会议结束后，我找到雷雨田教员商定方案，我们决定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以教室楼外面的楼梯作讲台，召开全校师生反日救亡誓师大会。在全校师生反日救亡誓师大会上，我代表学生自治会首先讲了话，中心内容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东北大好河山被日寇侵占，我们的民族处于危亡关头，我们不能坐在课堂上等待当亡国奴！号召同学们团结起来，挽救民族危亡，请愿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各班的代表都先后上台讲话表态，表明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决态度！
各班代表发言后，雷雨田先生急步走到大会讲台上，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东北的大好河山，他情绪激昂地向台下学生呼吁：“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能一枪不发地奉送给侵略者吗？！”接着大声疾呼：“同学们，知道吗？我们的国土已被日寇侵占，我们的骨肉同胞正处在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日寇在我东北丧失人性地烧我房屋，掠我财物，杀我父兄，辱我姐妹！”最后，他高呼：“同学们！试问我们甘愿当亡国奴，任人宰割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学生们群情激愤，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我们要请缨杀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会后，全体学生拥到校长室门外，强烈要求去南京请愿。当时，校长郭锡九和教务处长出面劝说，一方面表示赞扬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同情同学们的要求；一方面极力劝阻说，抗日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学生应当用心读书，不可耽误学业等等。他们对学生进行劝阻没有达到目的时，最后表示，学校的职责不能违背，不能违令带队请愿，同时，推辞说学校无钱去南京请愿的路费，如果同学们一定要去南京请愿，那就自己解决路费问题。当时，我们只看到依靠学校去南京请愿无望，但并没有识破学校的阴谋。学生自治会随即召开各县同学代表会议，决定分头去各县向社会各界募捐路费，并要求大家在一星期内返回，然后去南京请愿。记得当时我和李旭东、尹序贵、张书成、张福成去了阳谷，张武云等同学去了茌博，周乐亭等同学去了东阿，冠县、莘县、范县等县的同学代表也都积极分头到各县去募捐。
不到一星期，大家陆续返回东昌。我募捐了275元，其它同学共募捐到二千多块现大洋。有了这些钱，我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下去南京的路费解决了。可是当我们回到东昌后，见二中学校大门紧闭，校内冷冷清清，学生和老师都不见了！校工告诉我们说：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学校就提前放假，食堂停伙，要求学生和教师都离开学校。后来才知道，不仅是二中，三师也提前放假，据说是山东省教育厅下令全省学校提前放假的。这时我们才猛然醒悟：学校和政府当局的意图是一致的！这件事使我更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的本质和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南京请愿流产后，我找到尹序贵和朱保明，一起商量找共产党的事宜，并约好在三师读书的申景玮（申云浦）一起在三师找共产党组织。当时我们分析，根据雷雨田先生的言行，认为他一定是共产党员，便打定主意等开学后请他介绍我们参加共产党。
1932年春开学后，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雷雨田先生。但是，因当局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被学校辞退，谁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7月，我在二中毕业后，和朱保明一起考入三师八级读书。到三师后，我和朱保明、申景玮就商量寻找共产党的事。恰巧三师党组织就在这时成立了。刘书林（子蔚）同志任书记，桑艮扬任组织委员，孙芳茜任宣传委员。朱保明和孙芳茜都在八级一班读书，通过孙的介绍，朱于1932年9月底参加了党组织。
二十多天过后，朱通知我说，党组织已批准我入党了。当时我心里既非常高兴，同时又对朱不满意。就问：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参加党组织？还有申景玮呢？朱解释说：组织不同意集体入党，要一个一个地参加。不久，党组织也批准申景玮同志参加了。根据党的决定，当时党员的主要工作是搞工人运动。根据分工，我负责做城内西南角一个小水井推水工人的工作。后来因推水工人不多，我便到城北门里做掏粪工人的工作，从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入手，组织工人开展罢工。后来罢工虽未成功，但交了一些工人朋友。
1932年冬（寒假），我返乡发动组织农民和盐民的革命活动，组织了穷人社。为了发动群众革命，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定于1933年春季开学后，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张贴标语活动。活动分为校内、鼓楼、大街和二中、三师附属小学四路，组织了四个组。我和朱保明、孙芳茜负责贴大街为一个组，王连级等人负责贴三师附小为一个组。成卷的标语都是校外同志先写好的，标语都是用红、黄、绿纸写的“打倒国民党”、“反对‘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下面署名为CP，很是醒目显眼。我们乘下晚自习到熄灯这30分钟时间行动，用破袜子装满浆糊，抱着一大卷标语，从学校后面东便门溜出去。孙在前面望风，我在中间拿着袜子刷浆糊，朱保明在后边贴标语。从傅家宅、荣光兴旅部门口贴到南大街，又由鼓楼东大街返回鼓楼西县衙门。不到20分钟，我们就贴完全部标语，然后迅速返回了学校，悄悄地回到寝室，按时就寝.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学校就炸开了锅，许多同学议论纷纷，说学校贴满了共产党的标语，有的说大街上都贴满了，贴标语事件已震动了全城。我心里乐滋滋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他们打听哪里有标语。因为贴在三师校园的标语比较多，当天上午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驻军旅部的人都来到学校，说三师有共产党，把各班级同学试卷翻出来查对笔迹，自然毫无结果。学校怕负责任，说三师学生夜晚出不了校院，提出不能排除外来的共产党人在学校搞活动。
虽然这次活动没有被查出来，但此后当局加强了戒备，实行了戒严，三师校外每晚都有部队巡逻。
1933年6月，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山东省委和山东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三师党组织通知，要求全体党员提高警惕，沉着应付突发事变，要把所有党内同志的来往信件和党内的内部刊物、证件统统藏好或销毁。
当时学校已放暑假，我把保存的几份党刊《前哨》和几本进步书籍带回家隐藏在牛棚的墙缝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意志薄弱的人动摇了，也发现有个别人叛变投敌。
当时，我的姐姐有点胆小怕事，从国民党那里听说我参加了共产党，非常惊恐，哭着跑回家诉说给了父母。二老听到后没那么惊慌，可能早意料到我参加了革命组织。我母亲最疼爱我，虽很怕出什么不幸的事情，但父亲见识广，遇事不惊，很镇静。二老把我叫到跟前，慢声慢语的你一言、她一语地询问究竟：“听你姐姐说，你参加了共产党？那可是造反的啊！是要被杀头的！咱们家已经穷怕啦，我俩已经老了，今后要全靠你养活，全靠你养老啦！”
我回答说：“这个我知道。可是在这样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吃人的黑暗社会里，我们有什么出路，有什么前途呢！只有革命，推翻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穷人才能翻身，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二老又说：“地主、国民党有军队、有枪炮武器，你们能行吗？”
我说：“是地主多，还是穷人多？军队中当兵的都是穷人，他们也要起来革命！”二老说：“这个我们都懂得，就是咱们家只有你一个！你上无兄下无弟，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办？这样大的事，天下人多着咧，只少你一个吗？你不干不行吗？！”我说：“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老小！我们不干，别人也不干，谁干呢？”“你说的也是……，我们不阻拦你，也阻拦不住你，我们只是担心，害怕你出事！你千万千万要小心啊！”
这是两位老人最后一再嘱咐的话。从此以后，我母亲对来我家找我的人，如申云浦、朱朗霄、钱杰东等等同志们更加亲切关照，在家庭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她总是想方设法，向邻居借白面烙饼或擀面条、炒几个鸡蛋招待大家。也就是在这个暑假里，我在家乡发动农民、盐民闹革命，组织起来一个十几人的“穷人社”。
1933年下半年三师开学后，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学校前大门有人把守，后便门紧闭，每到夜晚校园周围就有军队的巡逻队。学校加紧了对学生的思想行动控制，训育员胥子君如同一只饿狗昼夜不停地到处嗅寻食物一样，搜寻捕捉他们的政治猎物。校内一些国民党蓝衣社分子和反动地主子弟，也表现出趾高气扬、洋洋得意的样子。由于他们抓不到我们党内同志活动的真凭实据，便经常在同学们中窥视、刺探、侧击思想进步同学和我党政治面目有些暴露的同志。为此，党支部严肃要求党内积极活动的骨干同志：1、要严加警惕，时刻准备发生突然事件，如发现特异情况，可离开学校暂避；2、为了保存力量，巩固组织，行动要十分严密，同志们之间暂时减少接触，对已经暴露了的同志暂不接触；3、在同志们相互接触时，如发现有的党员行动异常，可回避。对已消极停止活动的党员，要甩掉，使其脱离党的联系。
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了特务活动，利用我党的败类，配合韩复榘的侦缉队，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党的组织相互之间失掉联系，当时常看到报纸上刊载：“今天某地共党被捕，明天某地共党人员落网。”等消息。那时侯，几乎每天都有八号或十一号汽车（刑车）尖叫声，载着我党的同志和思想进步群众，将他们残杀在济南千佛山下。全省一度乌云密布，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三师党的活动和全省其他党组织同样处于革命低潮。这种恶劣局面，一直到1935年才逐渐有所缓和。
三、积极筹建党的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秘密开展，党组织一度停止工作，与广大党员失去联系。在山东，由于省委出了叛徒，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鲁西北一带党组织更是名存实亡，党员也七零八散不知去向，党的工作几乎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要恢复我党的一切工作，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筹建党的基层组织。
在当时形势下，我一方面由于交不出1934年的入校学杂费，难以续读。另一方面更重要地为了向其他地区和农村开展党的组织活动，另辟党的根据地，建立党的组织，由党组织确定我于1934年休学一年，离三师去了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以任教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33年三师放寒假，我办了休学一年的手续，便径直去了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已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翟子超同志见到我后格外亲切，我向他说明了到安乐镇筹建党组织的来意后，他非常高兴。安乐镇当时只有我们2人是共产党员，由于人数少，还不能建立党组织，但在该校教书的杨一斋同志是1929年脱党的党员，我们决定对杨进行考察，杨如果没有变得消极，还愿意找党组织干革命，我们就给他接上党的关系，成立起党组织。我们经过对杨的考察了解后，得知杨正苦于找不到党。我们相互介绍后，即于二三月间成立了党支部，我和翟推选杨为支书，翟为宣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
在安乐镇小学建立党支部不久，也就3月间，我们召开了第二次支部会议，也是县委成立的第一次县委会议。会议研究了如何开展党的工作和壮大党组织问题，当时会议认为，省委尚未恢复建立，全省还处于革命低潮，可暂缓发展党员，先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团结组织进步青年，进行政治学术研究，对其进行考察、培养，然后将他们逐步转入党内。于是决定成立“中坚社”。“中坚社”以党的组织为核心领导，为便于开展工作，另吸收几位党外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可靠人士作“中坚社”的发起人；并要求组织活动要严密，社章可以写成“灰色”的，会议便确定邀约：1928年失去联系的共青团员王筱湖、与我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孙寒光和进步青年教师王伯锦、杨玉昆等四同志作中坚社的发起人，规划以社的名义作掩护，向全县和聊城、寿张开展党的工作活动。因此，会议将刚成立的党支部改组为中共阳谷县工作委员会，杨一斋同志为县委书记，翟子超同志为宣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1935年6月翟子超离开阳谷县，7月补申云浦、朱郎霄二同志为县委宣传委员。三月会议后，我和翟子超同志拟定了社章，并选作一些学习材料后，于四、五月间携带社章、社刊（学习材料）一同到聊城、阿城镇联系了孙寒光、杨玉昆同志。
6月，我带一批社章、资料去寿张县省立第八乡师，联系王福昌、段延铬（即段缄三）、沙延孝、鲍廷于、司宪章等同志，研究了乡师如何开展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因省委破坏，学校控制很紧，为了隐蔽斗争现不必再搞"中坚社"的组织，需更严密地继续发展党组织。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从此，在阳谷县和寿张、聊城开展了党的工作活动。至1935年社的组织已发展有李清盾、李超等同志20余人，有一批社员如王伯锦、杨玉昆、姚修文、赵风声、孟广生等同志已转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1936年阳谷县已发展“中坚社”社员近40名，党员30多名。
1934年暑期，聊师（这时已改为省立聊城师范）七级班毕业，刘书林等同志离开学校，他把党的工作交给了八级的陈景文、九级的申景玮等同志负责。这时期学校政治空气很恶劣，校图书馆成了党内同志们的主要活动场地，同志们除了自己加紧钻研马列书籍外，积极注意时事研究，帮助培养思想进步同学，时刻没有停止过党的革命活动。正因为如此，申景玮同志政治面貌有所暴露，引起了校当局的怀疑，但他们抓不到证据，便利用寒假时期，向家长发函以辞退（退学）的名义，开除了申的学籍。
1935年春，我休学期满，返回三师复学，钱杰东同志见到我，如久别重逢的亲兄弟，抱着我的胳膊说：“大哥（在三师同志们都这样称呼我），你可来了！赶快把支部建立起来吧！”看他激动而又焦急的样子，我很受感动，连声答应：“好、好”。我和王连级同志交换意见后，决定由我、王连级、钱杰东三人组成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党的中心支部，他二人推我任书记，王连级任组织委员，钱杰东任宣传委员。支部建立后的第一次会上，我们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审查党员情况。对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不参加党的活动的党员，以后党组织不再和他们发生联系，同时做好脱党者的善后工作；对和党保持联系的党员，要加强组织教育工作，以巩固纯洁党的组织；二是吸取过去的教训，党的组织要绝对严密，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实行垂直单线联系；三是研究下一步工作。鉴于革命仍处于低潮，要在同学中做政治思想发动工作，从思想认识上培养发展党员，同时要注意活动方式、方法，灵活利用合法身份活动，党员可以和有社会上层家庭的同学处好关系，以掩护自己。在首次会议上审查并批准了杨绪铭同志入党，同时研究了学校图书管理员耿荆山误入托派，现仍积极要求参加党组织的问题。半个月后，支部召开第二次会议批准了宋宝印（即宋秋谭）同志入党；经审查耿荆山同志确系误入托派，决定吸收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35年4、5月间，在一次党支部会议上研究倡议学术辩论会，以此在同学中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会上确定了两个辩论题目：一个是“国家政权是否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另一个是“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计划先辩第一题，下一次再辩第二题。为了便于开展辩论，需要先取得合法权。我和钱杰东同志到教务处请示了教务长朱有如，说同学们为了促进学习，想开展学术辩论会，是否可以？教务处长听到同学们自己想开学术辩论会，十分高兴，满口称赞说“好，这个方法很好”。于是，有了教务处的旨意，我们的辩论会就取得了合法化。我们便向九级同学号召，说教务处要我们开辩论会，请同学们踊跃参加。当时被提名选上参加辩论小组的学生感到十分荣耀，没有被选上参加辩论小组的也都想听听辩论的内容，看看胜败结果如何。我和王连级同志分别被编为一、二两个组。他属九级一班，我属二班，自然形成了两个班的辩论会。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我组除了要发展党员对象周乐亭参加我的辩论小组外，还在本班指名选了两个地主家庭出身读死书的平庸同学作搭配。我们商定，王连级同志组为正统组（即正方），主张国家政权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我们第二小组为反对派（即反方）；我们暗中商定，正统组只能失败，不得取胜。在各自准备辩论材料时，我感到有些担心，如果辩论展开，我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暴露，必然会引起校方的注意。正在发愁时，钱杰东同志提出找靠山，取得合法化，让我去找训育员胥子君。一句话提醒了我，于是我跑到训育处，对胥说“胥老师，请你帮助我。”胥见我很尊敬他，于是又倒茶又让坐。我说：“我们班开学术辩论会，同学们要我站在反对的一面，我没有这方面的词，怎么办？”胥随即连声说：“这好办，好办”，提笔写了《国家与革命》等几本书的纸条，嘱我到图书馆去借。我心里高兴地想，这样我就有了依据和证据。如有人说我宣传共产党的言论，是共产党员，我就可以说这是国民党代表训育员胥子君指教我的。
辩论会在九级二班大教室展开了，两个班的同学合在一个教室里，并号召欢迎其他班级的同学也来参观，室内挤得水泄不通。辩论会一天一场，每次开半天。辩论了两天后不分胜败。这时各个教室里、寝室里、饭堂里，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展开了讨论，到处议论纷纷，整个学校都轰动了。一些国民党员及反动家庭出身、思想落后分子受不了了，接二连三地找校长孙芳时，学校开了紧急会议，教务处懊悔失误，训育处有苦难言。于是，学校只得发了个 “辩论会立即停止，以后不准召开辩论会”的 通知了事。辩论活动结束后，党支部会议研究出一个意见：由我和钱杰东作为学生代表，向教务处建议说，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农村来的，将要到农村去教书，听说教务处的耿荆山先生对农村问题很有研究，能否请耿先生给我们讲一课？教务处主任听到建议后很高兴，很满意地说：“这个建议很好，我们研究一下，与耿先生商量再定。”于是，耿荆山同志每周给每班上一堂“中国农村问题”课，主要讲农村革命问题，教材由我们支部同志帮他准备。为此，耿先生薪水增加了40元，他拿出5元作党费，用于购买进步书刊、小报，供同志们阅读，这样一来，一举三得。
由于党支部有计划地开展了政治思想革命活动，加之宣传我党领导的胶东武装革命起义和冀南农民革命暴动的影响，聊师同学中革命政治空气空前活跃。然而，校方也加紧了对同学们的控制，他们利用1935年放暑假之机，以辞退学生的方式开除了王连级同志的学籍。入党较早的八级班的同志，暑假毕业离校。郭清云同志又不幸病逝，老同志减少了。这时，除了耿荆山同志作为特别党员单线联系，李飞同志刚插班到校外，我和钱杰东、宋秋潭、杨绪铭、耿玮、任汝舟等同志都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在我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各班级都办起了《思想论坛》、《文学艺术》等墙报，同学们的政治思想非常活跃。
1935年秋，山东省的大叛徒宋鸣时由临清来聊城，声称聊师有共产党组织，要抓聊师的共产党员，那时宋为山东省国民党调查处特务，任“捕共队”队长。当时，同学们中凡爱谈进步书籍，对时事政治不满，爱发牢骚的同学都很紧张，不知那些特务分子将如何调查和抓捕共产党员？不知要把红帽子戴到谁的头上？我们党支部立即召开会议，布置每个党员要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并研究讨论了被捕后的“三部曲”。即：1、被捕后，在无证据的情况下，不管敌人施行什么酷刑和骗术，决不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2、如有叛徒指认或其它证据，确已无法否认，就光明正大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学习季米特洛夫，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演讲、辩论，宣讲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救国救民主张，进行法庭斗争、反审判、变被告为原告，争取法庭旁听者的同情；3、刑场杀头时，要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卖国害民的国民党！”、“打倒贪污腐败的黑暗政府！”等口号，以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那时耿荆山同志已为聊师教务员，聊师的校务会他都参加，我们布置耿了解学校当局的动态，随时通报消息。据我们当时了解，叛徒宋鸣时和聊城县国民党党部的人三次到聊师调查，开会研究共产党组织活动情况，但他们均未能查出、肯定哪个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们入党时向省委报的都是假名字，宋鸣时查对学生名册时也没查出一个共产党员的真姓名。最后，校长孙芳时等以“过去三师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可能是已毕业离校的六、七级学生所为”而搪塞过去。宋鸣时宣告失败，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聊城，一阵乌云过去，我们反而顿感安全了。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面对同学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们以响应和支持平津同学发起救亡运动为号召，支部决定组织同学们上街示威游行，以鼓舞斗志，准备成立聊师学生救国会，进一步冲击反动当局对学生爱国思想的禁锢。为了防止学校当局的阻止和破坏，我们秘密串联，通知了各班的同学，于星期天在城南大堤上集合，然后上街游行，为壮大声威，我们还串联了二中的部分同学参加，但是有人向学校当局告了密，星期天早上，我们和几个积极分子提前到南大堤，等了很久不见同学们来，后来才知道，是学校校长闻讯后召集教务主任、训育员，把守学校大门，不准同学们上街，因而将大部分学生阻止在校内，有的同学从学校的后墙跳出来通知我们说，学校被封锁，同学们出不来。就这样,游行示威流产了。游行虽然被破坏，我们并未罢休，就在校内开展活动，联络各班级同学召开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会。学校当局见状十分惊慌，他们同时组织了一小撮落后学生和校腿子暗中破坏。但是，他们的劝说和恫吓，抑制不住同学们的反帝热情。就在这时，学校宣布提前放假，停伙，不准同学们留在校内吃、住，并声称这是有教育厅的命令，同学们难以坚持，不得已陆续离开了学校。针对当时形势，我们党支部迅速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工作，大家一致认为：没有上级党的领导，与外省、市的党组织又无联系，这样孤军作战是困难的，必须尽快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鉴于当时山东省委还没有恢复重建，于是决定由我和钱杰东同志去山东濮县古云集找河北省党组织。1936年1月间，我俩骑自行车冒着纷飞的大雪，经一天急行到了古云集，找到小学教员魏伯涛和事务员张介夫（王世希）。但他二人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组织关系。他们介绍我们去找陈楼小学张承一，张提出要我们写个详细报告，再去一次，帮我们找党组织。后来不约而同的意愿，赵健民同志去了濮县和河北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北方局指定黎玉同志到山东恢复了省委党的组织，与聊师党组织接上了组织关系。
四、乡村建设训练处受训
1936年春，学校开学后，同学们为了应付压头的全省毕业大会考，都在埋头复习三年的课程，我们党支部在此时研究反对会考之事。四月间，韩复榘通过山东省教育厅命令全省所有应届师范毕业生集中去济宁梁漱溟办的乡村建设训练处受训。聊师的党员中有我和钱杰东、宋秋谭、杨绪铭等同志一同去济宁受训。临走前，我把聊师党的工作交给了李飞同志负责。
1936年4月20日，全省12个师范学校（内有6个省立乡村师范），800余名师范应届毕业生，齐集济宁乡村建设训练处。乡师编为第二大队，驻北关天主教堂，后期师范编为一大队，驻西关外兵营。我被编入三中队。到达济宁不几天，省委就派来交通员，通知我们共同成立一个党支部，指定一乡师来的同学张元修为支部书记，我为组织委员，钱杰东为宣传委员。我除了被分工负责发展党员对象周乐亭、钟玉斯等同学的工作外，还负责领导八乡师党小组的工作。八乡师党小组有段远铭（又名段缄三）同志负责和我单线联系。济宁乡村建设训练处，设有行政管理、学术教育、军事训练三大部。济宁行政公署专员梁仲华任训练处处长兼行政管理主任，教育长陈亚三兼学术教育主任，军事主任为留学意大利佩中将军衔的一法西斯分子（名字记不起来了）。乡建处训练计划为一年，除了寒暑假外，三个月军事训练，三个月学术教育（主要是乡村建设理论），三个月见习。5月初，军事训练正式开始。军事人员除军事主任和大队长为高级军官外，中队、分队、小队（即班）长，均为韩复榘三路军的校尉中下级军官。他们和学员同住。实行强制的军事管理。另外，中队设政治指导员，专门考察学员思想动态和政治审查。军事主任在课堂上大讲法西斯主义，张口“意大利”，闭口“墨索里尼”，鼓吹德国希特勒军国主义和日本武士道精神。口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说煤球是白的，你们不能说是黑的。”那些中下级军官则大讲“营房就是课堂，操场就是战场”。任何人不管任何事，离开了小队，都必须事先报告。经允许方能离开。这种管理完全如同他们对雇佣军的管理方式，任意进行人身侮辱。准备当人民教师的师范生，怎能受得了如此野蛮的管理！同学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喻称“营房就是监狱，操场如同刑场。”当时乡建处的形势如同浇上汽油的干柴，一点火星就会引燃熊熊烈火。
按照组织的指示，我在三中队同学中发动同学们消极抵抗，因势利导，集合时故意迟到，出操故意跑乱步。在大会操时（两个星期一次）燃起全体同学反法西斯军事主任的怒火。阅兵台前爆发了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训练处害怕学潮闹大，报告韩复榘，调换了军事主任，撤离了小队长，改由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日常训练生活。学术课主要是学习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学说。其主张在全国普建"政、教、富、卫"一体的乡村建设学校，达到富国强兵。乡建理论主要内容观点是：“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别，无阶级之分，“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共产主义也不适合中国，只有乡村建设才能救中国。”上课时，梁漱溟在讲堂上讲，我们党支部就发动同学在下边批，故他在讲这个课的结论语时，引起全体同学的哄堂大笑。最后梁漱溟悲叹地讲：我两个多月的心血（指讲课）失败了！
在一年的训练期间，复兴社的特务学生与我们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他们经常笨拙地跟踪盯梢，监视进步学生们的行动。我就被盯梢一个多月，盯梢的人是来自荷泽师范学校的一个家伙，记得当时我故意引逗他，他本是个不学无术之徒，弄来弄去使得他一无所获。就在这种军事生活和政治空气斗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两周一次的党支部会议和党小组会议从未间断过。小组会有党的正规生活，每个党员都没有马虎过，小组会有三项内容：一是政治报告（讲自己学习时事政治的心得和观点）；二是工作报告（主要汇报向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发展党组织情况）；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上三点，每个党员都能自觉地做到。
到了7月，放了一个月的暑假，我和张元修、钱杰东没有回家，省委组织我们三个人在济南小布政司街一个旅馆内的阁楼上，办了20多天的学习班，除了一位姓张的给我们讲时势情况，介绍几本书外，其他时间基本上是自学。
1937年1月，乡建训练结束。结业鉴定时，指导员对我的政治审查结论是“唯物主义者。”因此，分配工作时，未委任我为校长，委任我为教育主任。
1937年春节后，全体受训学员被调到济南第三路军教导团营房集结。山东省政府命令在一个星期以内，分配到各县乡村建设学校就职。因时间紧迫，我们在乡建训练处的临时党支部，向省委汇报后，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摸清分配情况，如党员同志有任校长的，要争取两、三个同志在一起，若没有分配校长职务，要找有进步思想的校长，选择适当的地区去工作，以便今后开展党的活动。结果，党内同志只有一个被分配到校长职务的，我被分配任教育主任。经宋宝印（即宋秋谭）同志介绍，找到一位姓宋的同乡王守业，堂邑县人，北大学生，因不得志，投靠了邹平、梁漱溟的乡建派，分派来任校长。我和王谈得投机，我们选择了一个土匪窝子，冠县的狼窝（现改为兰跃）。在所有党员同志确定了去向以后，由张元修同志报告给了省委。我们于3月13日，和聊城第六专区新上任的范筑先专员同乘一辆大卡车到了聊城。我和王守业便到了冠县狼窝。我到狼窝筹建乡校十三、四天后，省委派来联络员刘仲瀛同志（即范明生、李济安，莱芜县人）和我联系。我们接头后，刘首先自我介绍说：以后要叫他老张，有人问时，就说是商人，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冠县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冠县已建立了县委，书记为郭芳臣（即郭兰皋）。今后为了工作方便和便于领导县委的工作，确定县委和我联系，由我负责领导县委的工作活动，以后他只和我发生联系，不再和县委的其他同志直接联系了，以免引起地方上的怀疑。同时，我把如何筹建乡校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谈完后我留老张一同吃饭，他坚决不肯。说见人多了不好，指了指他自行车的挎包笑笑说：我有花生（鲁西花生便宜，仲瀛同志常以花生为粮饭，有人说他爱吃花生，实际是他当时生活艰苦）。
次日我去找郭芳臣同志联系，郭领着许树凌、许乃昌同志，在柳邵村外与我碰面。许乃昌同志见面就讲：前几天在教育会议上看到你（我召开的小学教育会议），会上乱吵吵的，你却笑呵呵的，我们回来正议论你这个人来得不善，要做提防，原来你是自己人！大家见面很亲热，一见如故。当时，我们就在路途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郭芳臣同志向我介绍了冠县党的组织活动情况，冠县分东、西、南、北四个片区，也叫四个办事处，这四个片区，以城东的东区党组织最活跃，东区的负责人是王维群，党员除他们几人外，现在我记得的还有钱超凡、李一香、王登明、于合一、郭兰熙等同志。狼窝乡建校也就在这个城东区。从此以后，郭芳臣等同志作为我同学介绍的本地朋友关系，和我经常来往联系，研究工作问题。
五、组建冀鲁豫抗日人民自卫团
在日寇大举进犯晋、冀鲁的混乱情况下，我在病床上接待了王进亭、李飞、段缄三、司东英、焦玉美、杜斯文等同志，商谈了要立即拉起武装打游击、抗日问题。11月间，我恢复了健康，这时日寇沿京汉、津浦线，从西占领了石家庄，进攻太原；从东侵占了济南，夺取泰安。国民党中央军队南撤，地方官员纷纷南逃。在此紧迫形势下，我利用乡校行政权力，集中郑营地区五个乡的人与枪支，继续进行紧张的抗日军政训练，准备组织人民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12月，濮县县长苗振武被刘汝铭委任为冀鲁豫抗日人民军司令。苗开始筹划组织军政机构，他硬是把我调到濮县县城，要我为其工作，担任他的抗日人民军政治部主任。苗虽系无党派人士，但也是一个依附国民党的野心家，其部队难以掌握。我心想，我岂能为虎作伥。
1938年1月30日，我乘苗振武去开封找刘汝铭领取武器弹药之机，离开了濮县县城。过了黄河，沿着大堤而下。当晚在河滩里一单家独室内灶窝边坐卧一夜。正月初一，我经寿张县城回到故乡阳谷县，见到了申云浦、王筱湖、宋金川等同志，大家非常高兴，我向他们说明我想在家乡拉起武装的意图，申等说：“正合我们大家之意，我们正要派人去找你，现在阳谷县长徐茂礼是共产党员，我们正计划利用县政权，调集五百至八百条枪，成立阳谷抗日大队。由你和丽华（即宋金川）同志负责带领。”
3月初，我们正筹划组织武装期间，布永年率匪部（后改编为鲁西北抗日游击第十九支队）占领了阳谷县城。这时，我在家乡利用社会关系，联络会道门——黄沙会（也叫红枪会）四大家的胡、关、童、赵等点传师以上大道首。他们在冀鲁豫边区发展有20多万名武装道徒（主要是长矛大刀等），我意图利用他们拉起一支抗日人民武装部队。为取得与道首相互信任，我随众入道，进坛跪香20天。并借此机会，对大小道首宣传历史上民族英雄事迹和抗日的道理。我摸清了会道门头子的思想。胡、关等大道首也知道了我的意图。4月10日左右，我带领胡、关、童、赵四位道首，去聊城司令部晋见了范筑先总司令。我向范说明了利用会道门发动群众武装抗日和避免日寇汉奸特务利用会道门的意图，范十分高兴，并当面对胡等能率众抗日保国，学习民族英雄的行为作了精神鼓励。随即安排我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冀鲁豫抗日人民自卫团”，团部设在聊城鼓楼以南，南大街路东一个大院内。范筑先当时歉意地说：我本应宴请诸位，因有紧急情报，日军沿京汉铁路由邯郸等地东进，有犯我区东去支援进攻台儿庄战斗的迹象，要立即出发去濮、范地区迎战，只好由王金祥参谋长代我设宴陪同各位。
在聊城南街“抗日人民自卫团”团部安定住下后，各首领推举胡为团长，关为副团长，其他道首为议事参议。中共鲁西北特委对我指示，会道门是封建迷信组织，只能控制，不要发展，确定我为该自卫团顾问。就在这时，西南方向炮声隆隆，范司令率部在濮、范地区和日军的战斗炮火了。我对几个道首讲，日寇已打上门来了，范司令员对我们如此器重，他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我们怎么办？能坐视不上阵吗？！这时，胡、关等声称：“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了，不过我们参战人数少了不行，必须调集两三万人。”我说可以。立即写稿给《前锋报》登了一个“冀鲁豫抗日人民自卫团请缨杀敌”的报道。范在电话中急促而又高兴地说：“好！好！不过不要那么多人，调三千人即可，分三批来，一批一千人，要钢枪，一定要调集带钢枪的。”情况紧急，在阳谷城北，向四面八方发出了鸡毛信通知。正在紧锣密鼓调集部队之际，阳谷县张维祥县长转来前线范司令通知：“敌人已溃退，战斗结束，自卫团不要来了。”
乡村建设学校是政（政治）、教（教育）、富（建设）、卫（军事）合一的政权组织机构。我和郭芳臣同志研究计划利用这个政治、教育、军事的合法权力，开展党的革命工作；打算利用教育工作，广泛开展（原来就有的）小学教师和进步知识青年的读书会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利用军事训练作武装起义的革命准备工作。乡建校在1937年训练了两期武装青年壮丁，每期120余人，受军政训练4个月，共训练了200余人。
狼窝乡校不同于其他乡校，对受军训的条件作了特别规定：1、凡是受训的青年壮丁，必须带九成新的汉阳造步枪一支，子弹50发；2、怕吃苦或身体病弱的地富子弟允许雇用贫农代替。由于有地方党组织的同志配合，我们顺利地进行了军事训练。同时狼窝乡校还规定了三条校风：1、不拜客（不拜访封建乡绅地主）；2、不准劣绅调词驾讼；3、不准豪绅地主擅入乡校，有来校办事者，一律门外听候传唤，但对平民老百姓要热情接待。本来冠县封建势力非常强大，由此而来，使冠县东北一带的封建豪绅地主威信扫地，在官场的地位一落千丈，引起了乡绅们对乡校的极大不满，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劣绅们勾结反动的冠县县政府，对狼窝乡校散布流言蜚语，以致造谣惑众，肆意诽谤。五、六月间，农民刚刚开镰收割小麦的时候，劣绅们借乡校禁毒、取缔贩卖海洛因、鸦片烟的机会，欺骗煽动狼窝街不明真象的农民群众一、二百人，由地痞流氓、大烟鬼带头，扛着沙耙、扫帚围攻哄闹狼窝乡校，叫嚷乡校乱抓人，逼死人命等等。可是乡校廉节奉公，大公无私，为民办事公正。尤其是禁毒，广大农民群众是拥护的。但农民慑于封建势力的胁迫，不敢不随从前来，故到乡校看一下即漫散而去。
但乡绅们却有了借口，恶人先告状，大肆宣扬狼窝发生了农民围攻乡校的事件。县委的同志在事前已发现封建乡绅们阴谋闹事的活动，在紧急情况下，我在闹事当天的早晨去聊城向范筑先专员作报告，上午10点多，我正向范汇报时，专暑接到狼窝发生闹事的电话，范知道我们这般血气方刚的青年没有错，只是唉声叹气地说：“你们太年轻了！”范要我立即回狼窝，并说他后面派人去处理。待我下午返校后，闹事人已离去。范认为事已发生，难以挽回，遂决定将王守业和我调离狼窝。我冠县县委闻知，即决定：立即开展挽留乡校教育主任的活动。
郭芳臣等同志利用社会关系，游说豪绅们缓和矛盾，宣传我待人和善，有办教育的经验和工作能力，冷落乡绅不是盛主任之意等等，并发动群众写联名挽留报告。但事情发展迅速，专员公署调令下达，调王守业去胶东邹平，调我到濮县郑营，挽留活动没有成功。6月初，我离冠县时和县委的郭芳臣、许树发、许乃昌等同志召开会议又研究了一次政治形势和今后的工作问题。当时政治局势是：由蒋介石不抵抗主义，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占察绥、冀东殷汝耕宣布所谓自治而叛国投敌。华北五省在酝酿什么独立运动，政局十分混乱。日敌节节入侵，进逼平、津，华北吃紧，国家岌岌可危。人民愤激，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当时的动乱局势，我们分析有三种发展可能：1、国际战争（即中日战争）可能很快爆发；2、如国际战争打不起，国内军阀战争（即蒋介石与华北韩、宋、阎等之战就有可能爆发；3、如上面国内外大战打不起，因政局不稳，人心浮动。一旦青纱帐起，亦必土匪四起。我们认为第一种形势，即国际战争爆发难免，中日战争的爆发是我们拉武装部队的大好时机。那时，可以乡校200人作为基干力量。号召抗日，建立义勇军，发展抗日武装。第二种形势，如国内军阀战争打起来。将必以黄河两岸为战场。我们利用南北战争的空隙，拉武装部队也是一个好时机。在第三种形势土匪四起的混乱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以乡校二百人作为基本力量，联络土匪武装进行起义，但此举难以立足，势必西进太行山区沿冀西山区北上，出古北口到察绥抗日打游击。估计这一行动将会遇到不少困难，故当时认为此计划将视情况而定。我离开冠县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椐郭芳臣等同志称：冠县在事变后至10月底，人心惶惶，一片混乱。正在这时，中共冠县县委以郭芳臣同志为首，已在冠县东、北区拉起了“抗日保家卫国”的大旗，以狼窝乡校二百多人作为基本力量，组成游击武装部队。当时也称抗日人民义勇军。刚组织起六、七十人枪，冠县境内土匪四起，石鸿典、荆维德、栾省三、杜子恒等一伙亦在冠县东、北一带拉起了队伍，也称抗日义勇军，群众称其为“北杆”，韩春和在冠南拉起一伙，称“南杆”。
石鸿典等为扩大势力，喊出抗日口号，向各村搜集枪支弹药，宣称：凡交出枪弹的村庄，给以保护，不准烧杀抢；对有枪不交，抗拒的村庄，打进去烧杀抢掠不管。不少村子怕烧杀抢掠，为保护本村不受侵害，便连人带枪一同入伙，由此石鸿典等部迅速扩大，到月底已由裹胁农民聚起了上千人的队伍。石等对此队伍缺乏组织纪律，少数伪匪出身的头目率众抢劫，闹得城乡一度十分混乱，人心惶恐不安！
中共冠县县委研究，如以武力制止，寡不敌众，并有被吃掉危险，故决定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力量，以郭芳臣等同志和石鸿典、荆维德等的旧友关系，实行了抗日武装联合。广大群众见郭部和石部实行了结合，认为部队有了政治保障（不会再为匪），同时又怕石部烧杀村庄，各村便纷纷带枪参军。
一个月的时间，部队扩大数千人，11月初占领了冠县县城。为便于将这一群地方武装引入抗日救亡轨道，抗日义勇军和石、荆部实行联合并队后，经过对大小头目首领的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加强了队伍的约束，乱抢乱打的行为有了收敛，但唯独和李辛村的对立矛盾未能说服解决。李辛村是冠县城东北枪多人众的大村子，有高墙土围子，不肯交出枪弹，与石、荆等对抗，形成誓不两立的敌对局面，郭芳臣等同志努力向双方调解，均不能说服。11月间，石荆率部把李辛村团团包围，打了四昼夜，未能攻克。石曾为绿林之首，连一村庄不能攻克，深感有失众望，不肯罢休，制造了土坦克、土大炮，准备用炸药轰开寨门，扬言打进去，要杀个鸡犬不留。李辛村告急，村内人心惶恐，认为已走上绝路，如守寨失败，就要同归于尽，已准备全村殉难牺牲。正在李辛村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机，我党内同志将情况汇报聊城。范筑先将军闻知，立即带随从20余人赶来冠县，要求立即停火，洽谈收编，共举抗日大业。
在协商收编中，有几个匪首狐疑，其中有的惯匪自知历史罪恶重大，惧怕追究罪责，反对改编；经县委郭芳臣、许树凌、许乃昌等同志宣传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讲解、说明我们国家民族已处在危亡之时，今编为抗日救国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就是为国为民，为救民族生存而战，这是将功折罪，将和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等同样光荣。并声明：对以往过错，保证既往不咎，于是大家很高兴地接受了整编，随即撤出李辛村战斗，为李辛村解了围。
六、整编为鲁西北抗日人民游击第五支队
部队集结在冠县城东北宋村进行整编，确定整编番号为“鲁西北抗日人民游击第五支队”。当时部队已有五千余人，编为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初编时任命石鸿典为支队司令，荆维德任副司令兼一团团长，于书珍任副司令兼二团团长，栾省三任三团团长，陆子恒任参谋长兼特务营长，郭芳臣同志任支队秘书长（为团结部队上层人物，特设的秘书长）。同时，成立了五支队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原冠县县委的同志均在政训处工作。部队整编时党派到支队工作的党员同志还有：鲁大东、马鸣远、沙延孝、孙洪、宋迈等同志。
部队整编就序后，范筑先总司令于12月间检阅了部队，发给五支队一部分子弹和军饷菜金等，部队着装后，即调离了冠县，驻聊城地区。
1938年3月间，日军由平汉线邯郸东进，侵犯我鲁西地区，攻占濮范二县，五支队三个团全部投入抗敌战斗，范筑先总司令亲临战场指挥督战，激战数昼夜，日敌军伤亡惨重溃退。我鲁西北抗日人民军取得濮、范战役的胜利，给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濮、范战役中五支队立了战功，尤其是五支队三团打得非常勇猛，立了大功，论功行赏，范总司令将五支队第三团扩编为鲁西北抗日人民游击第二十六支队，提升原三团团长栾省三为二十六支队司令，并将该支队调聊城近郊驻守。这时五支队只下属两个团和新编的一个特务连，一个教导大队。荆维德付司令不再兼任团长，提升郭子彬为一团团长。二团团长于书珍原为土匪出身、吸毒，劣性不改，吃不了部队之苦，擅自脱离部队回乡为匪，予以逮捕处决，二团团长即由该团三营营长周进贡代理。濮范战役结束，五支队奉命开拨阳谷、寿张驻防，教导大队仍留范县训练。
抗日烽火熊熊燃起，我党正在发动抗日人民的群众运动，国民党抗日前线的所谓中央军、地方军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而退，闻风而逃，百万大军不抵抗，纷纷南撤，日军尚在千里之外，地方政府官员也随之弃城南逃，聊城专区十二县的县长，除茌平和濮县跨黄河两岸（那时鄄城属濮县），县长苗振武未离濮县外，其余均逃至黄河以南鄄城集（范筑先专员撤至黄河渡口待命，观察形势后，又自返聊城）黄河以北一度形成无政府状态的真空地带。此时，冠县已与我失去联系。
4月中旬，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派陈常生同志送聘书到我家，说五支队司令、参谋长找你很久了，现特派我来请你去支队任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主任，请你一定要接受聘书。因五支队是我1937年在冠县和中共冠县县委设计联络绿林，于“七•七”事变后建立起来的抗日义勇军改编的一个游击支队，故我不便当即推辞。经请示鲁西北特委，得到特委的批复意见：五支队和你有老关系，是现成的武装，你应该抓起来，不要再搞会道门武装了，能控制会道门的活动就行了。于是，我把"冀鲁豫抗日人民自卫团"的工作交给了王筱湖同志。
五月初我到五支队任职，郭芳臣向石、荆等作了一一介绍，他们都表示欢迎。我了解到，五支队虽然能上阵打仗，由于是新组编的农民队伍，军事、政治素质都还很差。尤其营以上军事首长多为老粗，有的原为土匪出身，组织纪律性也较差，故部队需加强政治工作，予以整顿。因此，支队党总支委员会于五月间召开了会议。当时由我任总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沙延孝、孙锡恩（即孙洪）、许树菱、许乃昌同志为委员，总支委员会主要讨论议定了四大问题：1、建立健全政治机关，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树立政治机关的地位和威信。当即确定支队政治部成立组织、宣传、民运、庶务四个科和一个宣传队；许乃昌任组织科长，崔玉璞（即崔兰斋）代理宣传科长，许树菱任民运科长，陈长生任庶务科长，赵练为文工队长；沙延孝为一团政治处主任，孙锡恩为二团政治主任，宋子兴（即宋迈）为教导队教导员，刘健农等同志为营教导员。并向总政治部（即中共鲁西北特委）要一批政工干校学员，充实连队政工干部。2、迅速开展连队党团组织活动，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3、培养连队骨干，向各连队选拨思想进步，有一定文化的青年战士，成立宣传队，下乡宣传动员民众抗日救国。建立良好军民关系，扩大五支队的政治影响；4、清理支队直属机关和团、营中的闲散人员（当时部队有不少不务正业者诸如吸毒、贩毒的所谓亲朋闲散人员），按部队编制，多余人员一律下连队当兵，这一条由参谋长郭芳臣同志通过司令部下达命令执行，并强调了军队纪律。会后，立即行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演剧、唱歌、开展文娱活动，活跃了军队生活；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分别住阳谷城内范家宅子东西两个大院。为显示政治机关在部队中的地位，大门上悬挂两块同样大小的司令部、政治部的大牌子。尤其第三条中工作的开展，很快得到阳谷县农村乡绅们的反应，祝贺五支队“纪律严明，抗日有功”，锣鼓喧天吹吹打打送来了“万名伞”；乐得石鸿典、荆维德手舞足蹈，走大街慢步游行一里多路，把“万名伞”迎接到司令部。由此，五支队树立了政治威信，提高了政工人员的地位。正在这时，冠县原国民党县党部人员和地主分子某某等来到五支队。利用冠县同乡的社会关系，隐藏在部队中进行了数日秘密活动，拉拢、活动石、荆司令和团营长，进行反共、瓦解部队，我亲自找到石、荆正副司令员询问：“国民党的坏蛋XX来部队干什么？如破坏我们的部队，是否把他抓起来扣留？”石讲：“那也不必，把他哄走就行了。”其实，谁也不听他们的。
当时石司令讲，我们盛主任不同别的支队政治部主任，北光兄弟是我们的老朋友，（因郭芳臣同志早从中作过介绍，故称老朋友）是我们聘请来的，我们完全相信，是靠得住的。但是，不久驻防寿张县的二团团长周进贡发生了问题，扬言要驱赶连队政工人员。掏出匣枪向空中打了一排子弹，并当众大叫：“部队是我的，指导员都要滚蛋。”凭空骂街，威胁政工干部。致使政治工作无法开展。
我闻讯后立即到二团找周进贡调查处理。问周对政工干部有何意见，为什么如此对待政工人员？周讲：“他们偷偷摸摸的开会，搞什么‘民先'！背着我不知搞什么鬼？”我对周作了解释“你知道什么是‘民先'吗？’‘民先'就是抗日民主先锋队。队员在平时开会，讨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自己努力学习并帮助别人学习，练好杀敌本领。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不当孬种，不怕死。当然，民先队开会，民先队员才能参加，不是队员自然不能参加。你（指周）愿意参加民先队当队员吗？”周插话讲：“我也能参加吗？”我说：“当然可以，你如愿意，我介绍你参加，但是，民先队员要服从队的领导。民先队可以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这对你周团长有什么不好？”周似有所捂地讲：“我原来不知道，对不起他们政工人员！”由此平息了二团的问题，展开了连队政治工作。
可是不久，由于周进贡原为土匪出身，野性不改，加之又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响，便擅自离团，乘坐大轿车（旧时代农村地主专门乘坐的骡马车子），带着所谓护兵、马弁、副官等12匹马，耀武扬威的回冠县，敲诈勒索找钱去了；我政治部立即报告了范筑先总司令，范随即电令驻冠县十支队执行逮捕，将周就地处决。二团团长由二团团副李邦霖（即李静）代理。周进贡被处决后，二团一营营长于宗武也是土匪出身，兔死狐悲，弃职潜逃。为照顾部队老人员关系，一营营长由于文华担任，从此部队进一步得到稳定。总政治部和支队的统战工作都做得及时得力，总司令范筑先也与我们配合的很好。5、6月间总司令部命令五支队在阳谷、寿张就地整军，范亲自前来五支队对全军点名检阅。点名检阅时换了新装（一律着新军装），大操场上，指战员精神抖擞，显得队伍十分整齐。点名检阅后，范表示十分满意，向全军每人发了一元银洋薪饷（那时鲁西北军队都无薪饷）和一部份活动经费与菜金，当时全军指战员也表示对范筑先将军德威敬重。接着按鲁西北抗日军队旧有的军衔制，评了军衔，支队司令石鸿典授少将衔，副司令荆维德、参谋长郭芳臣、一团团长郭子彬及我授上校军衔；一团团副王长年、政治处主任沙延孝、二团团副李邦霖、政治处主任孙锡恩、司令部参谋处长XX授中校衔等。从此，部队逐步走向了正规化。
7月间，我军正在开展整军，施行军政训练，总司令部情报：济南、泰安之敌有进犯我鲁西的企图，命五支队移防张秋镇驻守，警戒黄河两岸以东敌情，以防敌军西犯。我支队即开拨张秋镇驻扎。7、8月间虽阴雨连绵，各部都在抓紧整训练兵，由于我鲁西地区抗日力量发展迅速，军事力量雄厚，国民党中央新委任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其行辕主任李树椿，见鲁西政治形势日趋稳定，企图夺取地盘，西来张秋镇居住。为照顾统战关系，我五支队奉命于8月底回防阳谷寿张，由于二团政治工作较差，又无团长，便将一、二团调防，一团驻防寿张，二团随支队队部驻防阳谷整训。
华北平原腹地，以聊城为中心数十县的鲁西大平原上，由我党广泛动员的群众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在蓬勃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沈鸿烈、李树椿、汪金祥（范筑先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败类却抱着他们的反共反人民旨意，狼狈为奸，不仅不和我们团结合作抗日，置国家民族危亡而不顾，处处争权夺利，搞磨擦，分化瓦解抗日人民武装部队，削弱人民抗日力量。日寇以武力进攻鲁西，在濮范战役失败后，不敢轻举妄动，便乘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限共、灭共的空隙，大施阴谋，派遣间谍、特务、汉奸，搞渗入策反活动。11月12日上午聊城总司令部得到情报，说齐河、平阴之敌集结，并发现汉奸队在黄河渡口架浮桥，有犯我聊城地区迹象，要我五支队警戒东面入侵之敌；下午阳谷城东北范海一带发生由特务、汉奸策动的反动会道门"九宫道"围攻征粮队的闹事事件，13日征粮队经过多次交涉无效，不仅围困到一个村院内不放行，并打伤了聊城专区派往调查处理的代表韩多锋（韩原为临清第四专区专员），同时特务汉奸贿通反动会道门头子刘清兰等，煽动不明真相的数十村庄“九宫道”迷信道徒，武装聚众暴动。13日夜晚接总部电令，命五支队速为征粮队解围，平息骚乱。当晚十一时我和石、荆正付司令及参谋长郭芳臣等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布置，大家一致认为：对付会道门，兵力小了他们会吃掉你；但不到不得已又不能开枪打他们，因他们是无知民众，故决定：一、二团各调两个营，于次日早晨出发前往，见机行事处理。谁带领前去呢？石、荆向着我说：“你看，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参谋长身体也有病，就劳主任走一趟吧！”郭也说：“北光同志是本地人，了解会道门情况（因我做过黄沙会的工作）。”于是，当即我对一、二团下达命令，作了布置。
14日上午9时许，一、二团一部共千余人，由阳谷县城出发，我率领部队在前，途中和李铮、孙洪同志计议：我们部队到达阵地，可以摆开阵势，警戒迷信暴徒冲击，以武力作后盾，向他们作宣传解释，进行调解。边走边谈，刚走到闫楼西面，后面部队传来“找盛主任！找盛主任！”的喊声，我停在路边往后一看，两名骑着快马送信的通讯员已到跟前，他们交我一份总部的加急电报称：聊城东部发现敌情，五支队速集中精锐部队待命。并附有郭芳臣的信说：部队不再打忠孝团，请你立即带队返回阳谷城。于是我命令部队向后转，12时回到阳谷。过午，副司令、参谋长都在石司令处待命，我刚一进屋，石鸿典就向我讲：“总司令命令我们，把部队准备好，听候命令出发。今天还得主任辛苦一趟！”其他人也随声符和。我说，这是打日本鬼子去，说不上辛苦。于是布置一、二团各挑选精兵600人，要司令部补充了些子弹，作好装备待命。正说话间，阳谷县长张惟庠打来电话：“请五支队速去电话局，接电话命令。”我跑到电话局，张惟庠正守着电话等着，张拨通电话说：“五支队已来接受命令”。我在电话机旁，只听电话内讲：“五支队来的是谁？”张说：“是政治部主任盛北光”。话筒内声音很高：“我不和他讲！我给你讲好啦，你转告他们：现在敌人已攻进聊城东关，要五支队派精锐部队，听从六支队韩春和司令的指挥，立即赶来增援。”张放下话筒说：这是王参谋长下达的命令。接着又向我述说一遍。
我当时内心既感到保卫聊城的任务紧迫，又很生气，对张说：“已听到啦！”岂有此理！韩春和带有40匹马的一个骑兵连，是被六支队赶出来的，他连六支队都指挥不了，怎能指挥我们五支队作战呢！由此可见，王金祥反动透顶！在日寇兵临城下，形势如此严重时，他还没忘反共与陷害范筑先将军。我回到司令部政治部已是两点过钟，立即向一、二团作了紧急集合的布置，一团团长郭子影有眼疾不能出征，确定一、二团部队由王长年、李铮分别带领，沙延孝、孙洪照顾留守部队，并和韩春和进行了联系，韩确定五点钟到北关外范家林集合出发。五点钟以前，我五支队的精锐部队，英勇键儿1200人，精神抖擞，整齐的集合在范家林靠近大路边。阳谷城和聊城相距九十华里，这时已开始隐隐听到东北方向轰隆隆的炮声，我们都意识到这是敌人已开始进攻聊城东关或攻城了，很自然地大家都检查了自己的枪弹和手榴弹，个个磨拳擦掌，好像马上就要投入战斗。
时间已过，韩春和还没来，大家怎能忍耐得住！李铮、王长年等同志着急地围着我团团转，这时连队已不唱救亡歌曲，战士们都坐立不安，性急难耐的连营干部不断地来问“何时出发？怎么办？”我果断地命令道：“准备出发！”一声令下，呼啦站好了队，这时韩春和也姗姗来到，我们对韩讲：“等你等的不耐烦了”！韩连声说：“出发，出发。”我五支队是步兵，韩春和带着骑兵连跑在部队前头。晚九点许到达石佛，韩春和拦住部队，说行军已30里，要在石佛休息吃饭。
烧水吃饭完毕，已将近11点，韩还躺在炕上吸大烟不动，这时聊城的大炮声听得更清楚，炮弹轰炸声震得地动，战斗越打越烈，我们不能再等待迟延时间！这时李铮、刘健农同志忽然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讲：他们和王长年等同志生了一个催兵计，我听了计策认为很好，立即带着刘键农同志见了韩，我说：“韩司令，不好！我们刘教导员是本地人，刚回家看了一下，见‘忠孝团'（反动会道门）正在集合，准备缴我们的械。”韩听到此话，扑通从炕上跳下来，说了声“快走”！我们的部队早已集合好待命。我们步兵在前，韩和他的骑兵连在后，行进到郭店屯一带，又听到聊城一阵激烈的炮声，炮声振奋了战士们的精神，炮声是战士们冲杀敌人的兴奋剂，炮声如同冲锋号，同志们都在恨自己不能插上翅膀飞向阵地！听听先头部队急行军的脚步声，沙沙作响，后尾部队哗哗跑步声紧跟前进，穿过郭店屯不久，后面传来报告：“已不见韩的骑兵啦！也不见韩春和那去了。”（两天后我们发现韩逃至沙镇一带隐蔽）我们也早预料到，他们不敢上阵。当时我们认为韩春和临阵逃跑了也有好处，免得忧乱军心，防碍我们的战斗行动。但是，我们行进到朱老庄，炮声停止，再也听不到炮声，这时我们心中纳闷！这是已把敌人打退了呢？还是战斗暂时停息？如敌人退却，又退向哪个方向？朱老庄离聊城还有十几华里，正是月黑天，前方敌情不明，只好搜索前进，行至南关外大堤口，天已大白，清楚地看到南城墙上和西南城角上插有日军太阳旗，时而听到城内稀疏的枪声，不言而喻，城已陷落！我们到晚了！
11月15日拂晓，聊城南郊一片寂静，部队停驻在聊阳大道上，李铮、王长年、刘健农等同志，还有几个营连干部上来望城墙，他们见到我，都面面相觑不语，内心表露出无限难过！眼里噙着眼泪，满脸疑问：我们没有赶上保卫聊城的战斗！我们没有赶上保卫党的领导机关！我们没赶上保卫范总司令！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守城的部队到哪里去了？！这时，我们把一个连散开隐蔽在南大堤上，监视南门和东关之敌情，将部队撤至大堤南边一个小村内（可能是张付安村）隐蔽，观察城内外的动静，听候总部命令。至中午12时还听到城内时有枪声，就在这时，从村西来一骑自行车的便衣，给五支队送来参谋长王金祥的一信，上写：“据今早从城内出来的人讲，范总司令还在城内一老百姓家隐藏，尚有一线之曙光，我正调动部队准备今夜攻城，救出范司令。你部预备进攻东关之敌，原地不动待命。”这时我们才知道范司令还在城内，营救司令的心切，我们部队一直待命未动。至傍晚我派出数路侦察员，向城西一带联络友军，了解情况，至半夜均回来报告，说数十里之内未见我军踪影，我们也未接到王金祥攻城的命令，王金祥已逃往西南朝城方向去了。我们恍然大悟！要我们“原地不动待命”是王金祥的阴谋，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当！
午夜后，即16日2时左右，我们一面派通讯员向阳谷送信，要支队司政机关和留守部队迅速撤离阳谷城。到沙镇西一带和我们汇合；一方面派一个排的小部队到东关袭扰敌人，他们从龙湾运河摸到东关内，向东关和东门上打了一排子枪，引得敌人步枪、机枪胡乱扫射了一通。我们部队便撤离南大堤，天明拉到了张炉集西南面一村庄宿营。
这时，由于聊城失守，范筑先总司令殉难，部队动荡不定，人心不安，鲁西北部队处于混乱局面。将如何处置？不知去向！荆维德、郭芳臣还有参谋处长和特务连长王延禄等，正在支队司令石鸿典住房内纷纷讨论，他们中有的造谣说：“盛主任把精锐部队带走了，不会回来了。”10时，我们发现支队司政机关和留守部队，住在我们西南十余里远的一个大寨子内，我立即骑自行车赶到该村，首先见到了沙延孝、孙洪、宋万、许树菱等同志，他们看到我很高兴，告诉我：韩春和正在活动部队投奔王金祥，他们都在司令部，你赶快去！我突然进入房内，荆维德高兴得跳起来，宏亮的噪门说道：“看！看！这不是来啦，我说北光兄弟不是那种人！”郭芳臣同志也得意的插一句：“北光怎会那样呢！”他们一下子说的我摸不着头脑，我问大家是怎么回事。石鸿典在炕上慢腾腾地向我说：“他们说你把部队拉走啦，不会回来啦！我们不信，我们北光兄弟不是那种人！”我见此情，顺口说道：“六哥（指石鸿典）、四哥（指荆维德），我能把你们甩掉吗！危难之时见人心！”石接着说：“你来的正好，我们正拿不定主意！有人（主要指韩春和等）要我们一同去朝城，找王参谋长去，有的人（指郭芳臣同志）不同意，怎么办？！把部队拉哪里去好呢？！主任，你说说，我们听你的！”在此紧急情况下，部队何去何从？石、荆要我拿主意。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因此，斩钉截铁地说：“朝城不能去。其一、朝城已是民团团长、会道门头子、二金岑的片子，他们不会让我们部队进去；其二、聊城失守后，敌人势必沿黄河大堤进攻濮范，扫荡大名一带，朝城首当其冲，那里站不住脚；其三、对我们来说，朝城人生地不熟，我们活动不开；再说，王金祥是逃跑，我们不能跟他逃到黄河南去。”急性子的王延禄插话问“那怎么办呢？！”大家也等待着我说出去路，我说：“回冠县去！”这一句话说的荆维德抖了下肩膀，环顾了一下从人，石鸿典不吭不响的点了点头。我接着说了回冠县一带活动的好处：“1、冠县人熟地熟（部队大部分是冠县人）；2、冠县有十支队，十支队靠得住，他们可和我们配合作战；3、如果敌人进攻冠县，我们到城东北大沙窝打游击，敌人的汽车、坦克进不去，我们可以立足。”这一下说到大家心坎里，活跃起来，石鸿典见大家都同意，便立即表示：“好！我们听盛主任的，不去朝城。他们（指韩春和等）要去他们去，我们不去，我们拉到冠县去。”大家议论确定天黑出发，拉到冠县城东陈惯庄大寨子驻扎。大约在下午4时，我离开了司令部，来到政治部和沙延孝、孙洪、许树菱、宋迈、许乃昌、刘健农等同志研究部队情况，大家都反映部分指战员思想不稳定，并认为部队拉到冠县，即回到家乡，在当前紧张形势下，家庭会拉后腿，国民党亦必乘机活动，部队内部思想斗争将更复杂，故决定派孙洪同志立即出发，连夜赶路找十支队，说明我五支队已拉回冠县，将要配合行动，目前我部思想不稳，请他们派一支部队靠近我们，以防有变时予以策应。
这时，沙、孙、许等同志要我提高警惕，说他们发现韩春和等已数次派人来，探问你行动的消息，他们都是土匪出身，翻脸不认人，什么罪恶的事情都会做出来，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我立即骑自行车快速离开司政机关，安全返回了原驻地，韩春和也确派骑兵追了我一程，因我出走西北冠县城方向，后东转驻地，他们未发现我的去向，故谋杀我的阴谋未得逞。
部队驻扎在冠县陈贯庄后，我们将带出增援聊城的精锐部队，恢复了原建制，指战员皆大欢喜，尤其是回到家乡，都非常高兴。司令石鸿典是石家村人，离陈贯庄只有10华里。石带着警卫员、副官等11匹马离开部队回家去住，参谋长郭芳臣身体病弱，也回了家；干部战士的家属来部队探亲的络绎不绝，干部战士纷纷请假探家，有的探家不归，这时期部队减员很大。
驻陈贯庄的次日（可能是十月十八日）下午，孙洪同志由十支队返部队。孙作为五支队代表，和十支队司令张维翰等同志商讨确定五、十两个支队联合，组成第三纵队，张维翰任纵队司令、石鸿典任纵队副司令，五支队改编为特务团（部队减员，只有二千人左右），团长由荆维德担任，为照顾荆的地位，保持军衔制，荆为少将特务团长。这个改编意见跟荆讲后，荆认为是我们抬举他，极为高兴，表示完全同意改编，但提出了一条意见，必须要我担任副团长（因那时还没有公开党代表政治委员的身份），要不然他不当团长。以后我们同意了荆的意见。团政治主任由孙洪同志担任。
那时荆维德有两匹受过训练最好的军马，一匹是烈性大青马，一匹是较温顺的枣红大马，全支队马匹无可比拟。荆以重礼将枣红马送给了我，表示感激之情。次日早我骑马到石家村石鸿典的家将部队改编的意见相告，石表示犹豫不决，我将部队改编与不改编，对个人、对部队、对人民、对发展前途的利弊一一作了解释，石同意了我们的改编意见。随即确定当日晚将部队开往城北扬召整编，并复派孙洪同志向十支队联系汇报。
下午6时，部队都作好了开拨的准备，正要集合出发，石鸿典派一副官传来了不同意改编的口头命令，大家闻听很着急，尤其是荆维德闻听石有变化，很不满意，十分着急！我当即又单枪匹马赶到石家村，询问石改变主意的原因，石提出：一怕部队改编后，被十支队吃掉；二认为当纵队副司令无权，不能指挥部队。我当时向他指出这是多余的顾虑，又一一作了详细解释。根据谈话时的情景（石有几个土匪出身的跟班副官七言八语），我将抗日发展前途与个人的出路作了分析解释，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老财为保护他们自身财产，将势必投敌当汉奸，不要看他们现在对我们花言巧语，他们得势后，就会报复陷害我们，这一席谈话倒说的石鸿典他们都不再吭声，只是石的儿子转过来说一句：“当副司令跟副官一样！”反叫石鸿典骂了一声：“小孩子，你们懂什么！”接着石答复说：“那就出发改编吧！”我回部队立即集合出发，时间已过9时，队伍向冠县城西北扬召进发，前卫部队刚走到扬马庄（离石家村约两三华里）被石鸿典派来的一个副官拦住去路，声称：“石司令命令，不准出发！”情况突然又发生了变化。这时我们命令部队停在原地休息，摆在了三四华里的大道上。我立即感到问题严重！石鸿典坚持反对部队联合改编，决心不让部队开走，我们要坚决把部队开走，离开城东一带（因部队大多是城东北人），不然，部队就有被他们搞垮的危险。怎么办？再去做工作说服？已不可能！如谈判不好，就会闹崩，石鸿典是个老土匪，翻脸不认人！是否现在决裂，硬拉着部队走？但搞不好，就可能把部队搞个四分五裂！我内心正在盘算间，着急的荆维德来到我跟前，愤愤地讲：“他（指石）这是干什么！？（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再去做工作，恐怕说服不了啦！”荆要求：“那你还得去一趟啊！”我说：“要去咱们俩一同去！”行武出身、十分机警的荆维德随声答应：“！我们俩去。”也有六七个随从亲信，都是双枪，一长一短。当即作了部署，留下二人听候动静，带着四个人和我一同到了石的家。石躺在北屋东间大炕上，我和荆一同坐在炕沿，为讲话方便，荆推我坐在靠近石的一头。我问石：“么回事？部队已经出发，你还有什么嘱咐？”见荆维德同来，未便多讲，只讲了一句：“他们联合，改编我们的部队，好不好？！”
把联合改编对抗日、对我们的部队的好处简单说了一下，特别指出：“们是改编成特务团，可以独立活动，你（指石）任纵队副司令，不仅可以指挥十支队的各团队，我们的特务团还是听你指挥；”到此地，我郑重提出：现在已经和十支队议定好联合，你也答应了，人家十支队很欢迎我们，张司令很关心我们，已调了一个团，今夜驻防贾镇（仅离石家村十华里）一带（实无此事，是虚构），掩护我们的部队行动，以防聊城敌人袭击我们。这时，荆副司令紧接着讲：“我们不能做对不住人的事！既然答应了人家，咱就得干。现在队伍放在路上，大家等得都很着急！”他问石怎么办。石坐在炕头上，只是埋头不语。在我们谈话间，只见石的随从们和石的老婆、儿了频繁地出出进进，也不知在干些什么！他们有时想插我们讲话，都被石制止。石沉默了一会才说：“然你们大家都同意，那就出发去联合改编吧！”着又向我说：“主任，你看我病着，不能跟部队去，住在家里，我又没有枪，把你带的那支枪给我留下吧！”我带着一支十子连枪，原是石送我的。我这时明知石是同我翻脸决裂的表示，内心很生气，气愤地说：“可以！我不怕死。怕死不抗日，我有短枪能上前线，没短枪有长枪也能上前线！”我从肩背上摘下那只枪，“叭”的一声摔在他的炕上，从炕上跳下来，随即拉马向村外走去。
荆维德一声不吭，我们两个并肩走到村边，荆不满意地讲：“兄弟！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枪给他？他是下我们的枪，是给我们难堪！”笑了笑说：“屈求全吧！咱们是要那一支枪？还是要两千支枪？赶快离开这里算啦！”接着说：“呀！你看到我了没有？他（指石）一讲枪的问题，我就把二十响（匣枪）的机头掀开啦！我看他的老婆孩子还在屋里出出进进，如果她们都一出去，我就（开枪）给他嘟噜了！我说：“还不敢和我们闹到那个程度！”说着我们上马来到部队，时已半夜十二点，第二天早晨安全到达扬召宿营地。
五支队原为师的建制，经缩编改为团，番号为特务二团，部队有很大减员，约有1800人，11月底部队整编完毕。队伍刚整编就序，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决定在冀鲁豫地区组建一支先遣纵队，指派李聚奎同志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幼平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刘志远同志为参谋长；中共鲁西北特委会议决定，我特务二团为先纵基本部队，定名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纵队第二团”后决定青纵三团和骑兵团均归先遣纵队建制，受先纵领导指挥。我把这一决定向部队汇报后，上至团长，下至每个战士，立即活跃起来。有的跳跃，有的拥抱。干部们奔走相告，只听几个驻村连队歌声嘹亮，有的连队拉出去跑步练兵；尤其是佩带上“八路军"的符号后，已成了正规八路军一员，感觉无尚光荣，整个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这是鲁西我党领导的部队中改编为八路军最早的一支部队。
1939年初，我部就地整军。纵队党委选调来一批干部充实二团，原有干部稍作了调整：荆维德为团长，我仍为副团长（党委交代实为团政委）、孙洪为政治处主任、王长年到团部为团副、郭铭阁为一营营长，许树菱为教导员，李铮为二营营长，刘建宸为教导员；佘文尉、窦洪年、许乃昌、赵练等同志均在政治处工作；郭芳臣同志因病和沙延孝等同志一起转地方工作。
整训后，纵队于3月3日晚率领我二团夜行军东进，到茌平、博平一带活动。3月4日（即正月十五）拂晓，纵队司政机关到达琉璃寺，我团到达于屯驻地时，纵队机关立即遭到日军攻击。我随即带了一营的二连支援纵队司令部，抢占了琉璃寺寨外大院，侧击敌人，使敌人首尾难顾，龟缩在北门外阵地，但我带领二连离团后，二团团部和一营也遭到日军攻击，荆团长率一营与敌人打了一天，敌人伤亡数十名，我团也损失严重，除伤亡一二十名同志外，团长荆维德负重伤（后殉国）。二团一营护送团长荆维德同志的担架退回冠县原部队驻地，靠近十支队活动（后一部失散，一部并入十支队）。我带一营四连和团部干部及一批中共鲁西北特委失散的干部上了大峰山，与纵队汇合。纵队将四连留下作为纵队特务连，要我带二团二营去周边活动。3月21日下午， 我单枪匹马去了二营，当时二营正集合准备转移驻地，营长李铮见到我非常高兴，说：“团长你来了，咱到驻地住上三天，你给我们开个会，研究、解决一下我们连队的问题。”我说：“这地方你敢住三天？住两天不出事就谢天谢地了。”李说，那就住两天吧！我没有回答，就默认了。
傍晚，我带二营到达肥城山区后峪，次日拂晓，遭到日军袭击，在敌人居高临下猛烈的枪弹炮火中，我军拉上了山。战斗中，我的警卫员中弹牺牲，马也被打掉，这是我有生以来被动挨打的一次窝囊仗！由此，我也总结了一些在敌战区带兵打仗的经验。那时我的军事理论只是靠军训时学到的连排攻防战术和朱德总司令“十六字”游击战术。当时我多么渴望有一部“孙子兵法”啊！
1939年3月，一二九师命令我纵队上太行山整军。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于武安阳邑镇接见了我们。同时，二营营长、教导员调军校学习，我和王长年同志临时任教导员、营长，负责二营的整训。8月，我们下山返抵冀鲁豫边区，恢复二团建制，王长年被任命为团长，我为团政委，在聊、阳、阿地区配合骑兵团开展游击活动，成为我冀鲁豫地区有名的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军民关系好的一支部队。1940年编入新八旅，1945年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师，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步兵军第二十八师。在中央军委和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指挥下，转战冀鲁豫、大别山和大西南各地，参加了上百次战斗，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9年3月下旬，一二九师电令先遣纵队所属部队（包括青纵三团、骑兵团和我二团二营）去太行山整军，当部队由山东肥城县境经平阴、阳谷县境到达平汉铁路磁县东成安一带活动。那时大部队过敌人封锁线没有经验纵队急行军，一日行军一百八十里，并指定我和王长年同志率二营作为过封锁线部队的后卫，负责督促、收容掉队人员（那时纵队已调原二营营长和教导员去隋营学校学习，任命我为整军时的教导员，王长年为营长）。王长年领队在前，我选几个精明战士在后面督队、收容。当时我的警卫员小黑子牺牲了，马也被打掉。我腰间只有两只匣枪，轻装行军。过铁路封锁线时跑步四十华里，我鼓励着干部、战士勇敢前进，没有一人掉队。
4月初，部队到达武安县阳邑镇，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专程去接见了我们，要我们休整。后来我们部队辗转到达到冀西将军墓、洛川再至孟家嘴驻地整训。沿途我看见许多树木被剥去树皮，我很纳闷，问当地老百姓，他们告诉我说：生活困难，能吃的树皮都剥吃光了。由此可见当时饥荒之严重。
我们整训部队生活也很艰苦，每人一天三钱油、三钱盐，有时没有小米饭，就掺南瓜吃，没有菜，战士上山挖野菜，野黄花菜成了我们的美味佳肴。我和王长年等都没有棉被，夜晚都和衣睡炕上，房主人看我们如此艰苦，借给给我们一条被单。我们整训队伍生活虽然艰苦，干部战士的精神却非常旺盛，学习训练热情很高。经过近四个月的整训，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均有很大提高。
8月初，日军扫荡冀东地区，我们转移下山东进冀鲁豫地区。这时，原有四千人的部队减员至不足300人，可以说这是五支队的精华。纵队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到我部队讲：“你们这支部队既是八路军的战斗队，也是八路军的宣传队，同时也是八路军的工作队。”纵队命令我们恢复原二团的建制，王长年为团长，我为政委，孙洪归队仍为政治部主任，同时一些原政工干部也相继归队。部队开赴聊、阳、阿地区开展工作，该地区各县武装部队归二团领导。经过整训的二团非常精干，学会了如何打游击战，学会了如何与人民群众建立“鱼水情”。部队在敌占区于夜里一、二点钟进行转移行军，黎明前到达新驻村庄，官兵就地户外休息，不惊扰村民，直到天亮老百姓才发现我们，把我们领进家去。部队驻扎下来，团领导首先观察村子地形，在村子出入口处设立岗哨，一律在12点以前准进不准出。待天亮后，老百姓开了房门，并准备好住房，战士才入户休息。到10点钟左右，部队开始用餐，过午一二点钟后，村子大开放（这时日军不敢出城）。干部召集村民召开各种会议，战士们到各家各户为老百姓干活，要求部队离村前务必使房主“水满缸，庭院净”。
9、10月间，部队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是配合骑兵团对日军打一场游击战，一次是我部对投靠日军的伪军打一场歼灭战。这两次胜仗，缴获了13匹马，成立了骑兵班；被俘虏的士兵就地教育释放。部队在群众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青年农民纷纷追随部队积极要求参军。
七、赴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39年9月的一天，政治部主任王幼平来到二团对我说：“你愿不愿意去延安学习？”我高兴地跳起来道：“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还用说吗？肯定愿意去！”一二九师电令我们先遣纵队派两名团级干部到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经纵队确定，与我同去的还有徐法同志。后来，纵队要求多去一个，增加了高境同志，总共三个人。纵队给配备了一匹白马，我们于1939年10月初离开先遣纵队。10月间到了太行山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前方总部，我们在招待所，同招待所里的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等候去延安的安排。当时朱总司令在那里给我们讲了一课。那时中央的同志走到哪里都讲课。给我们讲完课后，朱总司令带了一个警卫连就走了。我们行程的路线，是从河南的渑池县上火车到西安转道去延安。朱总司令走了以后，招待所安排我们三个人进行化装。我带上十八集团军的准尉军衔，步行到了渑池县城，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沿途都有东北军驻守。
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吴德衡同志在那里接待我们。他告诉我，这里形势非常紧张，你们不要出门。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三、四天。（谈到这里，盛老回忆说，九七年我去西安，还看了看办事处我住过的那个小房子）。办事处组织了新疆来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几个同志和我们同乘一辆大卡车，卡车里装了一些物资。办事处人员向我们交待：路上检查时，别多说话，不要吭气，由随行的办事处的副官来应付。
12月29日，我们到达后方八路军总部招待所的。第二天，招待所所长对我们说："对不起了，大米、白面都没有了，原来是全国统一供给的，现在不给了。你们来得巧，今天打扫仓底，还有点大米，可以吃一顿大米饭，就这一餐了。那天吃完饭后，到十八集团军的总政，见到干部科长胡耀邦同志。他问了敌后情况后，给我们写了去马列学院的介绍信。
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艰苦，到了延安后就没有供应了，仅吃了最后一餐大米饭，以后就吃小米了，基本上没有什么菜。按照规定，困难时期每人每天三钱盐、三钱油。在延安那个地方主要蔬菜是萝卜，再就是山药蛋，要么就是自己生点豆芽。我们这些从地方部队去的都没有钱。我当时是团级干部，一个月发五块，以后发四块。平时刷牙、洗脸的工具买不到，有时在小摊上买点牙粉凑合。普通战士一个月发一块钱津贴。如果想抽烟，就买延安自己造的烟，由于没有卷烟纸，只得从外面弄来的白粉纸，一抽沾的嘴上都是白粉末，这种纸不透气，其他的纸卷烟不行，当时没有好纸。我一看这样不行，就戒烟了。
我本来很早就学会了吸烟。那是在早期搞地下工作时候，在聊城接触推水工人时开始的。当时没有产业工人，多半都是农民，我们这些学生，跟人家谈话谈不进去。只有入乡随俗，带个小烟袋，见到乡亲们就招呼：来！来！来！坐！坐！坐！抽袋烟，看这个烟怎么样。一抽烟，两个人坐下来就可以聊，所以抽烟较早。但到学校后不能公开抽烟了，只有偷偷地抽，偷着抽烟我不干，就不吸了。放了假，一回到农村就又抽起来。后来当了教员，有了钱，就抽纸烟。以后在战争中，经济困难了，买不起烟，“伸手牌”（向别人要）又不好意思，干脆就不抽了。在延安开荒时，大家抽的是地头的干草叶。我清晰地记着，在马列学院上课时，有些同学上了烟瘾捡毛主席丢的烟头抽。
毛主席讲课的时候有个习惯，一上来就抽烟，当时大都吸从国统区运过来的白锡包。他抽的烟头，有时丢在讲台下。那些爱抽烟的同学，很会把握毛主席给我们讲课的机会。一看今天是毛主席的课，都抢着往毛主席后面坐。每人拿着小马扎，放在毛主席后面，当时讲课没凳子、没桌子。那些同学就坐在后面等着捡毛主席吸剩的烟头抽。毛主席也不知道有人在后面捡烟头。后来，可能是烟供应不上了的缘故，主席一改往日丢烟头的习惯，看看烟卷抽的差不多了，捏一捏，就磕一磕，把烟头接在另一支烟上，接着抽。所以，主席的烟头渐渐丢的少了，甚至不丢了，所以大家也就捡不到了。当然，那时有的同学也有几块钱，买点地方粉纸做的烟，有人拿出烟来，呼啦一群人就围过来了，一个抽一口，有的一吸吸大半截，其他人就跟着嚷起来。在延安，陈云、刘少奇、邓发、吴玉章、王首道、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给我们讲过课，周总理从苏联回来，带来一个小电影放映机，亲自给我们放电影，如纪念十月革命的《列宁在一九一七》。其他一些学者如吴亮平、艾思奇等都给我们上过课。张闻天当时是院长，给我们讲了“中国苏维埃运动”、“战略与策略等”。
八、转入情报战线
我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了一年，准备回我在冀鲁豫地区的部队。当时中央要求每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西北、太行、太岳、济南、冀鲁豫等边区）派一个同志在中央社会部去学习，学习后建立公安保卫工作部门，党内叫社会部。被派的人要求具有三至五年以上党龄，政治上绝对可靠，无复杂的社会关系。冀鲁豫七大代表到延安开会，代表中要选一个人到社会部学习，冀鲁豫去的代表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就找到我，跟我商量，问我可不可以去社会部学习，学习结束后回冀鲁豫去。
我告诉他们，我是从部队来的，是从一二九师调来的，同地方是两回事。当时徐运北也找我商量，说现在没办法，找不出人来了。后来，他们说工作调动问题跟杨尚昆主任（当时负责华北局）说一下就解决了。
当时，我的学习快要结束了，过了年还有一两门课，说是学习一年，实际学了一年多。我想，到延安学习机会难得，多学习一点知识应该是个好事情。我说也可以，学就学吧，就答应了。于是于12月29日去了设在枣园的社会部。当时，干部科长陈刚同志接见了我。他问：“你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吗？”我说：“我是来学习的，听从组织分配！”他讲：“你既然来了，就不能和外面联系，要绝对保密。”当时我感到很神秘。
从枣园进去有一个地方叫后沟，是学员们学习的地方。在这里办了一个学习班，学期一年。我是第三期，每期约二、三十个人，在那里学习中央文件。在业务方面，康生讲了个把月时间，每星期一次，主要讲授调查研究。
当时，康生任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是副部长。给我们讲课的有吴德锋、谭政文等在国民党地区做隐蔽斗争的人。学习结束以后，准备派出去做情报工作。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工作，叫做特别训练班。这时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到了社会部确实没饭吃了，吃那种大麦，再就是小大米。饭还基本上能吃饱，就是没有菜，连三钱盐、三钱油都供应不足。经常是烧点开水，放点豆芽、萝卜加点盐，算是美味佳肴。其实豆芽很少，萝卜也供应不上。延安那个地方本来就穷，部队那么多，外边又来了很多学生、干部，还有从其他地方调去的，加上各地来这里开会的。所以想吃点油，在训练班是吃不到的。有时打猎去，偶尔还可以打野羊等野味。那里的老百姓杀猪不要猪血、杀牛不要牛头。我们这几个人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就跟老百姓去要他们杀猪宰牛剩下的下水。运气好的时候可以要个牛头，我们一起动手把牛毛一烧、一烫，连皮一起煮，大家会个美餐。以后老百姓不愿给时，我们就多少给他们点钱，而大多时候老百姓也很少要钱。
到了12月，学习结束，组织上把我留在了社会部。社会部有两个科一个办公室，一科是侦察科，二科是政策研究科。我在二科工作，因为我是从部队过去的，搞部队工作的，就安排我负责八路军、新四军对敌斗争保卫工作的报告、文件。二科共有五六个人，研究、起草对部队、对敌后保卫工作的指示、文件。起草中央文件很严格，发一次指示、文件要经过六道手续。文件起草后首先交给科长，科长修改后拿回来再整理，整理后再提出来由全科讨论，讨论修改整理好后，再交给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再召集各科长研究，研究后定稿了，交给部长，部长又召集其他有关方面人员再讨论研究，定稿后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不妥的地方再修改一下，才定稿下发。
到了1942年2月底，一二九师的组织部长徐立清打电话来叫我到他那里去一下，他当时在党校。到了那里，他一见我就讲：“北光同志，可找到你了，你何时跑到社会部去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是地方叫我去的）他说师部来了三次电报了，叫你回去。说去了三个，回来两个，叫我查找你。从他口里得知，是他去马列学院查到我去了社会部。他们找到我后，要我回去继续搞部队工作。我问能不能再留几个月，到军事学院学几个月。徐立清说，师部来了三次电话，叫你立即回去。这样，我就准备回去。经延安方面和敌后根据地联系，给我组织了一个干部队，叫我做队长，负责带着40来个干部回敌后。确定1942年2月1日出发。正好第二天是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风报告。2月1日，送我的人劝我说，你别走了，明天毛主席要作重要报告。我说，已经确定了，干部都集中了，不能留了，就在路上看报纸吧。
1942年2月2日，我带着40多名干部告别延安，经过晋西北，越过正太铁路、榆涉公路封锁钱，奔向太行。这一路走了6个月。经过绥德，到达兴县，一二O师驻扎在那里，在途中我遇到贺龙、习仲勋，他俩和我住在一个地主的院子里。他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延安来的。他们一看我带来的都是年轻干部，大声说欢迎、欢迎。我一看就知道他的意思，想截留我们几个同志。我告诉贺龙我们是去太行的。贺龙说：“哟，去太行过不去”。他讲那边形势如何严重（当时敌人已开始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要我们留在一二0师工作。我连忙说：“那不行，队里有一些是一二九师干部的爱人。”他说：“不行，你们过不去，我给你写信，你找甘主任（一二O师政治部主任）留下再说。”贺龙当时是到延安去，第二天我们就分手了。我继续带队前行。我们一到兴县，一二O师政治部的干部科长就来了。来接待的同志分别了解情况，想争取留下几个。我说不行，这里面有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的爱人，还有一个是地委书记的爱人，还有太岳根据地的几个女同志。他们不只是到太行的，有些是去山东的，这些人留也留不住。他们在里面了解情况后，有一对年轻夫妇想留下。一二O师的人就告诉我有某某想留，我说那好，就给你们留下两个吧。走到同蒲路，那里有护送交通站，且刚送过来一批。肖劲光带着一批干部去延安，我们正好住在一起。
当时出了个问题。肖劲光他们去延安，我带的人去太行，由于那时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货币，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能用了。我们带的是晋西北的，他们带的是太行的，双方商量互相交换一下货币，于是，个人之间互相做了交换，你给我十块，我给你十块。我也不晓得这种情况，后来肖劲光找到我，说：“盛队长同志，你别欺骗我们啊！”，我感到莫名其妙，问他：“怎么欺骗你们了？”肖劲光说：“你们那边几块才顶我们一块，你们一块换我们一块，我们吃亏喽。”我说：“我也不晓得，反正都是我们八路军的钱，解放区的钱。”就这样，第二天我们就分手了。太行二军分区的一个参谋长带着一个连，专门负责接送。晚上，他们带着我们过了封锁钱。同蒲路过了后，就上山了。一过封锁线就被敌人发现了，双方打起枪来。我们在山上看得清，我对参谋长说搞他一梭子。打了一梭子的机枪，敌人不敢再追。我们进了太行地区，要经过榆涉公路封锁线。我正要过这条路，
一二九师的组织部长张南生来了。“你们是哪里来的？”“延安来的”。“你们是经一二O师来的吧？你是盛同志吧？回去，回去，敌人正在进行大扫荡，我们是被赶出来的！”后来得知，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就是在那次扫荡时牺牲在辽县。
我们从西路到王步。七月间敌人撤退后，我们从武乡到涉县的王堡、赤安，一二九师师部驻在赤安，政治部在王堡。我带来的这批干部，由政治部分配到其他地区。一二九师锄奸部的同志听说后找我来了，说：“你来的可好，我们正缺人，你可不能走。”我说我要回冀鲁豫部队去，回去还搞部队工作。他们说，你是在社会部学习了的，你不在这里不行。不得已，我只得留下，以后就在那里工作了。
1942年8月，中共中央华北局为掌握日军活动情况，决定成立五个外线工作站。我负责搜集以石家庄（即石门）为中心，正太路娘子关以东，平汉路邢台以北三角地带的敌情。当时石家庄是日本人屯兵重地。为便于开展工作，我换上便衣，带着一名小伙计（通讯员），牵着一头毛驴，以八路军干部亲属的身份，在太行一军分区玉皇庙办了个店铺，以此为来往于敌占区活动作掩护。以后我的生意逐渐发展扩大，
1943年前后店里先后增加了六名伙计（调进干部），往返于敌占区与根据地开展情报工作。
当时派我到那里组织建立工作站，得到一军分区帮助支持，秦基伟在一军分区当司令。需要干部由那里派遣。一军分区的锄奸科长和我熟悉，他曾在先遣纵队当过科长。我换了便衣，拿了五块钱，钱是上党票，当时五块钱还值钱呢，牵着一头毛驴，扮成老百姓模样就出发了。我边走边想工作站应该怎么个搞法，到那里先找个生意做掩护。很快出了涉县，途经武安阳邑一个做毛笔的地方，花了五块钱买了两捆毛笔，驮在毛驴上。
到达一军分区后，径直到政治部找锄奸科长王银山，过去我们曾一块在先遣纵队工作。把东西存放在王银山那里后，我顾不上休息，先去了解查看地形情况。从邢台以北，沿着太行山临县至元氏赞皇到石家庄观察情况，悄悄到敌占区活动，沿着山一直走到石家庄以西径县。就这样，一直活动了两三个月。回来时我和王银山商量，我选定一个靠敌占区的地方设站，以做生意为掩护，把敌占区的商人引过来。经分析，最后确定搬到玉皇庙，这里离敌占区仅有一、二十里路，过去就到元氏县了。玉皇庙是一个集镇，离石家庄很近。介绍我去那个地方的村长是个共产党员，我对村长说：你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让他给我找一个地方，对外就说我是从敌占区跑来的，是来找我弟弟的，我弟弟在八路军军队里搞宣传工作，我现在不能回家，因为我弟弟是八路军，我是家属，家都被日本鬼子烧了，想在这里做个买卖。村长满口答应。帮我找了一个老百姓家，并对他们讲，老板家是个地主，家里很富，因为我弟弟参加八路军被日本鬼子把家烧了。烧杀得家里没人，我跑出来了，做个买卖，混口饭吃，顺便找他弟弟。对于我的真实情况，镇上谁也不晓得，我那时改了个姓，镇上都称呼我掌柜的，都以为我很富，反正都知道我是个地主，带了很多钱来的。
就这样我住了下来。过了两天，我安排好店铺后，收留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作为小伙计（实际是我的通信员）。
1942年下半年，那时太行山区很困难。我有了通信员，有人看铺子了，我就在外边摆摊做生意。过了几天，又收了一个"退伍伤兵"（实际没伤）。退伍兵到了那里吵吵嚷嚷地说挂彩了，回家回不去。这个人我也把他收留下来了。后来又收了一个伤兵，是河北涿州人。这两个实际上是组织上给派来的，都是做参谋工作的。
人员配备齐了，我出面向老百姓的借了一间很大的碾房，搞起了一个门面，起了一个字号，叫“鸿盛祥”，写了几个大字挂起来。那时来往敌占区的商品主要是布匹，还有赞皇出的红枣。收山货的商贩大都没本钱，而我们有供给补贴，有粮食，所以生意还不错，做买卖赚了点钱，积攒了一些本钱。在当时商业上我还是懂点行，一看政策发展什么就赶快收，收了过后转手一卖，就可赚钱。什么买卖都干，如提倡养猪，发展生产，我就收购小猪，卖出去就赚不少钱。布匹有时滞销，那些卖布的只好降价，布价一跌，我就大量收购。下次逢集，外边的商人来了，再可高价卖出去。这样，我的买卖做得很活跃，后来生意逐渐扩大，又收了几个人帮忙，其实都是我要的干部。有跑外的，有看铺子的，后来毛驴也换了匹骡子。
这期间，除有两个在店里住着收情报，我们其余几个都到敌占区活动。我到敌占区活动时，元氏县武工队跟着我，因为我对敌占区不熟悉，给我介绍哪个村子、哪个地方等情况。去了两趟，我觉着搞这个工作，带着部队暴露身份，很不方便。后来我说不用部队了。他们说给我一个班，我说不要，给我一个熟悉道路的人就可以了。在那些大山里，地形非常复杂，山上是石头垒起的敌人的封锁墙，每隔一里多路设有一个炮楼，要来回经过敌人的封锁墙，所以我只需要一个熟悉道路的人。
山下面敌占区村子的村长都是两面派，革命的两面派村子也有但不多。我们去了他们接待，日伪军去了他们也招待。就这样我俩跑了大约半年多，我感觉这样不行，于是我决定干脆自己去。下边情况我也基本了解了，于是在一个夏天我穿上便衣，带了把匣枪，拿着把芭蕉扇，枪在芭蕉扇下边，呼嗒、呼嗒就进村了。有的村子里的人对我也有些了解，但弄不清楚，有的认为我打过游击，有一个地主知道一点，试探性地问我一个人出来危险不？我说有啥危险，我有部队，我今天到哪里，我明天到哪里，什么时候离开，部队都知道。我这样讲，他们不敢打我的主意。开展活动时，我主要选择在夜间上山、下山。在穿越封锁线的时候，我遭遇过几次很危险。
元氏县有一条进太行山解放区的大路，即骡马路，但必须经过一个村子，从那里走非常近。那个村子是山西、河北交界的地方。村东头是河北人，村西头是山西人，说话不一样，从口音能听出来。那个村子叫鸽子岭，村里组织了一个民兵连，民兵连在村子周围埋了很多地雷，其中有石雷、铁雷，地形很险要，曾有日军一个联队都未能通过。有一次我从元氏的高邑回来，已下午九点，如果我再走原来的小路，就会被敌人发现，比较危险。于是我决定沿着山路绕上大路。我知道村子周围埋有地雷，村里人给我讲过。道路都是用大片石头铺的。我知道，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走不会踩到地雷。
当我爬上山坡快到村边时，太阳快要出来了，心想：村子里该有起早的村民和放哨的民兵。于是，我嘴里哼唱着，以便有人听到发现我。这样走了一段，见没有什么动静，我开始更小心了。我挎着匣枪，胳膊夹着给别的同志买的香皂、布料等物品，边向前走边注意脚下的路，看着不象有地雷的样子。走着走着，突然一下子右腿陷到一个坑里，我刹时意识到踩上了地雷。
按照常识，我知道如果踩到地雷的话赶快打滚，但腿陷进去了，拨不出来，打滚也滚不动了。我趴在一个不到一米深、长半米宽的长方形的一个坑上，哎呀！我想完了，听地雷响吧！两秒过没响我一看坑上面盖着一个板子，我踩到了板子的一角，木板立了起来，没压到地雷拉线，在我身下前胸就是一个大铁雷！我心里砰砰直跳，在这关头，我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慌，不要碰到地雷拉线。后来小心翼翼地把腿抽了出来，摸摸额头，冒出丝丝冷汗。
我摔倒时弄出很大响声，两个民兵听到响声跑过来喝道：“干什么的？”这时我已经爬起来，枪和物品摔出三、四步远。我责问他们：“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我哼着唱着你们没听到？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他们两个讲："我们两个看天亮了，在石头上下棋玩，没有听到。我们村子已经炸死炸伤好几个了。
当时我没怕，可后来一想，确实有点后怕。为革命而牺牲，我早有准备，但如此牺牲了，却毫无价值。
还有一次，我从石家庄回解放区，半路上要翻过一座大山，站在山脚下往上看，山势很陡，山上有一道日军的封锁线，过了封锁线就到解放区了。我想，如果走以前常走的老路，还要转那么远才能转过去。我决定抄小道走捷径。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辨不清方向，必须找个向导。我发现山坡上不远处有间草房，房里亮着灯，我循着灯光走过去，发现屋里住着一个放羊的老头。我推开门，告诉他我要去解放区，找不到山路，请他做向导带一下路。那人说什么也不肯送我，说不知道路。这真是难为我了，我只有采取不得已的办法。我把枪拔出来说：“你天天都在这里放羊，会不知道路？日本鬼子叫你去你不敢不去？我叫你带路，你到底带不带？”那人见状慌忙答应给我带路。说走就走，大概走到离敌人很近的地方，放羊的小声对我说：“前面我真没办法了，我真不知道路了。”他不敢大声说，因为前面有敌人。我悄声说：“老乡，刚才我是吓唬你，对不起。”他说：“不要紧，不要紧”，说完就回去了。我开始自己往上爬。走到一个水塘，里面长着芦苇，忽然一只大鸟“砰”地一下飞起来，吓了我一跳，我心想，这个地方怪吓人的。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一处悬崖旁，这时下起了阵雨，我躲在悬崖下避雨，一阵雨过去，想往上爬，山又太陡，我就绕着悬崖转，转了半天也没找到路。悬崖没多高，没有三层楼那么高，悬崖间长着一些小树什么的，我就抓住树根硬往上爬。过了怪石林立的悬崖就是一片相对平坦的山坡。走着走着，突然一个跟头栽了下去。这是怎么回事啊？定神一看，原来是放羊人挖的坑，足有一尺多深，里面盛的是水，给羊饮用的。我把摔掉的东西找回来后，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天开始蒙蒙发亮，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封锁线石墙。这时候，我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了。再往前走，离石墙还有二百米的样子，山顶炮楼看得清清楚楚，炮楼两边有影影绰绰的人影晃动。怎么过去呢？我一边走一边想，不要太紧张了，先观察一下再说。底下是山沟，上面是平地，两边是炮楼。说起来像个神话，就在这时，从封锁墙底下冉冉升起一团雾来，雾一起来，我看不清炮楼了，炮楼上的日伪军当然也看不到我了。当时我想，也许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了我吧。于是，不敢耽搁，抓住机会赶紧翻山越过封锁墙，磕磕绊绊下到山半腰。这时候，太阳出来了，雾也散了。下面有个大庙，我推门进去，庙里有个炕，我在那里美美地睡了一觉。其实，这事是凑巧，雾起山头纯属自然现象。因为山里潮湿，太阳一出，潮气一蒸发就上来了。也不是什么神鬼的，正好赶上了，该我走运。但以后再不敢这样冒险了。
在北方，狼是很多的，也很厉害。有句成语叫谈虎色变，其实虎是极罕见的，狼则到处都是。家家户户老人吓唬孩子，不让小孩到处走，常常警之以狼。由此可见，狼的普遍性和危害性。在我小的时候，父母也仍然给我讲狼的故事，吓得我天一黑便不敢出门。不过那时候虽然树林田间也有狼在叫，但远不如盛老那个年代到处溜达着凶恶的狼群了。要知那时候狼的危险性，从盛老的讲述我们可略知一二。
我所住的玉皇庙那个地方，狼很多，夜里常听到狼嗷嗷地打架，你不惹它，它也不攻击你。我住的那个房子，是老乡借给我的，那家房东虽很穷，却也不要房租，我就周济他家一点粮食作为回报。我这个房子下面是条又长又宽的沟，有些开馆子的将骨头扔到沟里去，夜晚狼就跑到那里啃骨头。那个地方离军分区司令部住的地方有八九里路，离政治部住的秦林有十二里路。我同政治部的锄奸科长是老朋友，我经常到他那里研究敌情，有些情报也要经过他们送出，我每次去那儿，他们总是不让我走，非留在那里吃饭喝酒不行。有一次，我下午去那里，办完事天色已晚，照例要吃过晚饭再走。吃完饭后夜幕降临，我起身告辞。
回玉皇庙，我要顺着一条干河走，河底是鹅卵石，沿着河边是一条路。我乘着月色离开了秦林村……当我途经司令部住的那个村东时，听到后面似乎有个担担子的，发出“呼嗒、呼嗒”的声响。北方有5天一集的习俗，离玉皇庙二三十里路的地方有一个集镇。我想，赶集的人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当时以为是赶集的人，所以没大在意，也就没回头看。走了好大一阵子，心想担担子走路快，应该赶上超过我了，怎么一直在我身后？我不由得回头瞥了一眼。呀！是匹大狼，离我只有三四步远！那天我恰恰没带枪，赤手空拳。怎么办？我索性站住。一看我站住，它也站住了。我看见路两边有很多大石块，就弯腰抓了两块石头，朝狼扔了过去，接着又打了一块。打了两石头，狼有点怕，慢腾腾地转弯下道，往山里的方向去了。我看它怕我，又伸手抓了两石头追它，砸了两石头，它才扑嗒、扑嗒上山了。我想，如果我不机警，让这狼从后面追上来扒在我肩上来咬住我，那就完了。
我继续往前走，那天是满月，月色很美。走了没多久，前面又窜出来一匹饿狼，从玉皇庙那边的河滩上斜插过来，朝着我走来。这回有了经验，我就不怕了，老早摸起石头，口里喊着“哇！打呀！”，朝着这匹狼扔了几块石头，它不紧不慢地溜走了。事后我有点后怕，如果不是发现得早，两匹狼前后夹击，把我包围起来，那我就惨了。
九、策反“一四一七”部队
在外线工作站工作期间，我们除搞一些敌人的军、政、特、警情报外，1945年初还成功策反了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一四一七”部队（即所谓“以八路治八路，以游击对游击的石门兴亚队”；又称“石郊特别挺进队”、“石门感化院”、“感化队”，约有八十多人和枪支）。这个部队成员主要是我们八路军被日本人俘虏去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这次策反，打死了日本特务船户等三人，其他全部起义拉出来，投入了我解放区，给日本特务机关以极大的打击。
日本特务害怕八路军的游击战，夜晚他们不敢出来。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势，日军把抓来的俘虏经所谓感化教育，组成这样一支部队。他们想达到以游击战对游击战的目的，用八路军的人，对付八路军。这种部队有两支，石家庄一支，天津一支。日本人也是试验，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的游击部队。“一四一七部队” 共有一个大队、三个小队。大队长是在晋察冀被俘的一个班长，老家是济南的，战士大都是太行和冀南地区的。实际上，这支部队的士兵也都不愿给日本人卖命，刚开始成立时，他们在农村有些活动，两个日本人带队下乡。以后日本人夜晚怕和我们交火，要大队单独活动。这些人平时都干些什么呢？学打人、摔人，抓到老百姓就摔。这些人走到哪里都要好吃的，炒鸡蛋要炒成整个的，不能炒散了。因此老百姓都怕得很。对于这支部队，日本人自称1417部队，老百姓叫三角部队（臂上带着三角符号）。我们的同志通过地方工作关系，开始做这支部队的工作，找里面的战士往里传话，很快同两个班长联系上了。这两个班长表示愿意接触，说自己是中国人，不愿为日本人干，现在苦于没办法，跑也跑不了。起初，那两个班长要找八路军太行区上面的负责人接头，他们才相信，认为地方的负责人不管事儿，怕靠不住，我只好亲自去。我到了后，告诉联络人苏老九，要他通知他们，就说上面的负责人来了。苏老九有点担心，认为他们靠不住，怕我一个人不安全，劝我多带几个人去见他们。我说，他们原来都是八路军的人，一心想回来，而且过去我们的同志已经与他们联系过，没问题。苏老九对他老婆说：“你们快走，准备打仗了。”然后骑自行车去联系。苏老九到了1417队部找到那两个班长，催促他们说：“上面来人了，我家等着，准备接见你们。”然后他满头大汗地骑着车子跑回来，气喘吁吁地说：“赶快准备家伙，他们来了。”我问来了几个，他说两个。我说，不要紧。我从窗户里看着那两个班长骑着自行车过来。进屋后，他们两个面带愧色地表示：“我们也不愿意干，那是当汉奸。”我说：“这也不由你们，你们是被俘去的，你们也不要先急着回来，敌人有什么活动你们马上把情报送回来，以后不要再欺负老百姓了。”打那以后，老百姓反映三角部队变了。到了1945年6月，日本人对这支部队产生了怀疑，想把这边的三角部队和天津的相互调动。那两个小队长得到消息后很着急，怕被调走。于是急忙找到元氏县武工队表示要起义，要求武工队接应他们。商定好以后，便开始了行动。那两个日本人关在房子里不敢出来，他们往里面丢了两颗手榴弹，然后把“1417部队”拉了出来，带到我一军分区。
1945年7月，上级通知我回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局社会部，至此结束了在外线工作站的活动，我把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和商店生意一同交给了一军分区。谈起外线工作站的工作，那是非常艰险的。同志们经常孤身一人夜晚翻山越岭通过敌人封锁线，跃过敌人的封锁墙，钻入敌后内部开展工作。1942年建立的五个工作站，我们五个站长经过三年的艰苦对敌斗争，有的牺牲了，有的身负重伤（被打掉一条腿）。由于我参加过打游击战和具备地下斗争的经验，所以未遭受损失。如讲工作体会，我认为做敌人的策反情报工作，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政治可靠，胆大细心，机警灵活，依靠群众，多交良友，如此则无坚不摧。
十、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保卫部长
1945年8月初，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社会部将我调回。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我到抗大六分校任保卫部长。10月，六分校与延安来的抗大总校合并，成立了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六分校编为第一大队，我任大队政委。1945年12月，我任军政大学保卫部长，这时的军大校长由刘伯承司令员兼任，后来滕代远参谋长接任校长，徐深吉为副校长，李克农为政治部主任。军大的任务，除培养新参军的知识青年学生和调训一批部队干部外，还整训了高树勋等部起义军政干部，以及部分上党战役解放过来的晋军军政干部，对他们进行教育后，大部分遣返了蒋管区。
当时，延安抗大总校来的干部都在延安经过整风，其中不少干部都经过“抢救运动”，未经组织明确结论，是带着“包袱”来的，他们小心翼翼，思想沉闷，不敢大胆工作。他们都有七八年以上革命历史，未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我认为，应该相信他们，解除他们的思想包袱。学校校长和政治部主任都很赞同。我召开学校政治保卫工作会议时，邀请他们参加会议，他们都非常高兴，并主动找我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情愫。全国解放后，他们中有的调中央军委工作，有的当了一些省的厅长。
1947年6月间，第二野战军（原129师）组织部长张南生同志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一趟组织部。张南生告诉我：冀鲁豫来电报，要你去冀鲁豫工作，豫皖苏边区也要你去他那里工作，所以征求你的意见，去哪里由你自己定。本来我打算去冀鲁豫，张南生说：“豫皖苏比较困难。”这句话堵住了我的嘴。我说：“去豫皖苏。”
回校后，我召开了保卫工作会议，布置工作任务，准备随二野大军过黄河南下。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我二野大军挥师南下。这时，军大教育训练的起义军政人员要分配进解放军工作，但各部队都不欢迎。再说，解放军生活艰苦，起义人员也不愿干。因此，组织上决定将他们遣返回蒋管区，他们也纷纷表示今后愿为共产党、解放军服务。我趁此选拔了一批思想进步、学习好的人员，如吕重山（即吕出）那样的学员吸收为我军情报人员，利用他们的老关系潜回敌人内部，等待有利时机与我军联系。
十一、随二野南下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我把军政大学的工作交接完毕后，立即随二野强渡黄河南下。7月1日过黄河以后，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一纵队首战全歼郓城蒋军五十五师，俘获万余名士兵补充了一纵部队。按照邓小平政委的指示，部队将俘获的官兵交给我处理。我对俘获的五百名军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政策和政治形势教育，分别发给他们路费，遣返去了蒋管区。在审查俘虏军官中，发现其中五名军官是我在军政大学遣送蒋管区的旧军官，他们在此次作战中，宣传解放军优待俘虏，号召枪向上放，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
8月初，我随二野政治部到达豫皖苏边区柘城、鹿邑一带。一天，刘伯承司令员叫我到他的住地，对我说：“北光同志，你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走了。”接着他又把我叫到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前，用手指划着地图，告诉我豫皖苏军区的位置。我当日下午即带着警卫员、饲养员到了豫皖苏军区，区党委决定要我担任社会部部长兼军区保卫处长。
二野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豫皖苏边区形成敌我拉锯形势，那时土顽非常猖獗。10月，区党委决定发动群众，进行武装土改。组织上抽调区党委、军区、行署一百多名机关干部交给我，要我兼任土改工作队长，先后在淮阳、太康二县搞两期土改，一边剿匪打土顽，一边进行快速的武装土改，斗争了地主，分了地主浮财。
1948年3月，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又抽调二百多名干部，要我兼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到鄢陵、尉氏县进行土改。到了那里，我把土改积极分子发动起来，刚要分土地时，敌军黄维兵团又把我们赶出来。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决定，土改任务交地委、专署继续完成，要我去兼任沙河地工委书记并兼界首市委书记。7月，我带着一个警卫班进入界首市。界首市地处边区腹地，有水陆码头，商业比较繁华，素有小北京之称，系豫皖苏边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在界首市主要做了沟通商业，发展经济，解决民用、军需等工作。同时，在淮海战役中，发动市民群众，组织船只、物资，全力以赴支援了淮海战役。
十二、接收武汉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武汉解放后，盛老负责武汉市的接管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对武汉市国民党、政、警、宪特等，负责维护城市治安与交通，搜剿敌散匪，处理俘虏散兵游勇，安定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党政军人员及首脑机关安全；监管一切敌伪机关、公共场所、车站、码头、仓库、飞机场等；依法惩治一切不遵守纪律之人员及破坏、扰乱治安分子，逮捕敌特战犯；同时，还要检查旅馆、饭店、客栈、公共场所及清查户口等。当时武汉虽然解放了，但是国民党特务、残余军警以及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仍然比较猖獗。国民党败逃后，存留着大量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警察、帮会组织、惯匪、小偷等，国民党也有计划地留下一批特务。这些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有的公然收罗残兵败将，建立反动武装，有的流窜街头巷尾，杀人放火，投毒暗杀、袭击哨兵，为非作歹。一些惯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人员也趁机作恶。我上任后，立即部署人员张贴布告，下令一切敌特、反动分子、帮会成员停止作恶，收缴武器。在这期间，我夜以继日，往来奔去，忘我工作。无论工作与生活节奏都异常紧张。每天要工作20余小时，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1949年2月，我接到中央分局通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边区，恢复原省制，叫我移交沙河地工委和界首市委工作，回中央分局，另有任用。当时边区人马一分为三，军区部队由张国华同志任军长，编为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宋任穷同志带一部分地方同志去安徽，吴之圃、杨一辰同志带部分同志去河南。张国华、王幼平同志说我是军区保卫部长，应随军南下，杨一辰同志说我是社会部长，要我去河南。宋任穷同志说，你们两家争，我不要了。后来，中共中央中原局确定派我去河南省筹建公安厅。3月13日，我到达开封。中原局社会部留我担任情报室主任。中央局社会部都是我的老熟人，我要去看看，这一看，大家都不让我走。就这样，连我带人马和警卫班一同给拉走了。杨一辰一看也不好说了，只得同意我去中原局社会部。情报室工作主要是为解放大军渡江作战服务，重点是做好解放武汉的情报策反工作。
我情报室先后派出三个情报工作组，并先后派出近百个情报工作人员，他们利用不同身份和社会关系潜入武汉三镇和国民党军队，开展了策反与情报搜集工作。在白崇禧指挥敌军撤离江防时，我情报人员联系的张珍部首先起义，打乱了白的军事计划，敌军仓皇布置破坏长江交通要塞的设施，炸毁武汉电厂等要害部位，企图毁灭武汉。我情报工作人员配合地下党发动群众保卫了武汉的要害设施，并控制了汉口特区。市警察局和交警武装部队为我所用，维持了武汉的社会秩序，使武汉顺利解放。我带情报室的同志进入武汉时，中原局组织部长李雪峰同志给我作了交代：刘春同志带百多名干部进入武汉安排中原局机关驻地等，由你任队长，刘春为副队长，你要帮助他。我当时仅带了情报室九名机关干部和一个排的警卫战士进入武汉。我依靠在武汉的情报工作人员接收了武汉党、政、警、特、宪，并决定临时依靠策反过来的旧警察局维持了武汉三镇的交通秩序。
当时连同江汉军区等各方面转来的情报骨干和我派出去的情报策反工作人员，一共509名。那时我们暂住在汉口中山大道万国饭店，这五百多人，有的来报告情况，有的送情报材料，有的要求安排食宿，搞的我情报机关乱成一团。针对这种情况，我把刘春同志找来，对他说：你们的事你搞吧，我帮不上了，我必须把潜伏下来的敌人清除。我们依靠派入武汉的情报人员搜捕敌潜伏特务，在20天内，缴获了12部潜伏电台，肃清了国民党在武汉的潜伏特工组织。我刚进武汉时，那个警察局局长李某某，找到我说："你来了，我交待，把一切移交给您。"我说：“你别急，警察还负责站岗，要照常维持秩序，主要是交通秩序，其他的不要管。”那时候的工作异常繁重，我一天就睡4个小时的觉。
就在这个时候，四野的赵尔陆参谋长来了，提出要我兼四野的情报处长，我把我情报室准备的武汉地图和敌人军、特、警、宪重要人物材料交给了他们。赵说，这对军队来说太重要了。此后，赵每周都通知我和他一同去作战室给时任司令员的林彪汇报敌情。当时我深感我了解的军事变化情况跟不上军事的需要，我情报室主要任务是搜集敌党、政、军情报，进行策反工作，不同于军事谍报侦察、调查工作，还跟不上部队的需要，敌军退，我军追，军事变化太快了。武汉解放后，我根据情报人员的不同条件，除将其中一部份派入敌军工作外，紧接着以解放长沙工作为重点，派出了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四个工作组，领导联系情报策反工作。武汉解放前，我们派遣的情报工作人员就将工作延伸到了长沙，并在长沙利用关系搞到一部电台与我们进行联系，及时发送了情报信息。
7月，我四野大军冒着炎炎烈日南下，四十万大军兵临长沙城下，毛主席指令围而不打。我长沙情报策反人员分别携带了毛主席给程潜的电报和林彪给陈明仁的信，并护送陈明仁的恩师李铭颢进入了长沙。我情报人员从中联络周旋，争取了程潜、陈明仁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我湖北、湖南情报策反工作人员也策动了敌军三万多人起义。华东解放，二野进军西南，四野大军直取两广，蒋家政权溃散逃亡台湾。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情报室完成解放时期的情报策反工作任务，情报室工作宣告结束。
十三、第一任海南公安局长
1950年5月，海南解放。海南岛作为一个地级行政区，归广东省管辖。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的残余部队整师整军逃往金、马等地，有的退到台湾岛，利用其空军，轰炸广州、海南岛等地，扬言反攻大陆。当时不只海南刚解放情况比较复杂，就连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都很紧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党政机构如政法、公安相继成立，海南当时只有游击队扩大的海南纵队，急需建立党政机构尤其公安保卫机关，以便清除潜伏敌人和维护社会治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管辖广东、广西两省，为建立、充实当地组织机构，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发来电报，要两个正师级以上的干部，负责筹建海南岛的公安政法部门和开展边防工作。
在华南分局的要求下，中南局让社会部负责选送两个这样的干部。我那时是中南局社会部的党委成员。情况很急，我们马上开会研究，经权衡，选定了两个人，一个是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侯政，一个是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邓小云。党委就分别找他们谈话，后来谈了几次，谁也不愿意去。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前线很不稳定，两个人都不愿意去，讨论来讨论去，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在当时情况下，我主动站出来说："我去吧"。那时，情报室工作已经结束。组织上原是派我去广西任公安厅长筹建广西公安厅，后来中央公安部又改派覃应基（广西壮族人）去广西，认为壮族的同志去更有利于开展工作。这时候，中南局社会部选拔了一批高中以上的学生到公安学校学习，正好缺少适当人管理。在这个时候，让我临时管理这个学校，任中南公安学校的校长。当时大家听说我要去，都劝我不要去。因为找不着人，所以就只好我去了（准备做边防工作）。
没过几天，华南分局向中南局发来电报，说边防有人了，就是海南岛还没人，去一个就行了。这时候，党委通知我，边防不能去了。我说，那我就去海南岛吧。在当时的情况下，与我比较好的一些老同志都劝我：你怎么去那里啊，不要去，你不懂地方话，到那里就像出国一样，而且相当艰苦。过了两天，中南局组织部找我谈话，李雪峰部长说：你真的决定去海南？我说：没有人去，我就去吧。李部长说：你在海南有两年的任务，把海南的公安保卫工作搞起来就回来；到海南谈话要注意，要多讲毛主席，多讲党中央，中南局可以讲，但要少讲。因为有些地方刚解放，海南党组织和广东省党组织关系要协调。听了李雪峰同志的话，我心中有了数。心想：什么情况我都可以应付，为了党的工作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确定以后，中南社会部就给我组织人员，因为那边没人，我一个人去不行。派了几个干部，其中老干部有李林，其他是干校学生，一共是31名，连我共32名。同时，在我走前中南局通知华南局在我到达后给我配一部电台。
1950年10月份，我带着这一批干部南下去了广东。一路风尘仆仆，首先到达华南分局社会部和广东省公安厅。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谭正文兼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临走前中南局社会部部长给我写了封介绍信，信中意见是要我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海南公安局局长。当时，我对这个职位也不太在意，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领导会从工作的角度考虑，因为原来是让我去广西当公安厅长，而海南行政区隶属于广东，所以有些人认为我到海南去是降级了；另外一个考虑公安厅副厅长兼海南公安局局长好办事。到了广东省公安厅，得知谭正文正在北京公安部开会。厅办公室主任王宁把我的介绍信的内容，以及我所带人员情况打电话向在北京开会的谭正文作了汇报。谭正文回话说：“你给盛北光同志商量一下，问他去海南不兼公安厅副厅长可不可以？”王宁和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我是去海南岛工作的，兼不兼公安厅副厅长没有什么关系，不兼就不兼吧！
11月，我带领这31名干部动身从湛江上船去海南。那时候的过海交通工具是木制机帆船，船上安上一个类似汽车发动机的装置，即所谓机帆船。这30多个人大多数没有乘过海船，所以上船之后，大家都非常高兴，感到很新鲜，有些年轻人唱起了歌。大约走了40多分钟后，海上刮起了大风，海浪使船几乎竖起来，大家都高兴不起来了，也没人唱歌了。船上有五名船夫，其中有一位50多岁的老船工。他们使劲拉住船篷，船没有舵了，立刻在海中转了半个圈，在老船公的指挥下，船工们总算把船稳住了。老艄公说：“现在海上有5级风，我的船不行了，如果是1—2级风还可以，3级还能勉强，4级以上的风就很危险了，前面有一个小岛，叫老洲岛，我们到岛上避风，明天看情况再走。”第二天，雨过天晴，我们赶紧出发。这条船摇摇晃晃绕雷州半岛漂了半个圈，终于在海南岛靠了岸。上岛后，大家在一个木板房住下。次日，我直接去海南区党委，见到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司令冯白驹。我向他说明来海南岛的目的和任务。大体意思是：中南局派我来海南，为期两年任务是把海南的公安保卫工作建立起来；我能力不大，没有经验，愿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完成任务。冯听了后很高兴，表示欢迎。
第二天，召开党委会议，会上，冯白驹向大家介绍我来海南是为了建设公安工作的，是自愿要求来的。冯白驹说：“有人说都不愿意来海南工作，盛北光同志不是来了吗？而且还是自愿来的。”接着，冯又向我介绍了海南的有关情况。
当时公安局连办公用房都没有。后来上级拨给我5万元，行署在大英山上划给一块地方，我们开始建房。华南分局给我配备了一部电台，以便我与中南局进行联系。
为了培养公安干部，我筹建了一所公安学校，从海南中学生中招收学员。当时各县已配有公安局长，我把带去的30来个青年分配工作。我把这些情况向党委、冯白驹作了汇报。不久，镇反运动开始，成立了镇反领导小组，由区党委副书记、法院院长和我成立了镇反领导小组。在这期间，我们配合得很好。华南分局社会部长谭政文找冯白驹谈话交换意见，问他：你们信任不信任盛北光？冯连说信任，信任。不久，确定我为海南区党委常委。
公安工作开展后，各县公安局长向我汇报案件情况，我批复处理意见后，他们再向冯汇报征得同意后回去执行。那时，我还发现两件奇怪事：有些县公安局没有看守所，有的县为了关押犯人，造了一些大圆木，圆木分为两片，中间有许多碗口大的洞，他们将人犯的脚嵌入圆洞，然后合拢两片木头，再加上锁，非常牢固，谁也跑不了。我问这是谁发明的，他们说是国民党留下的。我下令取消。
“镇反”中，我发现有的县监狱关押了不少人，其中有些人并非真正的罪犯，叫“白村”政治犯。这有一个历史渊源。当年游击队进入农村时，有些村子让游击队进村，被称为“红村”；有的不让游击队进村，则被称为“白村”，由此出现了“红村”和“白村”之间的斗争。解放后，许多“白村”村长头人被关进监狱，准备镇压。针对这种情况，我作了处理，对他们说：这些都是老百姓，一律都释放了。1952年，党中央决定改革生活供给制为薪金制，群众根据海南评级情况，评我为9级。征求我意见时，我要了10级，认为生活级别低点好。
1952年初，中央公安部提出要审查海南在解放前破获的国民党人员投毒案，这是牵连一批革命青年的大要案件。我请海南的老同志写出破案经过，将客观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向党委作了汇报。与会人员都未说话，没有表态。1953年初，中央华南分局派张维烈同志为海南区党委副书记，调冯白驹同志为广东省副省长，并向海南派遣了一批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由此，海南公安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同时，中央公安部派来工作组平反了海南“投毒案”。1953年6、7月间，我参加了广东省公安会议，会上总结了“大镇反”以来的公安工作。6月底，会议快结束时，我突然接到中南公安局电话，通知我立即去中南局，并告知我的工作另有安排。于是广东省公安厅为我这个副厅长开了一个欢迎、欢送会。
1953年7月初，广东省公安会议结束以后，我离开广东乘火车到达武汉，中南公安局政治部的同志在车站接我，一下车他们就告诉我，让我就此乘船去庐山，杨部长在那里等我。就这样，我于当天坐船到达九江接待站。记得当时发生了一件难为情的事。上山时，他们硬要我做轿子（滑竿），我不坐，但他们坚持要我坐，于是只好上轿。刚抬上庐山街头，遇到杨奇清，我难为情，又下不来滑竿。杨奇清见状喊到：“走吧！我们也是坐上来的。”当晚，杨奇清同志和我谈话，要我回中南局筹建公安学校。我对组织的工作安排一向绝对服从，从不讨价还价，对这一次，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是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我问杨奇清：“能否让我在广东再干一、二年？”杨说：“不行，半年也不行。现在全国公安系统要轮训公安干部，中南公安干校需要你。”于是，我只好服从。余下的时间，我不愿在庐山疗养避暑，乘此机会回家探望非常想念、又有7年多未见的八十多岁的父母。
十四、公安教育战线上的八年
1953年8月间，我回到武汉后即到中南公安干部学校，筹划选调各省市的县公安局长进行培训工作。从此，我离开了广东海南那些与我共患难的新老同志，自那时起我与那些海南挚友三十年未有机会见面，有的迄今没有见过面。我时常对他们感到内疚与怀念！
对于教育轮训公安干部，我以前没有经验。我根据当时毛主席的批示：“要配有象样的县公安局长”、“公安工作必须加强”和周总理“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指示精神，做到以下几点：1、要培养教育他们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2、要培养教育他们具备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政治思想，3、在业务工作上要反对神秘化、特殊化和唯心主义的迷信，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那时的干部学校，都要学习中央宣传部规定的五门课。我主张学习课程应该结合实际，少而精。在政治上，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教育培训，使大家都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当时中央党政领导都很重视公安机关的建设，中南行政委员会由林彪（时兼任中南行政委员主任）签署了我为中南公安干校校长的命令。
1954年各大行政区撤销，中南公安干校改为中央公安学院武汉分院，组织上确定我任中央公安学院武汉分院院长兼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1955年4月，周总理签署任命状，我出任中央公安学院武汉分院院长，负责轮训全国公安局（科）长 。1957年，武汉公安分院改为中央第二民警（武警）干部学校，任命我为中央第二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未设政治委员）并兼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为湖北省政法委成员，周总理又任命我为中央第二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校长。
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训练武警部队的连排和营级军政干部。这支部队是由地方人民武装部队和调配部分国防军正规部队所组成。其任务是对重要场地的镇守，警卫首脑机关、捉匪办案、看守押解人犯、保卫重要交通桥梁等等。这支部队以前接受的是国防军事训练，现在要结合他们的实际任务进行公安保卫训练，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当时学校调配了一些在解放军部队有训练经验的同志，以充实教学力量。我向这些选调的同志提出：不搞团以上的大兵团战略战术训练，主要搞小部队攻防战术训练；政治上注重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和单个独立思考活动能力。技术上，除搞射击、投弹刺杀外，加强摸爬滚打、捕捉擒拿、格斗战术等训练，并编了一套战斗术。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四不象”，我说：“这就对了，这就是武警部队！”武警公安部队李司令员和副政委宋烈看后连声说“好”！对此作了充分肯定。据统计，这期间，我们给各省、市、区培养训练了近万名县、科级公安干部和武警连排营军政干部。
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公安部队（即武警）也进行了评衔，我们二警校第一批评定军衔，我被评为少将军衔。当时因对解放军正规制看法不一，周总理指示公安部队暂缓授衔，故我们未授衔。1952年，全国实行薪金制。定级后54年第一次调级，中南公安局政治部黄主任、办公室尹肇之主任和我都是十级，我们商定都不调级，因为一旦我们上调了，就会影响其他二、三十人调不上。此后从1955-58年，年年都调级，每一次学院里都给我上调一级，但我想到来学院工作的同志们大多数是从基层选调上来的，级别都不高；再者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中等，不需要更多的钱，所以从1955年至1957年给我上报的晋级，都被我圈掉了。1958年院党委的同志们认为：学院全体同志都提了级，有的已经提了三级，只有院长一人未提，过去我们给他提了，他不要，现在无论如何也要给他提！于是，校党委背着我，给我晋升一级上报。当时恰好中央通知十级以上不予调级，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仍保持1952年的老十级。
十五、致力于贵州政法建设
1954年大区撤消时,中南局组织部和中央外交部的同志都同我商谈过，要我调到他们单位搞城市管理或搞外交工作，但公安部不放。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学校停止调训。1962年1月，中央公安部确定调动我的工作，曾透露要调我到河南或山东省工作，湖北省委要我继续留在湖北。我向中央公安部上书三条意见：1、要到确实需要人的地方去，决不充数吃现成饭；2、不论什么工作，我只任副职；3、不限地区与远近，那怕是云贵都可以。就这样，1962年2月我来到贵州，任省公安厅副厅长。
当时贵州实行粮、油、肉等票证供应制，群众生活开始有了好转，但困难还没有过去，生活必需品相当紧缺，贵阳市连油条都买不到。我首先到几个专州、县和监狱劳改厂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后我的肝炎浮肿病复发，厅长贾贯之硬拉着我去贵阳小河农场修养一个半月。贯之同志向我介绍了贵州社会治安情况，说贵州的刑事案件、反革命案件发案率居全国第一，反动会道门暴力案不断发生，贵州先后出过11个“皇帝”；火灾案、反动会道门、反革命案发案规律呈波浪式发展，我和贯之同志分析研究后，加强了侦破工作，加大了打击力度，上述案件被压下去。这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我去公安部参加了全国紧急会战会议。下半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其一，我发现监狱里关押着一些为抢夺食物而伤人的10左右的小犯人，而且都判有重刑。为此我上报省里，对他们作了宽大处理。同时，我发现监狱里还有被错关的党内外人士，如我在武汉派来贵州搞情报策反工作、且有贡献的涂月僧同志，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关押起来。我为其澄清了事实，并立即予以释放（后来该同志曾任省政协副秘书长）。其二，公安厅文保处承办的40起所谓重大疑难案件，经我审查、厅长同意，撤消了36件，勉强留了4件待查处理。其三，我提出意见，取消了所谓“三外人员”（所谓特别户口，即国外回归人员、国外人员家属、与国外人员有来往者）。1963年3月，贵州省政法办公室建立，安排我为省人委副秘书长兼省政法办副主任，负责公、检、法的协调工作。
1965年冬，省委决定发展农业经济，要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各承包一县，搞面上的“四清”。我带领省人委、省政法办部分干部承包了安龙县的工作。解放前，我长期战斗在农村，对农业很感兴趣，但对种水田没有经验，我通过向浙江来的农业专家请教，纠正了当地农民粗放的耕作方法，使其农业生产力得到较大提高。在我蹲点的所谓亩产六百斤到顶的富社——木什公社，一季亩产提高到830斤。在的我直接领导下，年产仅二、三百斤的穷社——坡脚公社，一季亩产翻了一番。我办的二十亩试验田，采取单株密植，亩产达到1300百多斤，打破了山区、土薄、质差不能高产的农业旧观念。当时安龙县的同志称其为奇迹，当然与现在相比就不算先进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委把我调回，放在“第一线”，接待红卫兵。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我被“炮轰”、“火烧”、“打倒”，夺了权，关了“牛棚”。1972年2月，我被解放，为省人保部负责人。1973年，恢复政法办（后改称政法委员会）我仍任副主任（副书记）。1978年，中央决定恢复重建检察院，我兼任省检察长，建立了贵州省的各级检察院，恢复了检察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检察院被“四人帮”砸烂了，从中央到地方，检察院都被取消了。粉碎“四人帮”后，开始了各方面的拨乱反正，中央决定恢复建设检察院，这样，省委派我担任恢复重建的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负责恢复重建全省检察机关的任务。这个任务很重。当时，我面对的是一个一切都要从头再来的摊子，没有办公室，没有工作人员，要把砸烂检察院时调到公安、法院的老检察干部调回来，要从其他单位抽调干部，要解决办公地点，还要马上开展工作，保证打击刑事犯罪、法律监督、拨乱反正等工作正常进行。我感到压力很大，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象这样临危受命的情况有好几次，我从没有畏缩、退却，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不辱使命。当时，最紧要的任务是把全省的检察机关恢复起来。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和同志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当年的9月1日，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成立，共设立了一处、二处、三处、政治处和办公室5个处室。9月16日至22日，召开了全省各分州市检察院负责人座谈会，推动各级检察院的重建工作。到年底，全省97个检察院全部重建完毕，开始了贵州检察工作的新的一页。
1979年2月，我们在贵阳召开了第十一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这是从1965年召开检察工作会议后，十二年后重新召开的第一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也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检察工作会议，意义非常大。参加会议的人员有160多名，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都明确了方向、任务，都有一股拼命干工作，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决心。
那个时候，我一方面要抓省检察院的重建，一方面要到全省各地检查督促，经常是加班加点的工作，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全省各级检察院恢复后，主要工作是彻底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要认真执行中央1978年78号文件规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把冤假错案纠正过来。这是一项得人心的工作，也是比较复杂、比较难的工作。我们把这项工作同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结合起来，推动了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清理了大量积案，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为许多无辜的人落实了政策，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检察院恢复重建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全国开始了经济建设的新高潮，检察院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积极开展经济领域的检察工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80年初，省里成立了经济检察处，各分州市检察院和30个县级院成立了经济检察科，当年就办理了600多件贪污、贿赂、投机倒把等经济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5万多元。当时，经济犯罪的案件还不是很多，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建设步伐加快，经济犯罪的案件增加很快，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就成为检察院的工作重点。1982年一年，我们就查办了1000多件经济犯罪案件，挽回损失200多万元。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党对腐败现象一直是坚决反对、打击的。现在我们一些地方还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不坚决惩治腐败，我们的党和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呵。文革结束后的那段时期，从1979年开始，社会治安情况不好，杀人、抢劫、强奸，还有盗窃犯罪活动等发案很多，社会不稳定，我们按照中央政法委的要求开展了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犯罪分子的斗争。我亲自部署全省检察机关打击刑事犯罪工作，还带队到各地去检查指导，督促各级检察机关开展综合治理，维护了贵州的社会稳定。1980年，我正式担任省检察院的检察长。这时检察院的工作发展很快，增加了许多新的任务，各级检察院的建设得到加强，人员也增加了不少。这个时期的工作为以后检察工作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从恢复建设检察院到83年，我担任了5年的检察长。回顾5年的工作，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被“四人帮”砸烂的检察院恢复建设了起来，也算是我六十年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一笔。
生活在社会上的芸芸众生，大家对工作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工作是为了谋生，挣点钱财养家糊口过日子，那么干工作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负担，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行为，有时这种负担还会变成痛苦。有人工作是为了实现一种特定的目标，那么工作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责任，是通往理想或信仰的桥梁，或者说只是理想或信仰之间的某种契约。还有些人把工作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实现自身价值的惟一手段，作为体验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于是，工作再苦、再累、再艰巨、再危险，但对他们来说，就是需要、是愉快、是满足，甚至是享受，我认为，盛老就属于后一种，否则便无法解释他工作中那种如痴如狂的境界，也无法理解盛老总结自己一生的谦逊之语：
纵观我七十年的革命历程，自始至终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我在白区组织发动了反帝、反封建、反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也拿起枪杆子参加了抗日救亡与解放战争，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六十年的保卫战士，但深感对革命贡献渺小无几，还距自己的革命要求和愿望相差甚远。我常喟叹人生的短暂，不能为党做出更多的贡献，现在只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十六、为“吕出事件”揭明真相
1985年我离休前后，各地都提出抢救材料（因老干部老了），我当时写了不少证明材料，未想到吕出同志也发生了问题。吕出同志于1946年至1947年上半年在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四大队学习。时值我党中央在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后，决定战争由守势转向进攻的战略转折之时。该时我负责军大保卫部工作，我决定选派一批学习好的学员到敌统治区做情报工作，根据吕出同志的有利条件，即接收吕为我情报工作人员，并填写工作报表存军大保卫部归档。任务是派打入敌军，作长期潜伏，取得信任，站稳脚跟，确定掌握军事要情后，再与我进行联系……吕出在1947年7月初打入胡宗南部，利用老同学老同事关系担任了敌台报务员，即发展了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王冠洲、赵纪义，建立了情报小组，掌握胡宗南总部西安绥署电台和敌总部前方指挥所电台，在西北战场歼灭胡、马联军，解放大西北，立了我情报工作战线头等大功……吕出本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的一名报务员，后因不满军官克扣军饷，逃到高树勋部队，仍担任报务工作。1946年6月，国民党为打通武汉至北京的交通线，以便把我华北解放区分隔开来，于是命高树勋部队进攻解放军的先锋部队，在我军的思想政治攻势下，高树勋率部起义。后来我党将这支部队加以改编，中下级的军官被调出，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政大学学习，吕出也在调派之列。当时我在军政大学任保卫部长。1947年夏，这部分起义的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学习期满，由于当时解放区的生活比较困难，这些人不习惯这种艰苦生活，于是我上级组织决定将这部分人放回去，愿回家的回家，愿留下的，我军欢迎。这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战略反攻，形势对我军越来越有利。一部分经教育改造的人愿意为共产党做事，我根据多年的斗争经验，决定选出一批愿为共产党做事的人，让他们打入国民党军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当时吕出是一个青年小伙子，诚实、正直、聪明、机灵，被我选中。随后这些人就重新回到国民党军队中，临行前，每个人填了一份表格，我指示他们，要得到国民党军队的信任，站稳脚跟，长期潜伏，为共产党工作，及时向人民解放军提供情报。
为了便于他门开展工作，组织上为他们提供了临时联系地点。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该军政大学搬迁到石家庄。不久，北平解放，军校迁入北京，到北京后根据形势需要军校解散。吕出等人临行前，军政大学领导给他们规定的联系方法是就地联系，可就近和人民解放军联系。为了便于和解放军联系，我叫侦察科长给他们提供的联系人是我。当时我长期在二野工作，容易专心，他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我侦察科长将我的名字改为盛志光。
吕出等人通过关系又回到国民党部队，在胡宗南军队中任报务员，掌握许多机密情报。他在报务组中发展，成立了情报小组。1947年7月，我按照上级指示随二野进入豫皖苏解放区，开始了新的工作。由于军政大学已经迁走，吕出没能与军政大学联系上。之后，吕出等人与山西、陕西等地的解放军联系，向我军提供了许多军事情报，这对消灭胡宗南部队和马步芳匪军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对方命令，通过吕出等人控制的电台发往解放区，我军首先接到情报，因此常常是敌军尚未调动，我军就已布好阵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当时彭德怀将军非常高兴，说这样的情报，要多少金子给多少金子。吕出领导的情报小组受到我军嘉奖，他发展的五人都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胡宗南军队被消灭后，吕出等人回到西安，得到了安置。1949年底，西安方面给我发来一封外调函电报，查实吕出等人的情况，以便安排他们的工作。我把吕出等人的情况予以回复，并要求当地政府对吕出等同志论功行赏，就地安置工作。自此以后，我就没有吕出等人的消息了。
1996年，我在武汉开会时，安全部一位同志（朱玉林）向我打听"盛志光"，问我是否认识此人，我笑着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并说我只改过这一次名字，只改了一个字。朱玉林就把他去新疆调查案子时遇到吕出等人的情况向我述说了一遍。解放后，在落实吕出等人的情况时，陕西方面原与吕出接头的情报员认为，吕出等人是经他策反出来的，吕出等人据实争辩，不承认是策反出来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派出的情报员，双方争执不下。地方政府对吕出等人不满意，使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来，吕出用英语给人写信，被人看到，发现者不懂英语，她又未把信拿出让懂英文的人看一看，吕出等人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吕出等人就不断打听"盛志光"的信息，以求清白，但他未向中央公安部、安全部咨询，所以始终未找到我的下落。我了解到吕出等人的遭遇后，不顾路途遥远，于次年来到新疆，看望吕出等人，并安慰他们。我答应他们将这些情况上报中央公安部，给他们平冤昭雪。回到贵阳后，我立即向安全部写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去新疆落实吕出等人的情况，同时给他们写信予以安慰。
十七、老骥伏枥 壮心不己
1983年，中央提出了干部年轻化和打破领导终身制的问题，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时值我检察长一职届满，我这时已经70多岁了，参加革命五十余年，解放后担任领导职务也有几十年，虽然身体还可以为革命多干几年，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要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样，我主动向组织提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退下来，让年轻的同志干。经组织批准，我于1985年5月离休。省委安排我到省顾问委员会，作为离休前的过渡。我想，我虽然离休离职，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离休，我不能坐视国家困难、人民困苦而不问。离休了，不在第一线工作了，但作为一个老同志、老党员并不能不为党工作。我无权处理具体工作，但有权提出建议。我的身体还可以，发挥余热，搞搞调查研究，为有关部门搞好工作提点参考意见是办得到的。于是，离休后，我就把精力放在了调查研究上。
1985年7月我刚离休，公安部组织多年从事政法工作的老同志，有公安部的，有地方上的30多位老同志组成了公安部咨询委员会，主要是平时下到基层调查情况，反映一些国计民生、社会治安、公安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每年也组织召开一次会议。公安部给我下了聘书，聘请我为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后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成立了咨询委员会，我又被聘请为最高检察院的咨询委员会委员。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公安工作方面。后来贵州省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选我为副主任。这些都为我进行调查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公安部和高检院咨询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正在进行拨乱反正工作，有许多的遗留问题需要我们这些当时的见证人反映真实情况，那时的事情特别多，主要是历史方面的情况，调查情况的精力也主要放在这方面。后来，拨乱反正的工作少了一些，我就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反映现实情况上。
1985年，我首先对贵州群众最穷困、反动会道门最嚣张、刑事发案最严重的赫章、纳雍、威宁等县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撰写了专题调研报告送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委、省政府，省委非常重视，将此转发各地。新华社记者知道后专门要去调查原稿登载了“大参考”。公安部收到调查报告后立即送呈中央书记处。据说胡耀邦总书记对调查报告很重视，因为他1985年春来贵州视察时只看了长征路大路边的情况，认为形势很好。正是我的这篇报告使他于当年冬天又重返贵州，并带来一个工作组，到毕节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次年，党中央提出扶贫工作计划，出台了具体措施，我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的迫切性和积极性大为提高。
80年代初，我们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又出现了问题。贵州过去就是一个老烟区，解放前，这里种植罂粟，吸食贩卖大烟严重，人民贫穷、苦难不堪。那时的贵州，许多地方都有烟馆，人们有点钱都被拿去吸食鸦片了。解放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毒品的问题，对吸毒贩毒严厉禁绝，禁止种植鸦片，惩治吸食鸦片者，强制他们进行戒毒，很快就禁绝了毒品。但从80年代开始，毒品又在我们国家泛滥开了。我在工作和调查中，首先发现了贵州的吸毒问题。当时，虽然在云南和沿海地区吸毒现象已经比较多，但在贵州还比较少，主要是吸食大烟和种植罂粟。贵州地处山区，偏僻边远，交通不便，一些人就偷偷种植罂粟，熬成鸦片吸食，有的还拿去贩卖。发现这个情况后，我很重视，马上向公安部咨询委反映，一面开始全面、细致的调查。毒品是非常害人的，不但侵害人的身体，而且毒害人的精神，更严重的是危害社会治安，许多严重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都是毒品犯罪引起的。进一步的调查后，我的心情更加沉重，因为我发现吸食毒品的许多都是青年人，有的甚至是十五、六岁的少年，而且已经从吸食鸦片向吸食海洛因发展。青少年是祖国的下一代，他们直接关系到我们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禁毒斗争非抓紧不可了！1985年我在毕节地区调研时发现那里的吸贩毒现象很严重,并发现这些毒品是从云南贩运入境的.我认为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1986年春我到云南与越、缅边境调查毒品情况，发现大量鸦片与海洛因贩运入境后从贵州、四川两路向我国内地流散。我将调查情况向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做了汇报，但大家对毒品的严重性认识不一。有人认为，赵紫阳（时任国务院总理）已在国际上宣布我国是无毒国，对毒品问题不能宣扬。为此，在1988年公安部咨询委员会会议上，我呼吁各方要提高对毒品问题认识，以引起各省市对毒品严重性的重视。
从80年代后期到97年，我下基层调查研究社会治安问题，但重点都是有关禁毒问题。这几年，我到了云南，去了中缅边界的瑞丽、德宏、畹町，都是毒品比较严重的地方，也是毒品向内地运送的源头。我还到了广西、广东、四川，多次到省内的地州县去调查，
发现贵州已经成为毒品的重要通道和毒品消费市场，境外和云南的毒贩通过贵州向广东等沿海地区贩运，毒品贩卖的通道一个是贵州，一个是通过四川，这些毒品一部分流向了广东沿海。我在省内调查了解到毒品已经在许多地区泛滥，其中贵阳、毕节、六盘水、遵义等地都成了毒品的重灾区，全省有一万、二万、三万、四万逐年在蔓延发展的吸毒者。看到这么严重的情况，我心里着急呵。每次调查后，我都要写出报告报公安部、高检院咨询委和有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有的报告发表在公安部的重要材料上。此后十年间，我一直致力于毒品问题和社会治安状况的调查研究，遗憾的是，这一严重公害至今没有得到遏止，且还有蔓延扩大之势。我作为贵州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对青少年吸毒毒害现象很痛心，在调查过程中，我常到戒毒所看望那些戒毒的青少年，鼓励他们戒掉毒瘾重新做人。我们目前禁毒斗争的形势还很严重，毒品不禁，人无宁日。禁毒斗争是一场长期艰苦的工作，任务很重，不能掉以轻心呵！
我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对公安工作感情很深，离休后，许多调查研究的课题多是围绕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开展的。改革开放后，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总而言之社会治安，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群众安全、经济发展的大问题都比较严重。社会治安，只靠公安部门一家不行，要综合治理，村里的党支部、村委会、城市街道都要发挥作用，广大群众一齐抓。我在1962年自愿到贵州工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贵州比较贫穷落后，为改变贵州的面貌打算贡献一点力量。改革开放后，贵州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比沿海和发达地区还很落后，这当然对公安政法工作有很大影响，基层公安局、派出所经费保障不了，装备落后，困难很大。1998年，我又为公安经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我把报告送给省领导，省领导很重视，把它批转全省各地州市县。现在，贵州公安装备、经费保障问题有了很大的好转，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提高，我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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