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尹肇之（李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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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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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火中成长
尹肇之，1917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肃宁县。从青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1933年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在读书期间，关心国家大事，接受党的影响，积极参加1935年党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芦沟桥炮声一响，日寇铁蹄踏进华北，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他怀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豪情壮志，毅然投笔从戎投身到革命军队中来，于1938年2月参加革命，加入冀中抗日游击军第九团任组织科长，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开家庭对他的干扰，又主动要求从原在家门口活动的部队调到冀中二分区工作。他以顽强的意志，高昂的热情，一心扑在了工作上，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他虽在机关工作，总愿多深入连队，深入实际。每当部队接受战斗任务，就积极要求随连队去参加战斗。他不避艰险。带着宣传队活跃在战场上，开展战时政治工作。由于他刻苦学习，勇于锻炼，进步很快，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骨干。
肇之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聪敏过人，才华出众。当时正是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由发展到巩固的时期，年轻的冀中八路军三纵队不断整训，加强正规化建设，创造铁的党军，思想政治任务繁重而又非常活跃。肇之经常根据领导意图起草工作指示、通报和讲话材料。《战地报》是分区机关的喉舌，他不仅写社论和指导性的文章，还擅长写一些有思想性的杂文、散文等作品，帮助报纸办得生动活泼，战时他主办《飞行快报》也很出色，都为广大指战员所喜爱。他到宣传队和剧社，平易近人，热情和蔼，不仅关心同志们政治上的进步，而且耐心帮助业务上的提高。队长社员都把他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到17团任宣传股长后，更有了他发挥才能的用武之地。17团工作基础好，战斗作风硬，不仅在分区范围内打伏击、拔据点，打出了威风，而且南跨石德路，西越平汉路，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到处打胜仗，使敌人闻风丧胆。肇之所从事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声有色，十分活跃。如在干部教育方面，上级布置学习联共党史，他组织计划，指导具体，及时总结宣传，起到了普遍的指导作用。他对战士抓紧形势任务和光荣传统教育，重视通讯报导工作的开展，被分区《战地报》社聘为特约通讯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写的17团南龙岗的袭击歼灭战的报导，不仅在分区和冀中军区的报纸刊登，而且为晋察冀军区《抗敌三日刊》所刊用。他积极开展兵写兵、兵演兵的群众性文艺活动，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亲自编写了“战斗的17团”歌词，成为一支抒发豪情壮志，感染力很强的团歌。17团的指战员人人爱唱，别的团队也把它变成自己的团歌，以激发战士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发挥了鼓舞斗志的作用，激励了战士们以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压倒敌人的英勇气概去夺取胜利。
1943年，肇之调到冀中六分区任宣传科长，后来担任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他到分区那年，部队还是隐蔽活动，在日伪军的据点、碉堡、封锁线中问，夜夜行军，作战十分频繁。他要用两种武器：书和枪。每当敌人袭击、包围，他和普遍战士一样冲锋陷阵；一到驻地，则要编写教材，给《火线报》写东西，在农家小屋里，在暗淡的豆油灯下，不辞劳苦地为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精神食粮。到1945年前夕，部队可以在大片村庄公开活动了，分区要建立文艺工作队——前线剧社时，他不仅积极领导进行组织工作，还满怀激情地为剧社《社歌》作词，由薛哲谱曲，这首歌对于促进剧社同工农兵结合、为革命战争服务，发挥了旗帜和号角的作用。
肇之的一个显著长处，是以极大的热忱对待同志，对待工作。在剧社里，大多是青少年、农村学生，他对每个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是关心的、爱护的。人们都愿意接近他，把他看作是可亲可敬的兄长和良师益友。每当遇到困难，或是严峻的战争形势带来新的艰巨任务，总会看到他在同志们中间，他温和的面孔，热情的话语，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1945年的春夏，部队连续进攻日伪军的重要据点，剧社如何深入火线做鼓动工作？如何在新区向群众进行宣传？他都给以具体指示，鼓励大家既要演出《血泪仇》等大戏，又要采用街头活报、小型演唱、讲演、散发传单等多种多样、简便灵活的方式，传播胜利消息，宣传党的政策。在日本投降后的大反攻和解放战争初期，部队担任解放赵县、美城、栾城等作战任务，战前，他都到剧社进行动员，战后，又指导剧社作出总结，使剧社像部队一样，打一仗进一步。1947年春天，“石（家庄）东战役”后，他一连几天听取大家汇报，对于男同志们到连队参加战斗，女同志们在包扎所和战地医院护理伤员，以及全社在新解放城镇巡回演出等活动，充分予以肯定，并提到理论高度，写成长篇文章《努力在为兵服务的道路上前进》，在冀中军区的《前线报》上发表，大大提高了全社同志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的自觉性。
学而不厌，对新鲜事物有高度的敏感，是党的宣传干部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在根据地里，虽然出版物不多，但凡能见到的，包括上级的来信，肇之都认真学习，并结合实际深入思考。1944年，晋察冀军区宣传部长潘自力同志有封来信，毛笔字之外，还有蓝色钢笔字的眉批，紫色钢笔字的旁批，作为补充了又补充的意见，他看了又看，不知看过多少遍，当成指导工作的宝贵文件。报纸上发表了苏联著名话剧《前线》的剧本和重要社论，他仔细读过后还要全宣传科的同志读，并同大家一起议论、探讨，对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在思想上有深一层的理解。1946年5月，党中央对“土改”下达指示以后，剧社社长沈雁提出排演歌剧《白毛女》，他大力支持，有什么困难都帮助解决，鼓动大家齐心一致排练，保证了“七一”演出，为进行自卫战争，打退蒋介石军队对分区四邻地区的进攻，起了战前动员作用。这年冬天，华北联大从张家口市撤退辗转到束鹿县农村，他安排全社到联大文学院（文工团）学习。这次学习，虽然因为战争形势紧张不得不提前结束，但对剧社水平的提高和此后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后来，著名作家、记者杨朔同志来分区报道部队保卫麦收的斗争，肇之抓紧他离开之前的机会，请他给全社同志作报告。那天晚上，在皎洁的月光下，杨朔娓娓动听地讲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前后的所见所闻，给大家上了十分重要的一课。
肇之对人民忠心耿耿，有坚强的群众观念。有段时间，部队打胜仗多，形势明显好转，而军民、军政关系反倒不如以前密切，甚至在“拥政爱民”运动时，还有埋怨群众落后、地方拥军不够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肇之提出，在教育中可以结合实际深入讨论“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孰先孰后问题。广大指战员在讨论中通过大量事实的对比和剖析，真正从心底认清了：只有部队搞好“拥政爱民”，群众才会热烈拥军，从而变埋怨情绪为主动给群众做好事。尽管这层道理看来很简单，但在搞清这层道理的过程中，指战员却实实在在地加深了对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的理解。在这场教育中，以及在随后的报道工作上。肇之那种由衷地热爱人民的深厚情感，溢于言表；许多精辟的见解，不仅说服力很强，感染力也很强。在文艺工作上，他也经常强调要为群众着想，要多搞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有年春节，剧社到辛集市做街头演出，仅是唱歌、话剧，形式单调，观众冷冷清清。后来要做庙会宣传时，他指示并支持剧社人员采用莲花落，拉洋片，扭秧歌等民间艺术形式，连续几天演出，都受到群众欢迎。在文艺创作上也是这样，他积极鼓励并扶持大家动手，着眼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多写部队的英模人物和人民群众的光荣事迹。解放战争期间，剧社演出的《吴庆明立功》、《五棵枪》、《七班和房东》等剧本，都是在他的引导下产生并获得良好效果的作品。直到他调往晋察冀军区以后，前线剧社仍然坚持这个正确方向。
肇之对党志诚，作风正派，尊重领导，团结同志。难得的是，他虽然自己水平较高，却谦虚谨慎，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从不居功骄傲。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正确处理个人问题，使领导上感到放心，在群众中有威信受尊敬。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在行军作战、粉碎日寇封锁扫荡的同时，坚持写教材、办战地报、组织宣传队，鼓舞军民斗志，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队。他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和“五一”反扫荡战斗，荣膺“五一”奖章。在冀中部队创造“铁的党军”运动中，被评为模范干部。
二、工作在中南
1950年5月，肇之从天津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的位置上调到中央公安部工作，任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建国初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公安工作非常繁忙，在罗瑞卿部长的领导下，肇之和全部干部一样，日夜辛劳。他是研究室和办公厅的领导成员之一，兢兢业业，出谋献策，苦心笔耕，默默奉献，很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
自从1949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以后，几乎每年都召集全国公安会议和各业务局的会议。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不断解决了许多带有原则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和体制、政策、法规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在这许多重要会议上，肇之总是参与材料收集、调查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肇之既勤奋好学，又聪明干练，博学多才，思路敏捷，文字严谨，多次受到部领导的赞扬。
1952年，肇之随杨奇清副部长从中央公安部调到中南公安部，任办公室主任。在3年的时间内，肇之作为杨奇清部长和文敏生副部长的参谋和助手，工作是十分出色的。初到中南公安部，新的部领导面临“三反”后期机关工作瘫痪、干部思想比较混乱的局面。肇之在杨部长、文副部长领导下，为了完善地结束中南公安部的“三反”运动，按照党的政策处理好干部问题，夜以继日地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很快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案，经部领导批准执行。结束运动时，既肯定了运动的成绩，又毫不隐讳地指出了运动中某些违反政策的现象，妥善处理了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团结了大多数干部。结果，调动了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性，使大家情绪高涨地投身到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中去。动荡了一年多的机关秩序安定下来了，公安业务工作重新得到恢复。从那时起几十年的实践情况看，肇之协助部领导对干部问题的处理是成功的，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三反”运动后的两三年内，肇之协助部领导在指导中南六省二市的公安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严肃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中央公安部的工作部署。在此期间，凡中南公安部的重要工作部署、向上级的重要报告，都是在部领导授意下，或由肇之亲自动手，或由肇之组织起草、经他字斟句酌地修改而成。他经常根据实际情况向部领导提出指导工作的建议，受到部领导的重视，并乐于接受和采纳。1952年“三反”运动后，中南公安部对全区的敌情和工作情况一度不甚了解，工作比较被动。为了扭转这个局面，肇之建议，由省、市、专区公安机关组织力量，将大镇反运动中打击敌人的程度及残余敌人的情况，有领导有系统地进行一次调查。经部领导同意，在肇之亲自主持下的那次大规模（组织了58个调查组，历时一个多月，调查了400个乡）调查研究工作，给指导中南全区的公安工作和同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和可靠数据。肇之在参谋和助手的岗位上，以他渊博的知识、较高的政策思想水平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创造性地完成了许多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深受领导的称赞。当时中南公安部的领导同志，在以后的岁月中，每当提到肇之的工作和为人，都赞赏不已。
肇之党性很强，谦虚谨慎，从不邀功自誉。因此，他在和同级干部的相处中，总是注意商量办事，尊重同志的意见，支持同志的工作。在中南公安部时，他对各业务处的工作和各处的领导干部，一向是尊重和支持的。处级领导思想上团结一致，行动上步调整齐，这同肇之善于沟通上下级情况，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在中南期间，他作为部领导的主要参谋和助手，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总是把功劳和成绩归于大家，因而同级干部视他为可信赖的朋友。一次，一位处级干部同肇之在工作中发生了争执，甚至出现了很不愉快的情况。肇之事后主动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交换意见，从而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团结，以后他们二人一直是莫逆之交。肇之一向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于曾经反对过他反对错了的同志，他都能以诚相见、不计前嫌，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肇之对下级干部来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他对搞研究工作的同志，既不用只出题目不交代思想意图的大甩手办法，也不采取干脆越俎代庖的简单措施，而是循循善诱、逐步提高，让干部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得到教益和锻炼。在中南公安部时，他经常对研究科的干部说：一个优秀的参谋人员，要有高尚的品质，渊博的知识，勤奋的态度，远大的目光。考虑问题要根据全党的工作布局，要面向六省二市，要掌握实际情况，向领导提出建议；要深入基层，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做好调查研究；在机关工作积累文字资料，进行科学的分类和管理，要经常研究、比较、反复思考，得出有深度的观点，形成有价值的材料，为领导决策提供基础情况。他对干部的培养从来是手把手教的。一次他请一位年轻问志起草一份向中央公安部报送的中南地区的敌情报告，一稿写成后，肇之像老师教学生那样，给他讲综合研究问题的方法，讲写报告的要领，然后边说边改，整个报告基本上是肇之重写的。这位同志经过肇之的讲解和示范，有了很大进步，在第二次写综合敌情报告时，虽然仍是肇之边改边写。但原稿保留了三分之一。第三次写综合敌情报告时，肇之只作了很少的修改就上报了。像这样得到肇之耐心具体帮助而提高了工作水平的同志很多，大家由衷地感谢他，爱戴他，尊敬他。
三、公安部秀才
罗瑞卿部长在公安部任职期间，培养了一个经常参与写作的班子，人称“四大秀才”，肇之是其中的一个。据说，在公安部建立初期，毛主席对公安部上报中央的文件有过批评，也提出过要求。公安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改进向中央报告的质量。对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或及时、或定期（例如每月、每季度）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专题报告或综合报告。其程序是：由罗瑞卿部长在党组会上提出问题，大家展开讨论，然后由几个人集中大家意见进行研究，充实必要的材料，写成草稿，印发党组各同志；党组再讨论，修改形成初稿，最后由罗瑞卿部长仔细阅改后发出。毛主席看到公安部报告质量有提高，又告诉罗部长要着重培养几个“秀才”，让他们比别人多看一些书，增强分析能力，提高文字水平。要做到三性俱全，这三性就是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让人能看下去，喜欢看。
这样一来，公安部在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写报告的人才。罗瑞卿部长直接抓得比较多的是刘复之、凌云、王仲方和尹肇之。刘复之是办公厅主任，王、尹是副主任，凌云是一局局长。当年公安部一些重要的报告、文章，都要经过这几个人之手。“秀才”们接受了写报告的任务后，先是集中研究，拟出大纲章目，然后分章起草，再互相传阅修改，最后由一人统稿，送部党组、罗瑞卿部长定稿。按照这个程序，公安部报告和文章的质量逐渐有所提高，并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毛主席看到好的报告，就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批转全国。毛主席不仅表扬了公安部，也表扬了公安部的“秀才”，于是这四个人就成了所谓公安部的“四大秀才”。
肇之从来不居功，不骄傲。50年代，公安部由于正确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作为公安部领导的助手们，也经常受到表扬。例如，1951年在罗瑞卿部长指导下，由肇之执笔起草的在政务院政务会议上的报告稿子，毛主席亲自审阅作了修改，认为这篇稿子是写得好的。又例如，1956年夏季，罗瑞卿部长主持，肇之等人参加起草的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经过反复修改，毛主席亲自审阅肯定。罗部长在大会发言后，受到党内外，以及兄弟党代表团的赞赏。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总不免喜形于色。而肇之却从不居功，别人谈起，他总是说，这是大家努力搞的，我起的作用比他们小。
肇之能成为“四大秀才”之一，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肇之既勤奋好学，又聪明干练，博学多才，思路敏捷，文字严谨，多次受到部领导的赞扬。例如，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农村治安保卫工作实行条例》和镇反时期的《量刑标准》，就受到公安部不少人的好评。这时，肇之的写作才能在公安部已小有名气。
“四大秀才”中，肇之与王仲方主任相处时间最长。从1950年在研究室任副主任，到1954年在办公厅任副主任，他俩同职务同任务，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同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担负着部内重大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常常是一起交换对情况的分析，一起探讨文件起草的内容，一起交换修改各自的文稿，有时为一个字、一个标点反复斟酌。他们工作上是战友，生活上又似兄弟。王仲方同志曾说：“公安部四大秀才中我和老尹占了一半。”
四、政治部挂帅
1957年4月，肇之调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他又在一个新的重要岗位上开始工作，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1957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公布的当天晚上，肇之带病连夜起草了《公安机关贯彻宪法和法律的指示》，和他一起熬夜的同志，无不为他的忘我工作精神所感动。
肇之为把公安队伍建设成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职守的战斗集体，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把公安政治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单位，经他的积极努力，在各级公安基层单位建立了政治指导员制度。他运用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好经验，抓紧对公安人员进行了系统的政治、法律、业务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肇之的辛勤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不长的时间内，公安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为了使公安人员有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作风，他坚决贯彻执行了罗瑞卿同志在1952年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指示：“十大纪律八项作风的问题，其目的，为了给全体人民公安人员养成优良作风，遵守公安纪律规定一个努力和奋斗的目标，也可作为人民公安人员纪律和作风检查的标准。”肇之按照这个公安人员的工作守则来培养、训练、检查公安人员的纪律和作风。同时还建立和健全了爱民月制度、为人民办好事制度、定期向群众报告工作的制度，纠正违章先敬礼的制度以及立功创模、表彰先进的制度。正是由于这些公安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的严格推行，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人民把民警当成亲人，从而使公安工作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人民成了公安工作的坚强后盾。这一点是任何外国警察无法同我们比拟的。
肇之富有亲自动手的革命实干精神。他勤于思考，也勇于实践，善于依靠组织推动工作，也肯在重大事情上自己动手，十分厌恶那种只会发号施令而懒于用脑动手的老爷作风。当时他身兼多职，十分繁忙，却不安于久坐机关，而能排除困难，周密安排，每年至少挤出三个月的时间，带领干部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而且每次下去都精心研究调查所得，总结先进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写出富有实际内容的考察报告，用以指导各地。当年，他曾就此赋诗一首：“墙阴湿晦出苍苔，久坐机关官气来。走出城门十里外，光天化日脑筋开”。这短短的几句，正是对他自觉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极好写照。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58年4月，他去西安考察时，深入民警和居民中访问了解，发现在警民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在具体分析群众对干警的赞扬和批评意见后，与当地干警共同研究，拟出《人民警察六顶纪律十项注意（草稿）》，报告给部党组。罗瑞卿同志阅后极为赞赏，批示刊登《公安建设》，并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大力予以倡导。各地提出补充修改意见后，肇之又亲自把它改写成《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报经部党组并中央审定，下达全国，沿用至今，在公安队伍纪律作风建设上起到了重大作用。有关政治工作的重要决定、条例、政工会议和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中心文件，也多由他亲自主持起草，而且往往是他根据领导意图和同志们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拟出腹稿，然后逐字逐句口授，别人记录下来，再略加增删而成。有时因时间紧迫，甚至通宵达日，不眠不休。当让别人起草重要文稿时，他往往给指示明确的意图或要点，最后审定时则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由于他大事亲自动手，不仅大大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保证了工作质量，而且带动教育了其他同志，提高了干部的工作水平。
肇之具有良好的民主作风。他个人虽有出色的才智，却十分注重集体领导原则，从不恃才傲物，独行其是。考虑解决别人分管范围的工作问题时，非常尊重主管同志的主张，自己分管范围的工作遇到重大问题，即使成竹在胸，也能主动同他人磋商，决不个人说了算。由他主持的会议，凡讨论问题，总是启发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遇有和他想法不同的见解，也耐心听人讲完，然后吸收或归纳正确的看法，做出一致同意的结论，从来没有议而不决、不欢而散的现象。他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批评意见，正确的欣然采纳，错误的也不计较，大家有话愿意向他说。他平易近人，态度和善，即使在繁忙之际处理惹人恼火的问题，也能做到心平气和，从不疾言厉色，发火训人。有时干部因事找上门来，他总是热情接待，不摆官架子。尤其令人钦敬的是，他的这种良好作风在十年中是始终如一的，不仅初到政治部时如此，在政治部工作了多年之后依然如此，就是后来由副主任升任主任之后，他仍然那么谦虚谨慎，注意听取同志意见，根本没有“官升脾气长”那类不良现象。肇之的民主作风，极大地激发了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普遍反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手脚放得开，有劲使得上，政治部内上上下下心情舒畅，洋溢着一片奋发向上、同心协力的气象。
肇之在同志关系和用人问题上一贯正派、厚道。他坦诚正直，豁达大度，善于按党性原则团结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志一起共事。他喜见别人之长，即使有微小成绩和进步。也给予赞许和鼓励。他不在小事上挑剔同志，发现别人有什么应当注意的问题，即开诚布公当面指出，从来不搞背后动作。他在政治上信赖爱护同志，生活上体贴关心同志。遇到干部有病，及时去看望、慰问，听到哪个同志生活上有啥困难，主动予以过问。1958年10月，政治部的一位干部范存厚同志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时不幸病故，他以浓烈的同志之情挥笔写出“痛失战友正当年，寒宵洒泪不成眠”的长篇挽诗，至今在同志们中传为佳话。他同上下左右的关系相当融洽，同志间感情甚为亲近，却从来不搞拉拉扯扯，不拿原则同别人做交易，显现出共产党人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特色。他认真贯彻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对待干部一视同仁，不凭个人的好恶论优劣，不以对自己的顺逆分亲疏，切实搞“五湖四海”，不划圈圈，不拉帮帮。他异常器重有些才气的同志，却不因其有所长而放松严格要求。他注意合理使用文化较低或有某些弱点但能办事的干部，不因其有所短而轻视他们。他对犯错误的同志满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之心，从无借机整人之意，批评严厉而诚恳，积极鼓励其吸取教训，立功补过，事后不另眼相看。即使曾经损伤过他的人，只要有悔改之意，也持以宽宏态度，不计前嫌。他也不嫌弃在历史上或出身上有点什么事情但忠诚工作的干部，不仅在政治机关大胆使用他们，而且为其它单位合理使用这样的同志站出来说话，力促重在现实表现，纠正片面看法，这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极为可贵的。
肇之言行纯朴，严于律己。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精心阅读党的文件和党报、党刊，并注重身体力行，将学习所得贯彻到工作中去。他处事谨慎持重，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没有自由主义习气。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随时听从组织的调配，即使一时未被合理使用，也不影响个人为党工作的积极性。他不擅权，更不越权行事。热衷于多做工作而不爱出风头，愿意竭尽自己的才干而不锋芒毕露。他不自矜，不居功，工作有了成绩，总是夸奖同志们的努力；有点什么差错，首先检查自己，而不诿过于人。他的文章、讲话同他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虽然极富文彩、新意和说服力，却从不炫耀词句，更不哗众取宠。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公私分明，无论平日或者下到基层，都坚决抵制用公款请客送礼。他也严格教育家属子女，不许自恃特殊，高人一等，更不以自己的职权为子女谋取任何私利。他事事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不仅深得群众的好评，并且对干部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从而在政治机关中培养起一个好的作风。
肇之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期间表现出的这些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是他忠诚实践共产主义信念的生动体现，是他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结果。
五、“文革”遭迫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浩劫，降落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而公安队伍则首当其冲，肇之被迫中断了自己的工作。在1965年秋的上海会议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图谋，首先把黑手指向罗瑞卿同志。在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浪潮中。当时除四人帮的代理人谢富治以外，公安部的副部长、局长、以及一些处长，都被认作为彭（真）、罗（瑞卿）的“黑爪牙”，进行残酷的斗争和迫害。轻则靠边站受审查，重则进监狱、被隔离，失去人身自由。肇之当时是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既要经受公安部的大会斗和政治部的小会斗，又要经受批判“彭”、“罗”时陪斗的轮番批斗，经常是90度的大弯腰，脖子上挂着大黑牌，一斗就是数小时。批斗后还要写交待、扫公厕，有时还要忍受变相刑罚，使人的身心和肉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折磨。有一次，某单位造反派要他出证明，硬说公安部派到他们单位去的政委宋某，是杨奇清通过肇之安排在他们那里的“钉子”。肇之据实说明，矢口否认。他们便进行逼供，一人揪住肇之的头发往前拉，两人抓住他的手臂往后拽，使他疼痛难忍。肇之坚持不肯妥协，这样相持两天，对方只能悻悻离去。
1969年肇之被押送到黑龙江省笔架山劳改农场，白天打扫马圈、上山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判、写交待材料。一次上山劳动时，他和一个青年扛近百斤的大树干，连这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都觉得吃力，而肇之也只能忍受。一个晚上，肇之劳动一天深感疲劳，10点多钟便休息了。这时忽然有人敲门，他以为有什么急事，未穿长裤只披了一件大衣就匆匆出来开门。原来并没有什么事，而是造反派专门来找碴整人。他们劈头盖脑地说：“我们还在开会，你为什么睡得这么早？” 就这样，在零下40多度的寒冬深夜，他冻着、站着，无缘无故的，一挨批就是半个多小时。为此，肇之落下了腿关节痛的毛病。
1970年春天，肇之又被押送到湖北省沙洋农场。这里天气炎热，夏天气温达到40度以上。他干的是农活，要下大田、拔苗、除草、收割，全是强体力劳动。肇之在毒辣的太阳下干活，汗水浸透全身，体力过度透支，田间地头还要挨批斗。长期的摧残使他的身体终于跨了，心脏病、高血压日益严重。那时，他时常步行到十多公里外的沙洋镇去看病。和他同去看病的张大姐后来回忆说；“他自己已经病得到了步履艰难的程度，但还非带关心同行同志的身体，总是用虚弱的乐观声调说：‘不要急，我扶着你慢慢走！人要受病痛的考验，也要受逆境的考验，鼓起精神来！’”这位同志谈起当时的情景，还流出敬仰、感激的热泪。
肇之以革命的精神鼓励别人，也以党员的素质要求自己。“文革”初期，他被罢官，便说：“我不工作，家庭开支也少了，把工资拿出一半交党费吧。”从那以后，他每月都交100元党费，一直延续到1972年回部。肇之能够在长达数年的打击折磨下坚持下来，靠的是坚强的革除意志。他一贯的态度是坚信党、坚信群众，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始终以沉默来对待反革命的疯狂迫害。
1972年，我们终于看到了光明，敬爱的周总理发了话：“下放的正副部级干部，不管解放没有解放，都要回京看病。”这年5月，肇之才得以回到北京治病。
“文革”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中央对这段历史也早已有了结论。对于造反派，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受一时蒙蔽办了错事，大都接受了教训。回忆这段历史，我只是痛恨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
六、干校搞整改
1975年7月29日，“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代理人将肇之降职贬到中央政法干校工作。肇之从党的事业出发，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能出来工作，肇之非常高兴。但是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亲信施义之一伙控制着中央政法干校。当时干校已被“砸烂”，停办达9年之久。肇之来校后，身居逆境，却不忘办学大事、他一方面与包围他的帮派势力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另一方面为恢复办学大造舆论。他说；“学校不开学上课还算什么学校。” 并提出围绕准备开学的目标进行各项恢复整顿工作。他还指出，学校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应按“五湖四海”的原则进行建设，强调要相信和任用有长期办学经验的老干部、老教师。8月2日召开领导小组会，明确指出要学习小平、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上关于进行思想整顿、组织整顿的讲话，强调联系干校实际，领会精神，武装思想，准备开学。他到校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15天内找了科、处长级干部60多人个别谈话。他针对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反对歪风邪气，抵制资产阶级倾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一道工作，进而提出落实政策。要“敢”字当头。他对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老同志，政治上给予极大同情，生活上关心照顾，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保护了老同志。肇之的言行，反映出干校广大同志久埋心头的愿望、但却触怒了帮派势力，说干校“送走了一个赵太爷（指原校长赵国威同志），又来了一个尹老爷”。一阵“反击右倾翻案风”恶浪袭来，他们把肇之当成“复辟逆流”的代表。污蔑他“鼓吹以开学为纲”，叫“旧势力”卷土重来，把他的言论列入《奇谈怪论》集，印发全校供批判用。在这种围攻、批斗下，肇之有志难展，有理难申。在身体刚有些恢复的情况下，血压又升高了，心脏病愈加严重，每天中午只吃半个馒头和一点咸菜、十几粒花生米，体重下降到90斤以下，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以极大的毅力和韧劲冲过了这寒夜的最后时辰。
“四人帮”被粉碎了，肇之以无限欣喜的心情向全校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亲自到香山去向在那里劳动的西藏班师生进行传达。
粉碎“四人帮”后，在部党组领导下，肇之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分清政治是非和办学原则是非上。因为施义之一伙对干校（包括公安学院）建校以来的实践进行了严重的歪曲、污蔑，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他认为，重大是非界线不清，不在正确原则上统一认识，开学办校的阻力是无法克服的。他领导了全校性的大讨论，组织在办公室工作的同志，参加研究和写作。要求他们认真学习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写出有政治水平、有科学水平、有实践根据、有说服力的文章来。在公安部大会揭露“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势力破坏中央政法干校的罪行发言稿，1978年1月26日在《人民日报》宣传学校砸碎“四人帮”精神枷锁，明确办校方向的文章，以及在校内印发关于分清办校原则是非的理论文章等，都是在他亲自倡议并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他字斟句酌，严加指点，所示见解，令人折服。他注意行文严谨、说理透彻，不作表面文章。由于在这个决定性的环节上抓出成效，办学思想基本一致了，为把分校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开学上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学校广大同志早已盼开学心切。1977年夏季传来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公安部教育训练工作的指示，肇之没有等上级机关交任务，就与校内几位领导同志讨论后，主动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和公安部党组写了要求筹备开学的请示报告。后来按公安部党组的意见，在肇之主持下为公安部代拟了《关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恢复开学的请示报告》，并得到了中央的正式批准，邓小平同志也圈阅同意了。肇之及各位校领导进一步考虑到，各地公安政法学校都面临恢复开办任务，中央政法干校当务之急是为大家培训师资。于是把这个意见又向公安部领导提出，再次获准，训练计划也批准了。全校同志欢欣鼓舞。素日言吐稳重的肇之，激动之情也溢于言表。这时，他已不顾自己带病之身，展开了更加繁重的工作。一面继续进行“揭、批、查”工作，一面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开学准备工作上。经过多方面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按计划于1978年上半年完成了师资训练班的开办任务。接着，又马不停蹄地于1978年下半年完成了第15期普通班开学的任务。中央政法干校成为当时全国恢复最早的干校之一。这是学校的光荣，其中也包含了肇之不可磨灭的业绩。
七、全力抓落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肇之调到中央政法小组工作，任中央政法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后来又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他坚决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他十分关心法制建设，他兼任办公室主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召开法制建设座谈会，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积极组织和促进政法系统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
1979年3月间，肇之召集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的几十名基层公、检、法领导同志座谈，了解各地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5月，他又抱病南下湖北检查工作，同省及武汉市、黄冈地区和鄂城县政法各部门负责同志共同磋商，研究平反冤假错案中的具体政策界限，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并深入鄂城县湖村公社听取群众畅谈农村的形势，及时将情况向中央作了反映。肇之被广大政法干警和群众的热情所鼓舞，4月12日午后散步时，即兴写下了《登鄂城西山》诗：“鄂城古郡有西山，山在烟云缭绕间，九曲亭前纵目望，新兴钢厂壮江天”，盛赞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
1979年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传达后。肇之竭诚拥护，高兴地说，有了小平同志这个讲话，天下大定。同年5、6月份，他又车下齐鲁，深入山东，在济南、青岛、潍坊、烟台、黄县、蓬莱同各级政法部门领导同志研究如何搞好新形势下的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工作，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他去一路，座谈一路，宣传一路。他强调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挂帅的，是方向，是我们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建党立国的政治基础，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政法部门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派出所、治保会，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干警，都要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一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他还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法部门要增强法制观念，教育广大干警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护人民，打击和惩治犯罪。政法部门要继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大张旗鼓地表彰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
肇之十分重视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他认为公安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细胞组织，派出所工作搞好了，就可以底子清、心里明，对搞好城镇社会治安工作就有了把握和信心。他所到之处，都要深入派出所，与干警亲切交谈，研究工作，了解干警的思想和生活情况，亲自对民警进行“四知”考试，检查他们的业务能力，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干警要苦练基本功，掌握更多本领为人民服务。
肇之经常教育大家，要模范地遵守公安干警“八大纪律十项注意”，要做好样子、要带好头。他自己更是言传身教、率先执行。他到各地检查工作、调查研究，不吃请、不受礼。每到一地，他就让随行人员告诉当地的同志，生活要简朴，不要铺张浪费，四菜一汤，以素为主。他有晚饭后到公园散步思考问题的习惯，总是告诫陪同的同志要买门票，不要搞特殊。每离开一个地方，他都要询问房费交了没有，伙食帐结了没有，钱和粮票交了没有？他有时还详细询问各种收费标准，以检查是否按制度办事。在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年月，他教育大家不要随便购买地方市场紧缺物品。1978年出差广西，在离开睦南关时，他的一个亲戚送来了几块当地特产砧板给随行的同志。大家见是肇之的亲戚送来的，就留下了。肇之发现后，坚决谢绝并意味深长地说：北京下来的干部要作好样子，不能随便收礼。这位亲戚再三解释要收款时，肇之幽默地说：价钱这样便宜，你就地也可以卖掉。我们不是采购员，不能带这个东西。并发动我们一道做这位亲戚的工作，直到把砧板搬走，车子徐徐开动。后来从桂林返京时，当地公安机关的一位同志送了一尊盆景，并直接搬进了车厢。肇之发现了，这个同志说是给老领导留个纪念，肇之诚恳地说：“你的心意我领了，我若收下这份礼物，将有损于我们之间的情谊。”这位同志很受感动，只好改变初衷，收回了这尊盆景。
肇之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严格按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办事。他经常教育家属子女不要以他的地位和权力，谋取个人不应享有的东西。离休以后，机关送他的文电，都亲自启封、保管，自己掌管文件柜钥匙，每次退文，他都亲手封口，并工笔标明密级。他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教育家属子女不该看的不看，不该知道的不问。
肇之非常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然而他外出调查研究时，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很注意不借出差之便靠公费旅游。1979年在山东时，肇之多次婉言谢绝了地方同志安排他参观游览泰山、威海的美意。1978年在广西期间，有一次，在从武鸣县开完座谈会乘车返回南宁市的途中，陪同同志建议绕道参观一个新开辟的石灰岩溶洞。肇之告知市内已安排有活动，要及时赶回去。当陪同同志回答溶洞已作了接待参观的准备时，肇之非常严肃地说；事先不商量，不通气，这样安排是不应该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工作，因为参观游玩，拖延时间，让其他同志等候是不妥当的。最后说服了这位同志，取消了参观，按时赶回市区，继续他的工作。
八、挥笔抒豪情
肇之喜欢写诗，常在工作、学习、体力劳动之后或出差、游览途中即兴作诗，以此抒发革命感情，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的诗集整理了有四本，即《尹肇之诗集》、《鸡肋诗草》、《工余杂咏》、《东风颂》。有的是“文革”前由公安部政治部办公室打印发给单位一些诗词爱好者阅读学习的，有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印发“给大家研究批判”的。其中包括了肇之1950年至1966年的大部分诗作，共220多首。这些诗，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是他辛勤工作的纪实，不仅语言明快流利、自然凝练，充分反映了他朴实无华的文风，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容，充满了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热情歌颂。然而正是这些充满革命内容的诗，在“文革”中却被造反派拿去当作打倒肇之的“炮弹”。“文革”一开始，有些造反派就向几个平素和肇之接触较多的同志强要评论他的诗，妄图假借这些同志之口给这些诗加上罪名，作为他们打倒肇之的根据。可是，他们的妄想落空了。不久，有人对这些诗抽章摘句，搞出一个“材料”，送给谢富治，从此就给肇之的诗加上了“封、资、修大杂烩”，“攻击三面红旗”等等罪名。这些诗竟成了他们妄图抓肇之“走资派”的“突破口”。
肇之的诗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歌颂党和歌颂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早在1950年夏，革命在全国刚刚取得胜利，他在《游山海关》一诗中，就对革命的胜利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他写道：“红旗招展入渝关，人民正义壮河山。蒋朝树倒猢狲散，薄海同苏尽开颜。”全国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党为了发展农业，实行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对此他十分拥护。1958年2月他亲身参加了修十三陵水库，并写了《十三陵水库》一诗：“帝王古墓十三陵，死者豪华生者穷。大地回春山河改，兴修水利裕民生。”对封建社会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对党领导进行的水利建设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1960年5月他从四川沿长江顺流而下，对党领导下进行长江水利建设，满怀激情。他写到：“行看高峡出平湖，万里长江得驯服”。他对党所领导的工业建设，更写了不少赞颂的诗。1960年8月他参观了丰满发电厂，写出了“电舞机歌添秀丽，江山巧练起宏图”的壮丽诗篇。1962年4月10日，他去马鞍山检查工作。当晚登高俯瞰这座有名的钢铁城，看见火光冲天，乘兴写了《马鞍山留宿》一诗：“马鞍山上起楼台，山下长江滚滚来。日落万家灯火盛，铁花钢炬照天开。”尽情歌颂了钢铁工业的发展。肇之视察过不少劳改企业，对劳改工农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59年3月和1961年4月他先后参观了汉沽新生盐场和苏州第三监狱，分别写出了“盐业化工大发展，海滩已变金银滩”，“荒烟漫梗兴工业，织造翻砂百废兴”的诗句。
肇之的诗集中有不少作品充满了对人民的衷心爱戴。他热情称颂人民群众，先后挥笔写下了“祖国山河好，工农力万钧”，“身在车间怀世界，工农大众胜愚公”的赞歌。他在外出工作的时候，经常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当他看到人们丰衣足食时，内心总是表现出极大的欢欣。1963年8月去内蒙考察工作，他深入到蒙古包去访问。在《过大青山》一诗中，他对群众生活的改善，作了这样的歌颂：“峰回路转跨阴山，跃马飞车过草原。牛羊茁壮人兴旺，蒙汉一家笑开颜。”同年9月他去山西考察工作，看到的也是一片繁荣的新景象。在《游晋祠》一诗中他写了：“男女丰衣人带笑，方圆十里稻花香”。对山西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表现出同样的喜悦。可是，当他看到了个别地方由于某些官僚主义者工作上的失误给群众生活造成极大的痛苦时，又表现出那样的不安，以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1962年4月他去安徽解决某一问题时，听到部分群众曾一度因暂时困难而盲目外流，表示极大的同情，当看到群众度过暂时困难而体力逐渐地恢复时，又表现那样的欣慰。他的《从芜湖至宣城途中》一诗，就是这种感情的充分表露。他写道：“丘陵起伏思无限，电掣风驰眼向前。民无菜色方苏困，野有流亡愧后颜。”特别是当他了解到当地少数农村的大批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现状，又亲眼看到富丽堂皇而中途下马停建的蜀山宾馆，愤然书写这样的诗句：“肥水日夜流，民瘼我心忧”、“蜀山宾馆出，淮北人民死”。对一部分群众处于困境表示深切的忧虑，对那种只顾自己养尊处优，不顾群众饥饱生死的官僚主义发出了义正词严的谴责。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这样仗义执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充分反映了肇之崇高的思想境界，反映了他同人民群众是心连心，是忧乐相同、患难与共的。可是在“文革”中“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代理人对这些诗却冠以“攻击”的罪名，并对肇之进行批判和斗争，这完全是倾倒黑白，混淆是非。
肇之对党、对人民是那样的一片丹心，满腔热忱，而对自己的身体却从来不关心。他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但仍感到不尽人意。1958年l月在《读诗有感》中写出了这样的诗句：“破浪乘风应有志，闻鸡起舞正期时。”经常以此鞭策自己。他历来勤勤恳恳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仍说学然后知不足。1963年3月在《偶得》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忽悟修身成大道，攻读马列莫迟延。”鼓励自己更加勤奋地学习。几十年中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许许多多有益的工作，但仍感做得不够。1965年立冬日他写了《三绝句》，前两首是这样写的：“北窗杨柳怯新寒，扎轧机声伴我眠。下厂出城喜闾里，官风尽扫乃心安。”“一年容易又东风，兢兢业业怎计功。等闲花月鬓斑白，千锤百炼冀通红。”对自己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九、相识堡垒户
我是1938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我经历了七年，其中最艰苦的岁月是1942年“五一”大扫荡和以后的一、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冀中区八百万军民同仇敌忾，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平原游击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日寇为巩固其战略后防，集结了五万人的兵力，从1942年的5月1日起，采取“铁壁合围”的办法，对冀中区进行了“拉网式”的大扫荡。当时我在深南县担任区妇救会主任，经常到村里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在大扫荡和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曾五次临敌遇险。
1942年5月1日早晨，我正在大寺李庄房东周息珍家吃早饭。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大扫荡开始了，我与息珍大嫂立即向村外跑去。刚到村口，就见大批鬼子迎面而来，他们手持步枪，正在包围村庄。我俩赶快返回，跑到一名区小队员家中，同他家的婆媳俩藏进一个白菜窖里。这个白菜窖在他家后院的空地里，很容易被发现，当时只是想临时躲藏一下。谁知鬼子进村后，挨家挨户搜查，有几次都跑到后院里大喊大叫，直至下午四五点钟才离去。白菜窖只有几米大，本来就氧气不足，我们四个人在里边待了八九个钟头，呼吸十分困难。等敌人走后村里人把我们拉出来时，我们的眼球突出，酸胀流泪，很长时间才恢复说话。
四五天后，我区干部集中在南网头村准备开会。突然，敌人又包围了村子。我们马上分头躲藏。鬼子在村里进行了大搜查，区委书记老董被鬼子搜出后活活烧死，军分区来此督促挖交通沟的周科长也被鬼子用刺刀刺死。当时，我同一名村干部藏在房东李大平大嫂家的一个草屋里，只听村里枪声阵阵，鬼子只顾同我警备旅交战，而没有再在村里仔细搜查。傍晚，枪声停了，鬼子抓鸡的叫声不断，如果鸡慌不择路，万一飞到我们隐藏的小院我们怎么办？直到深夜，我们听到外面安静下来了，才离开草屋，向村外跑去。但在村口被鬼子的狼狗发现，大叫起来，幸亏鬼子们都在酣睡，我们才得以脱身，跳出虎口，沿着庄稼地跑到大平大嫂姐姐家的村子，这是敌人的“爱护村”，鬼子扫荡后临时在此休息。我和大平住在村里，一两天换一个地方。村长赵清风几天来看我们一次，送一些吃的，通报一些消息。十几天后，当我离开时，发现周围环境大变，鬼子碉堡林立，沟壑成网。
在复杂的形势下，区委的工作转入地下，我们白天隐蔽，夜晚出来工作。在区委的统一部署下，我天天走村串户，找村干部研究工作。后因工作量大，有时白天也得工作。6月的一天下午，我来到南黄龙村村长家，准备同他研究工作。突然听到院外响起枪声，村长说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后他的妻子见村长还没有回来，就放下在外屋洗的衣服，也说出去看看。里屋只剩下我一人。突然，我听到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我赶紧坐到外屋的洗衣盆前洗起衣服。这时，两个“皇协军”提枪而入，进门便问：“看见一个女八路没有？”我学着当地口音回答说没有。他们进里屋一看没人，便匆匆离去。好险！也许他们找的女八路就是我。
这年秋天，组织上派我回深县动员一个同志归队。因我家在深县，与这个同志的家相距不远，组织上认为派我前去比较合适。因路途较远，为了安全，组织上又安排一位家是深县的大嫂与我同行，我们搭乘一老乡赶的车，一大早便起身赶路，一路上青纱帐断断续续，可以做一些掩护，还算安全。中午路经县城城边时，正逢鬼子整队行走，我们马上混入路边的行人中，有群众做掩护，才顺利过关。
194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区委交通员通知：军分区部队驻在大寺李庄，要找地方干部了解扫荡后的情况。我当时住的北黄龙村离部队驻地很近，我就拿上平时串村工作时用的小包袱赶往大寺李庄。在路经附近的一个小村村边时，突然发现有几个鬼子在村口走动。情况来的突然，我经过瞬间的紧张之后，便平静下来，我不能跑，一跑鬼子就会开枪。我沿着村民边的小路慢慢走过。走了不到一里路，路边一个拔草的小男孩突然对我说：“姑姑，那边鬼子来了。”我一看，只见一辆坐着鬼子的马车从护驾池方向沿着公路跑来。我见大车走得很快，心想等鬼子过后我再过公路，便放慢了脚步。可没想到，公路是一条斜线，等我走到公路边时，大车也到了面前，多亏赶车的大爷紧扬几鞭，鬼子还没有看清我大车就飞驰而过，我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仅仅几里路程就两次遭遇敌人。
数次遇险又脱险，靠得是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和平时的化妆得体。临危不惧来自于不怕牺牲，既然死都不怕，遇到危险自然能平静对待。化妆得体也很重要，当时，不分春夏秋冬，我穿得都是深蓝色的布裤褂，只不过视季节薄厚不同。我头发流得很长，串村时将头发向上一卷，再扣上一个大黑发卡，将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装扮成一个地道的中年农妇。
1943年秋的一天，正当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在深县董家庄堡垒户董大娘家，我遇见了一位八路军青年军官。没想到，他竟成为我未来的丈夫。
那天，我到董家庄工作，回到大娘家时，见一人正在给大娘按摩肩膀。这人文雅面善，见面就同我打招呼。经大娘介绍，得知这人和大娘的儿子董奋是战友，来这里创办《火线》报，他就是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的尹肇之科长。我心想：这人好面熟，我见过。那是在一个月前的一次军民大会上，听过他做的形势报告。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一年多来我还没有听过这么好的形势报告。“五一”扫荡时，我主力部队暂时战略转移，留下少数游击队员和地方干部坚持对敌斗争，处于隐蔽活动，很少听到上级的消息。他讲得异常生动、极富激情。一开始便开门见山的说：“今天我讲三什大事，就是天下大事、国家大事和我们六分区的大事。”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地说明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这对我们这些与故人苦斗了一年多的地方干部和广大群众来说，实在是太需要了，如同将闭塞的房间打开了一扇窗户，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我们这次相遇虽是巧合，却引出了两个年轻人的纯真恋情。从那以后，我们接触的越来越多，只要我到董家庄工作，就一定去董大娘家看看。
一天，我突然接到肇之的一个便条，上面写道：这里的人都说你很好，我看你也不错，我俩交个朋友好么？事情来得既必然又突然，真的要确定终身大事吗？一时还难以表态，需要再看看。我即回了一个便条，写到：男女之间交朋友不太需要。若是谈婚论嫁，我还没有考虑。就这样双方冷淡了一段时间。后来肇之又送给我一个便条，再次说明他的诚意。我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以后我们就开始了“便条交往”。那时我时常串村工作，便条多由房东的小姑娘为我们传递。在不断的交往中，逐渐增进了我们互相的了解和感情。两三个月之后，《火线》报从筹备到创刊纳入正轨，肇之返回了分区政治部。此后，我们十几天便有一次书信来往，交流感情、说说战事。
1944年冬天，肇之来信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原来，肇之已经将我们的关系报告地委，组织上批准我们结婚。大年初三，他经过长途奔波，从分区政治部赶到董家庄。当晚，就在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一张炕桌，几碟素菜，在县委书记吴庆诚和县长陆砚农的主持下，我们结婚了。当时肇之27岁，我24岁。婚后三天内，为了安全，我们换了两家堡垒户。三天后，肇之去军区开会，我回区委工作。一年后我调地委干部轮训班做党务工作，离肇之驻地不远，每周两人可以相见一次。一年后，我调分区政治部工作，从此我们就一起生活并肩战斗。1957年大年初三的晚上，为纪念当年那既简陋又庄重的婚礼，肇之曾赋诗一首，写道：“十三年前今月夜，风尘百里会婵娟。”
十、含泪思战友
1986年12月25日20点20分，肇之匆匆离去了。顷刻之间，我失去了同生死、共患难、一同生活战斗了四十多年的可敬可爱的亲人，真是肝肠痛断，悲伤欲绝。
肇之本不应该这样早地离开他无限热爱的党和无限忠诚的革命事业，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代理人，在十年动乱中，对他进行了残酷迫害，整得他死去活来，浑身是病，使他正当年富力强、壮志凌云的时候，就失去了为革命继续工作的健康条件！同志们深深为之惋惜。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带病工作，日夜操劳，热情不减当年，使尽全身力气，发挥着息存的光和热。终因健康原因退出了他日夜战斗近五十年的工作岗位。然而，即使在病中，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对国家的大好形势异常兴奋，挥笔书写了“神州歌四化，祖国正腾飞”的条幅，高悬室内。直至临终前几天，还在阅读党的文件，关心党的事业的发展。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质。
肇之可以说是爱书如命，手不释卷。他有两只心爱的小木箱，里面放的是他在艰苦年代里认真保存下来的精神财富——马列书籍。我们转移、调动都要随身带着它。他从学习中吸取营养，指导他担负的异常繁重的思想教育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195O年，肇之带着两只小木箱，离开军队进入公安部，开始了他新的工作路程。从那时起到“文革”前，随着他工作担子的越来越重，学习的欲望亦越来越强烈。他更加注重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抓紧饭前饭后和节假日的时间坚持学习，做了大量的学习笔记，记述他的认识和体会。他曾写到：“学习理论，就是要学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世界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看问题要从不断地发展去看；生活是不断前进的，总有新的东西在出现，生活是怎样，我们便怎样去看，完全按照客观真实情况去观察问题。”他把理论运用于实践，所以他观察事物比较敏捷、深刻，工作中总是有所创新．有所前进。1957年他到政治部工作以后，看到公安队伍急需加强思想建设和全党大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好形势，在部党组的支持下，把工作重点很快由机关转向全国公安系统，面向基层所、队，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条例，使公安政治思想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但肇之从不居功自傲，总是在学习中寻找差距，不断地朝着新的目标去奋斗。
肇之多年来对“党的群众路线”反复学习，不断增强了对群众观点的认识，并用以指导工作。他在学习笔记上写到：“党把密切联系群众规定为我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每个党员应熟读谨记，终身实行。”他把群众观点归纳为：“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这是世界观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这是革命的立场问题；对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要有高度的革命责任心。”他坚信群众是智慧的源泉．在学习体会中写道：“不学理论没有政治，就没有灵魂，没有方向；但只学书本，不向群众学习，脱离实际，就一定陷人教条主义的泥坑。”他每到一个工作单位，总是先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然后才确定开展工作的方案。他时常对干部说：“工作要靠两头，一头是上边，即吃透中央政策精神；一头是下边，即来自群众的意见和智慧。他深入公安基层所、队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现场会，找不同人员交谈，既作为工作方法，又作为学习的形式。他经常提示于部：下去工作不要走马观花；要下马看花，在充分了解实情后写出的文章做出的计划才能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肇之在公安部工作期间，经他起草的一些重要条例、规定、公文如 “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各级政治机构的有关条例等，无一不是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文件，经过历史的考验，证明是符合实际的。
肇之为了较好地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十分注重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初到公安部时，为做好对他这个“新兵”来说十分陌生的工作，他废寝忘食地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文章、规定和资料，对中央规定的“保卫工作九条方针”反复学习领会。不久，全国开展大镇反运动，他的工作岗位在办公厅研究室，需要掌握全国镇反动态和执行政策的情况。他认真学习中央的镇反政策，深刻领会精神，做了大量的学习和工作笔记。他时刻记住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教导，并完整地书写在工作笔记本封面上，以便随时学习遵守。数月过去，工作任务完成了，业务知识丰富了，可他脑子也累坏了，不得不遵照罗瑞卿部长的指示，休息了3个月。
肇之的学习内容，涉猎很广，不仅读马列、毛主席的书、党的文件，而且读史书，读诗词，读优秀文学作品。自五十年代起，每月发了工资，他都要拿出一部分钱用于购买书籍。一次出差去江苏，他拎着一个大提包回来。我吃惊地想；他外出从不买吃、用的东西，这回是怎么了？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一套《资治通鉴》和一套《史记》，他高兴地对我说：“这是线装的老本，难得遇上，就买下来了。”他学习时全神贯注，十分认真。读古文时边学边断句；读诗文时，兴致来潮就提笔做诗；读到理论文章，随笔记下心得体会。他把学习当成革命的第一需要。
肇之的学习不因环境的改变而中断。“文革”中他的几柜藏书被搜走丢失了，剥夺了他博览群书的条件和物质基础。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学习，他把仅有的几套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珍藏在他的小木箱里。下放东北“五•七”干校时，我们什么用具没添，只带了一个小书架，在栖身的小草屋里，只有一铺土炕和这个小书架。肇之把书整整齐齐地摆在上面，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缺少精神食粮。”他在承受超体力劳动惩罚的情况下，挤时间学习，有时竟边烧炕边坚持看书。此时此刻，这就是他最大的安慰。可我看到此情此景却百感交集，是凄苦，是心疼，是感奋，还是对“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代理人的愤怒，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后来，从东北到中南，从沙洋回北京，两只跟随我们30多年的小木箱，终因长途颠簸破碎了，肇之为此很伤心，他对我说：“应该把它好好保存下来。”
肇之离休后，尽管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仍然把学习摆在每天活动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给自己订了学习计划，每天除了阅读文件、报刊外，还要有计划地重温鲁迅全集。这几年出版的毛主席诗集、陈毅诗集、罗瑞卿诗集，他都及时阅读。他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的发展。报纸上每有重要文章，他都不等别人送来．就亲自到传达室去取，并边走边读，说是要“先睹为快”。就在他病危的那几天，还要我为他读报纸和《参考消息》的标题，遇到重要文章就一定要我读完全文。肇之啊，你只知工作，只知学习。你哪里知道自己就要离开人世！离休以后，党和国家有专门为老同志安排的活动经费，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游览名山胜景，而是到延安和井冈山去，瞻仰孕育了中国革命，也培育了他自己的革命圣地，展示了肇之同志对革命的无限眷恋之情。终因身体的缘故，几次上路，又中途辍回，使这一美好愿望，成为难以实现的遗愿。
肇之热爱革命同志，关心爱护干部，一向把党的干部看作党的宝贵财富。这是我从他身上受到的又一个深刻教育。他使用干部注重德才兼备，讲的是“五湖四海”，不分文化高低，不管来在何方，都一视同仁，同样器重。他厌恶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坏作风，更厌恶那种在干部问题上搞团团伙伙的歪风邪气。他善于用人之长，补人之短，十分关心干部的成长和进步。他认为；那种对干部只使用不教育的实用主义态度，是对同志对工作的不负责的表现。他培养干部首先是从严要求做起，要求干部对工作要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工作粗心大意、草率马虎是会受到批评的。在他严格要求下，同志们受益很大。肇之对干部的培养像园丁栽培花木一样细心。遇到问题要处理的时候，事先交待政策、交待办法；需要下级起草文件时，事先明确要点，提示内容；研究讨论问题时，启发大家阐述己见，然后予以概括提高。肇之非常注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工作中有了成绩，总是说“这是大家干出来的”，从不揽在自己头上。他修改文稿时，能小动的就不大动，哪怕一页纸上经他修改后只剩下几行字，也绝不把那页纸全部删掉，说这是爱惜同志们的劳动成果。他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心血、自己的优良品质和自己的聪明才智，精心地浇灌着、培养着他领导下的新一代干部。大家在他领导下工作，都感到心情舒畅，进步较快。有的问志说尹主任在写作方面、调查研究方面、分析研究问题方面给予大家的教诲，至今历历在目，仍然具有指导工作的意义。
肇之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干部的成长，在生活上也关心干部的疾苦。对同志宽厚朴实，和蔼诚恳。他为全国公安队伍的建设操劳；也为身边工作的同志费心。干部的入党、住房、生病、婚姻等他都放在心上。有个一般干部在运动中受了刺激，精神有些恍惚，所在单位要送这位同志去精神病院，肇之认为此事应慎重对待，要亲自观察后再定。他把这位同志请到我们家来，整整一天，同他聊天，同他一起吃饭。经过耐心地开导和观察。认为不能送精神病院。后来这位同志精神恢复了正常，成为工作中的骨干。肇之关心同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不搞“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同志们有了难处，他冒着风险赶去安慰相助。一次，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个同志因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被审查，心情非常不好，肇之听说后要去看望，一位好心的同志提醒说“别去了，你不怕沾包？” 肇之说：“我一身清白，劝劝何妨？”结果他还是去了。经劝解，那位同志减轻了思想负担。后来证明没有问题。公安干校的一位同志被“四人帮”一伙整的患了心脏病，肇之不怕被说“划不清界限”，亲自登门看望。这虽是区区小事，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没有助人于危难之际的大无畏的革命品格，是做不到的。
肇之从来是与人为善的，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心胸宽阔、留有余地。公安部办公厅的同志可能都记得一个在宣传处工作中有一些错误的同志，领导上和同志们对这个同志颇有意见。肇之在处理这个同志问题上苦口婆心，既批评错误，又保护同志。当时一些同志，都觉得老尹有些软，后来实际生活说明了他这样做是对的。1965年冬季，王仲方同志在青海工作，回到北京家中过春节。这时候正是上海会议罗瑞卿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后，北京，特别是公安部空气异常紧张。在那风云突变、极不正常的情景下，作为曾担任过罗瑞卿十年秘书的王仲方同志也感受到极大压力，许多熟悉的同志不敢去看他，他闷在家心情很不舒畅。这时，肇之让王仲方同志的爱人史洛明好好照顾他，还特意送了两张怀仁堂晚会的票，让她陪王仲方去看看戏，散散心。1966年“文革”初期，一些造反派把王仲方同志80多岁的老父亲扫地出门，还是老尹不畏风险，在小酱坊胡同找到了三间房子，把老人安置下来，并且和我一起专程去看望。
肇之用自己一生的言行，赢得了同志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他去世的噩耗发出后，有多少人含着泪水前来慰问，多少人冒着严寒赶去告别；有多少花圈，多少唁电、唁函，他们中有共同出生入死的老上级、老战友；有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同事、老部下；有干部也有工人。人们用不同的形式寄托着自己的怀念与哀思。
肇之一生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亲属子女，教育子女要自强自立。从孩子们开始懂事起就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为人民办好事。”他时刻关注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希望他们日后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在他的教育督促下，三个孩子的进步都很快，女儿铁如高中毕业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个儿子都是“三好学生”。1966年，大儿子铁铮读初中三年级，二儿子铁林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文革”浩劫开始了，中断了他们的学业，也打乱了他们平静的思想和生活。肇之及时向他们提出，不要到街上乱跑，要在家好好学习。由于教育抓得紧，使孩子们保持了思想的稳定。
随着“文革”动乱的加剧，肇之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贴到了我家大门上。一天，肇之把孩子们叫到身边极其严肃地说：“请你们记住，爸爸决不会反党！以后不管你们走到哪里，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后来，铁如从哈军工毕业被处理分配到张家口地区的一个偏远小厂，铁铮在东北建设兵团挖煤，铁林下放到笔架山农场劳动。他们被看作是“黑帮子女”，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无人管，但他们都记住了爸爸的话，没有一个荒废时日的。1970年冬，正当肇之被加上新的罪名，开始重新审查时，铁林在劳动时被机器轧断了右手的三个手指。刚刚16岁的孩子就遭此不幸，以后生活该怎么办？肇之赶到医院默默地站在儿子病床前，过了许久才说：“孩子，要坚强，要向英雄学习！”孩子举起双手坚强地说：“爸爸你放心，我这只手指断了，这只手（指左手）照样为人民服务。”当时，病房里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他们父子却对望着，没流一滴眼泪……动乱的十年，三个孩子在逆境中闯荡，磨练了意志，像爸爸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肇之对子女的要求更高了。他对两个儿子提出三条；1、创造条件争取入党；2、钻研业务做好本职工作；3、努力学习完成大专学业。他说，你们没有这三条就无法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肇之非常关心当厂长的大儿子，经常提醒他：在工厂改革中不要只顾工厂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孩子们没有辜负爸爸的教诲，都已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完成了大专学业，正在党的指导下为四化建设努力工作着。整党时，肇之在党员登记表上写到：“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家属子女，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促使全家老老幼幼，齐心协力，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党的事业，为四化建设，为富国裕民做出应有的贡献！”肇之啊！这不仅是你生前对党的保证，也是你留给我和孩子们的遗训！
肇之，你为革命事业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实在太累了，安静地休息吧！你留给我们的宝贝精神财富，我将永远牢记，你树起的良好家风，我将永远保持。我和孩子们正按照你的遗训努力去做，继续完成你未竟的事业！
肇之，我和孩子们永远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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