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切怀念贾力更同志（云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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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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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的革命领路人贾力更同志被列入《人民日报》“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
贾力更，原名康富成，蒙古族，1907年5月出生，内蒙古土默特旗人。青年时代在反帝爱国思想影响下，热情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贾力更前往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革命失败后到蒙古党务学校学习。1932年学业结束后，被分配到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工人俱乐部任干事兼会计工作。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贾力更回到绥远，与一批共产党员等领导土默川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党中央决定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贾力更按照党的指示，发动各族群众支援八路军120师创建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他在蒙古族群众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引导蒙古族青年投身革命，为党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奉党的指示，深入敌占区，揭露日本侵略者以“复兴蒙古族”之名，行呑并内蒙古、分裂中国之实的罪恶阴谋，争取伪蒙疆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参加抗日。1939年9月，中共土默特旗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贾力更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蒙古工作委员会遵照党中央关于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指示，贾力更做了大量工作，创建了蒙古族抗日游击队。成为绥西地区影响较大的地方抗日武装。1939年底，贾力更被绥蒙区党委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0年初，先后任中共绥西地委蒙民部部长、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处长，负责绥西地区蒙古民族工作。1940年，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贾力更领导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反封锁斗争。蒙古族群众不顾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将武器弹药、通讯器材等许多急需物资送到抗日根据地。贾力更也多次出入敌占区，为根据地运送补给，被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军需部长”。1941年3月，党组织决定调贾力更回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3月19日，贾力更带领一批爱国青年前往延安，途中在绥西遭日伪军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4岁。
贾力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64年了，但他带领我们这批蒙古族青年奔赴延安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一、踏上革命之路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托克托县。全家七口人，父母亲、两个姐姐和我们弟兄三个，靠着祖上留下来的四十几亩地（都是沙地和盐碱地）维持着生活。面对村里封建势力的欺压，日本汉奸的横行，还有时不时土匪的袭击，15个春秋过去了，两个姐姐出嫁了，我家的境遇并没有什么好的改观，村里的大多数人仍在受着苦，在苦水中度日如年。而我家越发比别人不幸的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父母亲相继离开了人间，丢下了年幼无知的我和两个弟弟。
尤其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的姐姐伏在母亲尚存体温的遗体上，起初是一声撕肝裂腑的痛喊，随之而至的是一阵阵悲声恸放；到后来喉咙发干了，噪子发哑了，女性瘦弱的双肩也一个劲地在颤、在抖，浑身都不断地抽搐开来，但大颗的泪珠仍从她的眼眶中不断地涌出，在脸上流淌。我强忍着从心口深处汹涌而来的酸痛波涛，楞是把在眼眶中直打转的泪水咽了回去。此刻我的心里十分清楚：姐姐还没有从失父之痛中解脱出来，紧接着，母亲这么一去，给她的打击那是无法用言辞形容的。于是，只有一声声地哭喊。而自己自从父亲把这副不堪重负的生活但无可奈何地交与了我，再加上现在母亲亦弃世而去，面对着几间破土屋，以及还未成年的两个幼弟，作为一个长子，这对于今后意味着什么！
勤劳的一生、善良的一生、也是并不富裕的一生，父母双双去了。留给我的只有忠厚待人、正直处事的训诫和挑起生活重担的现实而已；虽然也曾有过浸透了祖辈血汗的十几亩好田，但村里有势力的人，从寡母弱子手中巧取豪夺了许多，所剩的只有给人放牛，打草买线，以弥补困窘不堪的光景了。
一天，比我年龄大一点的本家侄子云生格，一句神秘的话题，唤起了我生存下去的希望。到延安去！我的心头为之一亮。虽然也曾听说离此不远的塔布子村有乌兰夫的种种传闻，大青山有贾力更如问如何，但现在自己也要跟他们去一块儿干，这确实不免有些突然，不过这毕竟是自己盼望已久的事情。自云生格说过那个神秘的话题之后，我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主意已定，即义无反顾。这对于大多数蒙古人的性格而言是正确的。特别是当确定了将自己的生命与一种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目标时，显现出的是一种献身精神，甚至不惜肝脑涂地、抛尸沙场。祖先们处在逆境时，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其后代的脉管里流动着上一代人的血。
1939年7月的一个夜晚，在从北台基通往塔布子村的乡间小路上，我和云生格急匆匆地摸黑前行。约好的是贾力更在塔布子村等着我们。“前面一拐弯就可以见到贾力更了。”云生格边走边小声说。一拐弯儿，塔布子村几户人家从窗口透出少许微弱的光亮，在层层夜幕下显得格外注目。那天晚上，云生格和我会同了塔布子的布赫、云曙碧、云照光、云晨光等人后，在高粱地里坐了一夜，第二天又直奔另一接头地点—一小里素村。
小里素村没有几户人家。在一间较为宽敞一些的破屋中，炕上地下已有另外十多个人，也是有男有女。不一会儿，从外面进来个农民打扮的中年汉子：紫膛色的大方脸，突出宽大的前额上横着一对刷子似的浓眉，两道浓眉下藏着一对亮光四射的大眼；高高的鼻梁，宽厚的嘴巴，坚硬的方下巴缀满了黑黄色的短胡子；健壮敦实而不失聪慧睿智，让人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可亲的人。不用说，他也一定是蒙古人。云生格低声告我：“他叫刘卜一，蒙名奎壁”。“人都齐了。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刘卜一环视了全屋的人一周，发话了：“下面由贾力更给大家讲一下路上的注意事项。”
中等个头、浑身透着精明和干练的贾力更，不过三十多岁的人，但已是一个有着15年党龄的地下工作者了。此次他的任务是：负责组织护送绥远地区第一批蒙族青年学生赴延安；他十分相信，自己当年的老师、原广州农民讲习所所长—一毛泽东同志，会像1926年安排他自己那样，安排这伙人的一切的。
贾力更说话不多，却是干脆。他说：我们今晚必须赶到四先生窑子，路上大家三个一群，两个一队地走，有人问你干什么的？就说是“去逃荒”。等等。
使我没有想到的是，贾力更说完话，从人群中只扫了一眼，就指着我对大家说：“由他和我在前面带路，其余人按以上讲的办。出发！”
离开了小里素村，我心里纳闷了好一阵子，二十多个人中为什么单单让我跟他带路呢？贾力更并不认识我，这是怎么回事儿。但是纳闷归纳闷，我只是心里想想而已，至于贾力更交给我的一把蒙古刀和具体使用方法，我毫不含糊，没有一点儿怠慢。由于生疏、又是人们传说中的神秘人物交给的事儿，我不好多问，只是小心翼翼地按贾力更交给的方法，边走边扔路标——一节又一节的高粱杆儿，生怕发生半点差错。
一路上，贾力更不仅发挥着他特别善于观察动静的特长，还以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深入浅出地阐述革命的道理；既有言传，又有身教。
我紧跟在贾力更的后面，一步不落地走着。贾力更在前，身上带支短枪，机警地巡视着四周；我在后，怀里揣着贾力更交给我的蒙古刀，胳肢窝挟着许多用刀削成的高粱杆儿，并不时地往地上丢着，特别是遇到叉路或拐弯的地方。
初一看令人有些肃然起敬的贾力更，使我觉得有些神秘。一旦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路途，看起来这个有些神秘的人，更多的是对我兄长般的和蔼可亲。一路上，除了讲这讲那，还对我充满了关心和爱护，这除却父母在世时，有人曾如此这样过，由于我排行老大，父兄般的爱戴还并不多见。由于渐渐地熟悉起来，我的话也慢慢多了起来。两人边走边谈，有问有答。谈话的内容，越往后越是有关民族和国家以及传闻中的革命人物等事情多了起来，而在我们身后约一里开外的地方，沿着我们扔下的高粱杆儿，有三三两两的人影晃动着，时而还有人在低头寻找着什么。
贾力更和我心里十分明白，这是后面的人在辨认他们扔在地上的高粱杆儿标记，以确认由他们提供的消息：前方是否安全可靠，是该隐蔽还是疏散等等。
在往后的行程中，我通过对贾力更的询问，不仅粗知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还懂得了过去的私塾学堂和有关传闻以外的东西。与此同时，我才知道：这一行20余人，是内蒙古第一批赴延安的蒙古族青年、学生；去延安是要接受革命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还要进行军事训练以及如何抗战，打败日本鬼子的道理。这些对我来讲无疑是最需要的。
回想自己苦难的童年，特别是13岁那年进过一次“归化城”的所见所闻，我曾面对诸多不公平的事儿，有过抱打不平的举动，但任凭一个人如何勇敢无畏，究竟能有多大作用呢？他是有着自己的感触和体会的。记得儿时，他在北台基和伙伴们玩打仗的游戏时，我总是带领同伴们找那些横蛮不讲理的有钱人子弟干仗，特别是有谁被那些坏小子欺负了时，非找他们算账不可。由于我经常组织大伙行侠仗义、敢说敢干，严然成了一方“山大王”。那时，在伙伴们心目中，以为团长这个职务大概是最大的官了，因此，又根据他曾按当地风俗，为了长命而在一家姓刘人家中做干义子的经历，大伙儿尊称我“刘团长”
看起来，贾力更的话是对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并不能解决周围的不平，甚至连自己受苦、受气的面貌也改变不了，要彻底消除人间的不平，必须团结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走。贾力更一路上的话，对一个初踏征程的人，无疑是一种良好启蒙的开端。
“从内蒙古的西部地区到陕北的延安”，贾力更边走边望着四周的情况，并继续与我交谈：“要经过大半个土默川平原，还要斜穿鄂尔多斯，中间还要过黄河，然后经过黄土高原，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目的地。你能行吗？”话语中充满了关切。
“没问题！”我早为贾力更的言行所感染了，落落有声地答道。
“可我们要走的路，光直线距离就是1000多里呵！”贾力更近一步说，“问题是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走直线，除了路本身难行还将有许多敌人的盘查、障碍，甚至还可能遇到意外的危险。”
听了贾力更的问话，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怕这怕那，还能干成大事业！”
贾力更听了，满意地笑了。这一笑不要紧，反倒使我不好意思了起来。于是又补充说：“你不是讲，你的老师毛所长，带领红军去延安，一路上有那么多的艰难困苦都闯过去了吗？”
“是的，我们就是在学他们的样子干，即便前面遇到什么，我门也一定要尽快到达延安。”贾力更赞同地说。
按照在小里素村时预定的计划，三五人成一组，距离拉开到不易被人发觉是结伙而行的程度，但又必须保证绝对不能在途中丢失一个人。现在，这些人除贾力更和我在前带路并承担打探情况的任务外，在我们之后，约一里多的距离处，依次是：李永年、李文精、云治安、云成烈、巴增秀（女）、荣志忠、张玉庆、奇俊山、云生格、云曙碧（女）、布赫、云晨光、云照光、云祥生、云林秀、云玲（女）、赵俊峰、成义、朱玉珊、李桂茂。最后一人是张禄。
总计23人的队伍，首尾相接摆成约10多里的一个长阵。在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流动着；他们将汇入一个更大队伍中去，形成一种排山倒海之势，去冲击、荡涤各种陈旧的污泥浊水，直至冲坍三座大山，为荒芜已久的中华大地，冲积成一片新的绿洲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贾力更说过，路上可能要有意想不到的情况。事情果不出所料。
由于是个大阴天，当天空中的太阳，从阴沉沉的云雾中则透出那么一线微弱的光芒时，人们无法去判断是什么时候；但据贾力更和我说，这会儿是中午的时分了。说毕，他叫我用那把蒙古刀削一根较粗一点儿的麻杆儿，由他亲自制成一支短节，并拿出一支笔来，在一张纸上飞快地写了点什么，然后用两手迅速搓成一个卷儿，塞进麻杆儿里，又将两头的空口封好，将麻杆儿顺手扔到路边的地上。
看着十分随便地扔在路旁的麻杆儿，一般人会以为是个没有用的东西，好像过路人丢弃或者那家孩子玩腻了扔在一边的草棍什么的，要不是看着贾力更塞进了写着字的纸条，我也不会相信，除了要扔高粱杆儿做指示信号外，还有这么一手明堂呢。于是，我问道：“这是干啥”？“这叫‘麻秆送信”’，贾力更带着几分夸耀的神情，笑着答。那分明是说，不一定以后你也会用得着这类方法的。“可是，这信又送给谁呢？”
“这个收信的人呀，就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我似乎一下子又明白了许多。
原来，这支23人的队伍，是由贾力更、刘卜一、张禄他们三人，受中共绥远省委的领导和委托，组织并护送这批蒙古族青年奔赴延安的。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党中央以及毛泽东主席曾经明确指出过，大青山一带的武装斗争，应以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为原则，要特别注意吸收蒙族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参加工作；在斗争中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以适应发展着的形势需要，将来革命胜利之后，这批人都会成国家和民族的栋梁，新中国的一代中坚即在他们之中产生。另一方面，由于大青山根据地日益扩大，加之在残酷的斗争中，各级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牺牲很大，各方面都感到干部严重不足。因而培养干部，尤其是培养蒙古族干部，就成了一项异常迫切的任务。此外，一代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正以“复兴蒙古”为招牌，千方百计笼络蒙族青年，企图培植、拉拢人马。而国民党方面也以抗日为幌子，大肆欺骗拉拢青年到后套（即五原河套）就学，因此，这是在同敌人争夺接班人呢！
此次，组织护送青年学生的活动是经党组织精心安排的。护送人也是经过组织选拔的。贾力更、刘卜一、张禄三人是负责人，他们曾到国外留过学，又有十几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因此，在一路上他们的分工也很明确，由贾力更带着我当尖兵，每一个行动组里均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当组长，具体指挥行动；在整个队伍之后，又由张禄做断后工作；这种安排本身就是非常周密、谨慎的。其次，贾力更、刘卜一、张禄三人之间的配合十分默契，不显山不露水；就连原来那云生格说贾力更在塔布子的事儿，只是一种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活罢了。头一天，我以急切的心情，想一睹这位神秘的人物的风采，只是在次日晨的小里素村才得已实现。这种十分干练、处处透着机警的工作作风、给所有这批赴延安的人，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于刘卜一安顿完毕他们一行，又干什么去了，这只有贾力更和张禄知道，其余人就一概不晓得了。
阴天的黄昏，使天色比平时更早地黑暗了下来。这支首尾互不相见的队伍，在夜幕将要降下的时分，大部分进入了准格尔旗境内。
按照贾力更给张禄的“麻杆儿信”内容，要求大家在天黑下来时，赶到预定的打尖地休整一下；然后决定怎样过黄河的事情，这在整个征程中是重要的一环。
打尖的地点是一座靠近黄河的小村，名叫“四先生窑子”。借着大家陆续到四先生窑子的空当儿，贾力更在忙着给大家做饭。从半夜集合行动到现在，大家水米没沾牙，可是，在紧张地赶路时都不觉得肚子饿。一旦歇下来，大家的肚子都叫了起来，那“咕儿、咕儿”的肠鸣声，彼此都听得真真切切。
好在老贾对这一带太熟悉了，借一些小米熬一锅粥是不成问题的。使他担心的是，还有七八个人还没能赶上来，尽管他了解张禄是会处理好一切的。但经验告诉他，此时此地绝非大意之处，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大错，大意失荆州啊！
贾力更见后面的人还没到齐，便立即让我返出村外去接应。
常言说得好，不怕请人，就怕等人。等待，在焦急中折磨着每一个人的心，火烧火燎的滋味儿，使咕咕直叫的肚肠顿失了再继续叫下去的勇气。大伙儿担心着同伴的安全，都无心去喝粥，老贾催促再三也无济于事，他为大伙儿的齐心劲头感动了。
“还是先吃点东西吧，他们一定会到的。”此刻，贾力更在安慰人们的同时，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些家伙儿们到了延安定不会孬！有这股齐心协力的劲儿就足矣。
“到了！”随着声音，我一溜儿风似的跑进院子里来，后面的人都到了。
正待我们在喝粥时，“不许动！”随着一声突如其来的喊声，紧接着是“哗啦”、“哗啦”的拉枪拴声。循着音响望去，几个凶神恶煞似的家伙，正端枪指着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准格尔王爷奇子祥的部下。贾力更乘这些兵没防备，肩膀上搭了一块毛巾，端了一盆稀饭，溜出了院子，他把稀饭盆一扔，迅速通知在旁边院子里的人转移。我们二十多人被他们带到一个房子里关押起来。多亏李文精和这个王爷在绥远一块读过书，奇子祥放了我们，还派家兵护送我们到黄河渡口。但贾力更等几个转移的人却没有到渡口，他们跑回土默特旗，商量如何解救这批人。
张禄面对这种情况，做出决定说：第一、立即设法渡河，首先解决船只；第二、渡河分批进行，以免再次发生意外；第三、选派一人留守此地，充任联络员，其任务是等候其余的人，直至全部到齐后再过河。
我自告奋勇地担任了联络员的工作。二十多个人，有十多个由张禄率领过河去了。我被留了下来，并被安排在离黄河北岸不远的一个小村——小先生窑子，住入村中一户孀妇人家。
贾力更为什么没有来呢？正当我在小先生窑子苦苦地等到20多天的时候，从对岸传来了张禄的指示：你的任务己完成，迅速同来人一道过河。
原来，贾力更与布赫、云生格、云祥生等人脱险后，为了避免被抓的一伙人落入敌手，正与刘卜—一道，多方联系展开营救工作；尔后听说了有惊无险的经过，才松了一口气；而贾力更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没能再来，只是把失散的人重新组织到黄河边上来，要他们一同与我渡河。
小船在河上一开始是较顺利的，无风也无浪，几个人正要庆幸上岸时，船却不动了。望着离岸还数十步之遥的水面，人们再也“庆幸”不起来了。
应当说过黄河那是一种有着灭顶之灾的后怕。当在小船上的几个人，对着滔滔黄河水，面带难色的时候，船工说了声搁浅了的话，我当实也没想其他，只是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于是就跳进了水中，也就那么一推，而且只是推了一下，船儿就又可以前行了。但也就是这么一下，由于用力过猛，我闪脱了，险些一头栽入水中。要不是云生格及时伸出了一只手抓住我，此刻说不定我真的像李白诗中描绘的那样“黄河之水天上来，流入东海不复还”了。
二、看到宝塔山
这里，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不但天空高远洁净，空气也显得格外清新。一些知名和不知名的小鸟，或昂头在枝头鸣叫，或展翅飞过树丛，均是自由自在神气活现。我和成义、李文精、云照光等22人，刚踏上能望见宝塔尖的一座土岭，就为眼前的秋景迷住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山遍野的酸枣，红红的缀满了山坡，远远望去如朝霞一般壮丽；再登上一个高一点的坡，延安就展现在眼前了。在层层叠叠的群山峻岭中，耸立着巍巍的宝塔山，脚下蜿蜒的延河水，在信天游的歌声中，弯弯曲曲，孱孱淌过……
也许是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的太久？也许是一直在灰朦朦的阴天里路子走的太长？或许是因为到达目的地之后心情过分喜悦？反正人们面对眼前的一切，均感到新鲜、舒畅，就连山沟两边上上下下，坑坑洼洼，一排排一孔孔窑洞都感到新颖可爱，至于一队队头戴八角帽、身着灰制服，背着庄稼行走的人们更是那么可亲可敬。想到此，我心里越发亮堂起来。
清晨的太阳，像车轱辘那么大，如熔化的铁水一般鲜红，打正东方的山脊上，从若有若无的薄雾中闪现出来了。整个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窑洞，不！是整个延安的山峦，一沟一坎、一坡一凹、一峰一崖……都呈现在一片灿烂的霞光之中。
《水浒》中有“王教头私奔延安府”的故事，曾对延安有过一定的描述，那时的延安城，不仅地处三川之河的汇合处，还控制东、南、北三面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还是座城池。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万里晴空，秋高气爽。据那位人称“老八路”的招待所所长通知：下午2点，将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接见并讲话。当我简单整理了一下窑洞的内务并和成义互相整理了一遍身上的衣服走出来时，看到张禄、赵俊峰、奇俊山、李桂茂、李永年、李文精、云生格、云照光、云治安等人己经在窑洞前的土坪上集合好了。
几天来，大家一直处在欢愉之中，先是延安一草一木的新鲜感，稍后是中组部的热情接待，紧接着就是共产党中央大干部的接见讲话，不免使得人们激动、兴奋。会场上的气氛自然是平和热烈的，甚至还由于兴奋略带些紧张，可不是吗？就连那位平时见多识广、爱说爱笑的“大家闺秀”巴增秀也非常严肃地与云曙碧、云玲她们站在一处准备认真地听讲，其中云曙碧还带了笔和小本子。
李富春站在土坪上，他40多岁模样，光着头，赤脚穿一双草鞋，穿一身粗糙的灰制服。当中组部招待所的负责人介绍后，李富春往前跨了两步，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说道：“首先，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热烈欢迎同志们来延安学习、工作！”如果不是招待所的这位“老八路”介绍和李富春本人讲代表毛主席欢迎的话，人们真不敢信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是共产党中央的高级干部。
李部长接着说：“延安的情形经过同志们几天来的耳闻目睹，应该说有一点了解了。但让同志们来不是仅仅了解一下延安就完成任务了。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简单一些讲就是学习本领，建设边区，而且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战斗，在学中干，干中学；我们不仅要建设好边区，更重要的是学好本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好整个中国”！
说到这里，李富春握紧右拳，在空中非常有力挥了一下继续讲道：“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抗大已有近2000名学员了，其中有500多人选入了党校。在我们这些学员中，全国各地的都有，还有来自香港、台湾的青年人，甚至还有个别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子女来延安求学深造的。今天又增添了你们这一新的力量—一蒙古族，今后还将要有回族、藏族等其它兄弟民族来到这里，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共同翻身解放而奋斗！”当李富春部长用蒙古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话激励大家时，我们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当天夜里，在窑洞里，土炕上铺着麦秸儿。这伙从内蒙草原上来的人早已吵成了一锅，尤其是巴增秀的嗓门最高，像林中的画眉鸟，只管自己鸣叫，根本不顾别人听与不听。主持会的张禄与李永年他们几个盘腿坐在麦秸儿上，脸上露着会意的微笑，静静地倾听着众人的发言，那怕是脸红脖子粗的争吵也都听得有滋有味。
最活跃的巴增秀时而演说，时而又抒情；云祥生、成义、李桂茂他们几个当过小长工的人联系自己的身世，结合初到延安的见闻，特别是李富春部长的讲话内容，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尽管谈不上有什么逻辑性，但还是在张禄的再三启发下，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把讨论会开得有声有色。老实巴交的云生格虽然没巴增秀那样高谈阔论，也不像云祥生、成义、奇俊山、李桂茂的话多，只说了句：“反正来了，咱们就听党的话，好好干！”李文精越发简单，他只是附和了一声，“对，好好干！”就算完成了发言。也许这就是蒙古人的性格吧，他们不屑表白自己，而把许许多多要说的话深深地埋在心底，通常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完成誓言。
突然，一声长长的防空警报拉响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由远而近的飞机马达轰鸣。“轰轰”的炸弹爆炸声。窑洞里没轮上发言的云玲、云照光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住了，就连平时较为胆大的巴增秀也险些从炕沿上跌下来。
三、陕公五十五队的诞生
1939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主席46岁的生日。毛泽东主席在枣园一孔窑洞里邀请了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陈云、李富春几位吃着‘长寿面’。席间，朱德问李富春：“住在你那里的绥远娃该送到我们抗大来了吧。”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常常从李部长那儿要人，眼下又是培养抗日人才的紧要关头，所以他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李富春回道：“我这几天也正要考虑，该把他们安排在抗大呢？还是送中央党校呢？”
毛泽东主席听着朱、李二人的话，没说什么，只是朝周恩来看了看，似乎是在用目光询问他的意见。毛周合作以来，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总是配合相当默契的，以至一种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均能露出对方的意图来。培养人是个大事情，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当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分别在湖南和天津从事“新民学会”、“党悟社”的时候，就曾组织了一批人马分赴欧洲、苏联等国学习、考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又派许多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学习，刚到延安不久就立即上马抗日军政大学；而且通过上述工作的经验表明：这样做是成功的。目前，革命事业要发展扩大，必须还要培训更多的各种人才了，以适应将来的需要。
“我看还是先恢复陕北公学吧。”周恩来用征求意见的口气说。“嗯，这样做很好。”毛泽东拍板了。
陕北公学坐落在杨家岭北面的荒山之中，当地老乡才不承认这里有什么学府之类的玩意儿，他们仍然按祖上给它起的名儿称谓这里——杜家沟。
其实老乡们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半山腰大约有三十多孔赶入冬前才打好的窑洞，门窗是有了，但麻纸还没糊上，唯一的装饰品就是那每个窗上按着的木制五角星。在山下有一块稍为平整点的荒滩上，盖有十来间土房，它用场那就大啦。什么厨房、仓库、办公室都是它，有时还要在这里召集会议，甚至是相当重要的会议，当然还要作教室用。至于课桌，那愈发没得说，两个小土墩子，上面放一块窄窄的小木板儿，要想在上面写字时，你必须写一行就把纸往前移动一下，就像在缝纫机上操作一般；小凳子不足以和这些所谓“课桌”配套时，就用石头砌，反正原料不会缺就是了。也难怪老乡不认这是什么学校哩。
我是随中组部派出的一辆胶轮大车先走的，帮助两位赶车人一路照管车上的行李等物品。车上坐着云玲、云曙碧两个女的，年龄较小的云照光也坐在高高的行李垛上，他一路东张西望，饱览沿途还没有融尽的残雪山景，倒也自在。二十余里的山路，我是一直跟在车后走过来的，因为在离开中组部招待所时，张禄嘱咐我要保证车上的行李不能丢失。
我对张禄的话丝毫没有怠慢，自从知道了张禄和贾力更一样早已是共产党员那天起，心目中的张禄几乎与贾力更一样，占居着重要的位置。此次在通往陕北公学的路上，我就像从伊盟往延安的路上执行贾力更的任务一样，对待张禄今天交给的事。半路上云曙碧、云照光几次招呼一同坐车，我笑一笑算是作答了。赶车的两位同志也曾告诉我“东西不会丢，有我们呢，你上来吧。”我说：“我喜欢走，走起路来比坐车暖和。”我就有这么股劲儿，凡是党组织或上级领导交给的工作，那怕是一件小事儿，都要认真对待。这也许是从贾力更让我扔高粱秆做路标那里得到的启示吧；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也为我以后继续的发扬光大垫了底儿，贯穿在我漫长的生活道路和政治生涯之中。
响午时分，三套马的胶轮车终于在这几间多功能的土平房前停了下来，大队人马早就抄近道赶来了。陕北公学就是随我们这辆胶轮车以及一群学员的到来恢复起来的。不用愁没活干，行李只能够卸在山脚下，我带头扛了一大卷，云碧曙，云玲也拿较轻的物品往半山腰搬运，云照光留守看行李。
四人住一孔窑洞，每个人15斤蒲草。当我们搬了一趟行李的时候，李永年他们正和张禄给学员们分配住房和铺炕草，其它人已经开始糊窗纸，打扫窑洞了。人人都有事情做，我们只好一趟一趟地往山上搬行李了。
按陕公的队制序列编排，从内蒙来的这批人是第55队（原来的陕北公学是从1队办到54队，于1938年开到前方，改为华北联大。因此，55队是恢复后的陕公第一队，往后还有56、57队等等）。这时的55队已是三十多个人了，三十几人的行李虽然都简单的可怜，但架不住需要来来回回走山路搬腾，等把最后一卷行李往地上一撂时，我顺势仰面朝天躺在了那堆行李上面，这时才感觉到又累又饿，原来我们几个跟马车走的人，因为一大早就赶路，到现在还没有吃任何东西呢？折腾到大半夜，总算安顿下来了。我们在山下那排多功能平房里吃了点小米饭加盐水煮黑豆，便呼呼大睡去了。
入前才打好的窑，潮气十足，一觉醒来，大家的被褥仿佛是打蒸笼里取出来的，湿漉漉的。于是，这早晨起来的首要工作就是先把蒲草、被褥晾在外面。接下来带上毛巾、牙具整队到二里开外的河滩上出操跑步，顺便就用这延河水洗脸、漱口。返回住地时，还要抬水回来，这一天连吃带用的水就都是它了。这就是延河水的作用！延河水看上去并不那么清净，更无多少美景可言，但它就是在这儿生活、学习、战斗的人们的伙伴，与他们一起唱歌、欢笑，也曾与他们一同焦虑、惆怅。难怪从鲁艺毕业的文艺家们，总要说他们是喝延河水长大的，因为是出自艺术家之口，往往容易使人们误认为只是一种夸张或形象化说法，可是到过延安的人包括在陕公55队生活过的人来看，讲“喝延河水长大”却是一句大实话。
陕公的第一顿早饭照例是小米，昨晚的盐水煮豆也没有了。操一口陕北方言的炊事员老头给大家端来一碗用延河水化成的盐汤解释道：“尔个黑豆是十天半月才吃上一顿儿的，平素口淡了这盐汤挺管用的。”说毕，这老头似乎觉得没完全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于是又补充说“不过你们还挺有口福，上级对俺说，要每个月给你们吃顿蒸馍和萝卜汤哩！”其实，根本无须解释，只要看看这厨房就够了，这里的伙食绝不会比中组部招待所好的。伙食单调也倒罢了，这一日三餐，三上三下的山路看来也够考验人的，除非你不来吃饭。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面积12．96平方公里，人口不过150万，地瘠民贫是闻名的。看来这陕公的条件是差了点，但谁也没把它放在心里。相反都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学知识、学本领的地方感到高兴。每天一早一晚领队点名时，大家总要唱几首歌，无论是《陕公校歌》、《黄河大合唱》；还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义勇军进行曲》什么的，只要唱总是那么慷慨激昂、精神抖擞。这歌声，越过山岗、跨过延河，在黄士高原的上空回荡着……
我们所在的陕公55队，经过一段学习，由校长罗迈（李维汉）根据原有文化程度分成两个班，一为中学班，一为小学班。这小学班，又分为两拨儿，其中之一干脆是识字班。
面对简陋的校舍，极差的伙食，除了个别人暗自想家外，55队大多数人没有丝毫叫苦叫累的表现。相反，由于热情高涨，精神饱满，干起活儿来敢打敢冲，学习上钻劲实足。因而深得罗校长喜爱，曾数次在陕公大会表扬过，有一次还获得一张奖状呢！课余时间，55队也非常活跃，除了积极参加陕公的集体活动外，还经常出墙报，每逢节日，还扭秧歌，演戏剧。
在陕公学习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彭德怀、张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贺龙、王震、刘少奇、洛甫、蔡畅等领导同志都去看过我们，有的还给我们上过课。
然而，在陕公55队的人们眼里，除在这些教员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第一位教员，这位教员在从我们一踏上延安的路时即讲授了他的第一课，不过他没有使用一般教学时所使用的教室，也没有黑板和课本，甚至没有能够把人们更多地集中到一块儿，给统一解难答疑释惑，而是用一种直观的形象，用一种行动，给其弟子们上了最深动的一课。这个教员就是毛泽东在1926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六个星期的学生——贾力更。陕公55队的学员，无时不在念切着他：贾老师，你什么时候也来陕公，再给我们上课呢？
陕公55队的学员们坚信这一点，贾老师一定会来延安的！
陕公55队所学的知识就像宝塔山下的延河，是多用途的，像杜家沟的那排小土房是多功能的一样。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帮人上马可以驱除寇匪，下马能安民扶危，能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保卫国家于海防疆场，进城可领导一个钢铁都市；既可以全盘指挥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又能驾驭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复杂局面，然而也就是这部分人，既便是进了中央机关，也仍然两袖清风、忧国忧民。如果说有那些学者、教授书写了一本叫做中国现代史的书；那么，完全可以这样说：延安人就创造了这段历史！而且还在继续创造着历史！而就在这历史的舞台上，有你、有我，有他。由他们演出的一幕幕活剧，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之间，拨动着亿万人的心弦。这倒不在乎你认可与不认可它，就像那位陕北老乡不承认陕公是座学校而一直称作杜家沟一样。
唱歌，成了陕公55队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课。老师每天都教，学员经常地唱。《陕公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毕业歌》等等，一早起来、出操训练是为之晨歌，中午饭前和晚上点名时各有一首，从不间断。上课或集会前更是你唱我和，互相对歌，有挑战者必有应战者，啦啦队在无人组织的情况下就产生了。
四、难忘的日子
愉快的时光总是要过的快些。转眼间，1941年春天到了，这年的春寒格外长。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狂已极，希特勒的德国在欧洲占领了十个国家后，仍在蠢蠢欲动，企图把战火引向苏俄，而另一个在东方的战争魔王——日本，则不断从太平洋一带与英、美展开殖民的争夺战，造成了对整个中华大地的包围势态，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极端艰苦的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成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梦想迅速灭亡中国，因此，对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日本侵略者集中了三分之二的侵华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轮番的“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散步鼠疫病菌，施放毒气，残酷制造无人区，妄图摧毁解放区。其中，仅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扫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的达174次，比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总人数达83万多人，比前两年增加一倍。
德、日法西斯的猖獗，促使国民党内部投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调遣一二十万大军包围封锁解放区；另一方面采取所谓“曲线救国”的办法，指使大批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充当伪军，与日军勾结进攻解放区。直至创下了这样的记录：先后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二十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达50万人，占80万伪军的百分之二十六左右。
由于日、伪的重复围攻，整个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陷入非常严重的困境。
1941年的这个春天，对于陕公55队的每一个人都是永生难忘的一个季节：
1月。连着几场大雪，使黄土高原失去了“山舞银蛇、原驰腊象”的美感，因为春寒积雪久久不去，天空阴云密布，使人感到寒气异常逼人。比自然界的气候给人以更为恶劣的感觉是局势，人们从延安的《解放日报》上，从老师的政治时事课上，从领导的形势报告得知：华北吃紧！解放区面积在日益缩小，根据地连续减少，八路军新四军及所有人民的力量在下降。而陕公55队及整个陕公和延安的现实是——由于解放区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供给发生了危机。
2月。从鄂尔多斯又来了一批青年，陕公的人一下增加了许多。此外，除了蒙古族还有一些其它民族的青年，使整个学校的人数由原有的300余人，猛增了一倍，其中，光蒙古族、藏族、苗族、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学员就有近200人。于是，领导决定：专门成立陕公民族部，以便集中管理和教学。同时即从陕公的大灶分出，另设一个食堂起伙，随之民族部的地址，也从杜家沟搬至沟东山梁下新挖的窑洞里。看来这是件好事，人多力量大嘛！
可是，这春寒的最后一个月，却成了陕公55队最痛心的日子。
上旬，云青、叶石础、李丰等人来延安，并带来消息说：贾力更、李森等人过几天也要调延安学习了。我们听后，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心中盼望已久的老师，就要来到眼前了，怎么能不兴奋呢。
中旬，人们在盼望中渡过了十来天。
下旬，55队的人们由渴望变成了焦躁不安：莫非老贾他们又在路上出了事不成？继而又想只要能安全转移总是还能见上面的！
3月末的一天，55队的人们终于等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消息：老贾同志被敌人杀害了！
消息是由李森、赵诚以及一道来延安学习的几位青年学生带来的。人们听后。立时震惊了：歌声没有了，笑语也停止了，许多人连饭都不想吃了；正在干着活儿的我们几个，扔下手里的活儿，朝着刚到的人围拢过来，当听到来人中不知是谁先说了一句：老贾牺牲了——
我听后一愣，好像后脑被重重的击了一下似的，耳朵嗡地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自从踏上奔延安的路，我与贾力更接触时间最长，他给我讲的事也最多，自然受的影响也最大；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亲如兄长的贾力更同志，想不到短暂的相识竟成了永别。
几天来人们再无心上课，陕公领导安排李森、赵诚以及同来的浩帆、潮洛蒙几个青年给大家讲述贾力更同志的生平和牺牲经过，并召开了“贾力更同志追悼大会”，以告慰烈士，激发后人。
追悼会前几天，赵诚等人介绍了贾力更同志牺牲的经过。事情是这样的：
在日寇的大扫荡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在更加艰苦的岁月里，为了保存干部，党中央派西北局干部孔飞传达指示说，暂时撤离大青山，民族干部前往延安学习。当时绥西党组织决定贾力更、李森等人一同回延安；临行前，大家商议再动员一些青年学生来延安。
3月下旬，贾力更、李森等人带着浩帆、潮洛蒙几个青年出发，来到骑兵三团的驻地——黄土梁。骑兵三团朱有德团长和事先按通知在那里接受训练的地下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了饭菜。下午4时许，大家正在吃饭，突然从前山传来两声哨兵报警的枪声。
原来，大批的鬼子和伪军已从三面包抄过来。老贾对有些紧张的人们说，不要怕，大家听从指挥马上转移！敌人进山是盲人骑瞎马，没什么了不起。他使大家很快镇静了下来，都迅速作了撤离的准备。
在姚司令的指挥下，朱有德团长率领战士们还击敌人去了。贾力更同志带领大家，牵着马向左侧的山梁撤去。可是当撤到离山梁不远的地方时，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从东北方向来的敌人已封锁了去路，密集的子弹打在岩石上，火星四溅。由于前进受阻，人们只好停在山上土窪的桦林中。此时，贾力更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如不尽快突围出去，待敌人合围过来，后果将是严重的。紧迫的形势容不得他多想，久经战火的老贾一面沉着自如地观察着火力的方向，选择突围的路线。大家终于在老贾的掩护下，不失巧秒地利用灌木丛和山岩作掩护，迅速地通过了开阔地。
当人们逃离危险区进入朝天沟之后，敌人已经追近了。此时，贾力更同志想到自己的菊花青马还在一棵桦树上拴着，马背上驮着要带往延安的大烟土，那是绥西人民支援抗战给党中央送上的一片心意啊！无论如何也不能落人敌手。于是，老贾把带领青年学生继续前进的任务交给了李森等同志，他自己毫不犹豫地一转身又返回了桦林中，从树上解下缰绳，飞跃上马，再猛加一鞭，菊花青箭一般地冲进了那片开阔地。就在贾力更骑马奔上山梁的一刹那，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咬着牙一边用短枪回击着鬼子，一边仍继续快马加鞭，菊花青驮着主人如雷电一般从敌群中冲过。“哒、哒……”一排更为密集的子弹，一齐射向了他，我们的英雄终于跌倒在马背上。敌人走了，大家追上去把他从马背上扶下来，只见殷红的鲜血从贾力更同志的胸前不断涌出，洒在了山岩上，染红了四周的野草。
老贾！老贾！山谷中回荡着一声声悲切的呼唤声。贾力更同志努力地微微睁开了眼睛，当看到同志们都安然无恙时，嘴角略微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只是脸上泛起了笑容，他慢慢地合上了两眼……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蒙古族和广大劳苦大众的优秀儿子贾力更同志，为民族和国家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才34岁。
赵诚的讲述，仿佛把人们带到大青山，贾力更同志牺牲的场面似乎就在眼前。人们静静地听着，哭声和眼泪没有了，周围只有互相闻到的呼吸喘息声。此时，人们已把悲愤转为仇恨，化做了一股股力量。从人们的表情看，有的抬起头望着远处的天空，有的仍痴呆呆地盯着地上的黄土，脸色发青，有的脸红的像关云长，全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部。
在追悼会上，一道来延安的青年学生代表浩帆讲了话。浩帆叙述了他在贾力更同志动员并带领下走上了延安之路的过程后，临末，浩帆用一句代表所有来延安的青年心声的话，结束了他的叙述：老贾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贾力更同志牺牲后，中共绥蒙区党委和大青山骑兵司令部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朝天沟的一个山洞里。大青山以及晋西北根据地分别举行了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贾力更烈士，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们一致表示：“要踏着贾力更烈士的血迹，坚决革命到底！”姚司令员曾高度赞扬贾力更，他说：“过去蒙古有个铁木真，现在，贾力更就是我们的铁木真。他牺牲了，我们的铁木真没有了”！杨植霖在其《英雄篇章》一书中也曾写道：“应该大书特书我们的伟大战士，蒙古族的儿子贾力更同志！”“他是最优秀的民族干部，对抗日战争有极大的贡献”。“应该垂庄史册”。
在延安为贾力更同志举行的追悼会是继大青山、晋西北根据地追悼会之后的又一次悼念活动。参加这次追悼会有中共绥远区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代表白如冰、张达志、于占彪、杨植霖、姚喆等同志；和调赴延安学习的干部李森、奎壁、赵诚等同志，此外，就是人数最多的陕公55队的学员及往后陆续进入陕公民族部的青年学生等等。
追悼会结束了，但贾力更同志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当晚，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和贾力更同志之间的接触虽然谈不上很长，但贾力更那种革命引路人的言行给自己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种印象永生不忘。经过来延安的路途中，贾力更带领自己一道放置前进、隐蔽和疏散的标记等工作，亲自目睹他在敌人眼皮之下脱身的机警勇敢行为和吃苦在前、危险在先的身教言传，我从他身上开始了解了一个革命者应该是怎样的人，从而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做。
到延安这两年来，又直接接受的是革命知识的教育，与此同时，有关贾力更同志的革命生涯我知道得更多了。贾力更同志不仅是我们蒙古族的英雄，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战士，是每一个革命者的光辉榜样。我决心像他那样，做一个为民族和国家的共同解放而奋斗的勇士，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建设一个新中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贾力更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五、在延安学习的收获
1941年秋，我们陕公55队的学员转入了新成立的旨在培养各少数民族与做少数民族工作干部、使之成为抗战和建国骨干为主的最高学府一—延安民族学院。这里以文化程度工作经验和各民族风俗习惯等进行学员编排，包括有蒙、满。回、苗、汉、彝及东乡8个民族，近400人。学院为学员制定了一套具体的教学计划，设置了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简史（重点是“中国革命史”部分）、政治理论（含哲学、政治经济学常识，当时称“社会经济学”；主要讲马克思、列宁有关革命斗争方面的内容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学说、时事政策等）、文化课（汉语文为主）、民族语言文学课等课程。此外，还有群众性的学术研究社团，隶属于学院学生会领导之下，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学员可根据各人的不同爱好和特长，参与各种不同的学术小组活动；而这些学术活动小组，尽管条件有限，但在时常到鲁艺讲学的矛盾，郭沫若、赵树理、柯兰、马峰、李季、柯仲平、丁玲、肖三、肖军等一大批当代中国的文人影响下，活动非常活跃。其中有诗歌小组，在诗歌小组中还分为新诗和古诗两伙；文学小组中又有散文、小说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充实了文化生活的内容，还弥补了课堂学习的不足，使人们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后来，我们还参加了南泥湾烧木炭、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
1945年，我们的学业结束了。这时的延安，包括第一批到达的蒙古族青年学生在内，连同后来陆续前来学习、工作的干部和青年学生，光从内蒙古西部地区奔赴而来的就有100余人。再加上比我们这一批早到延安的另外5人，总计108人。在这些人中，少数民族为79人，占总人数的80%，其中，蒙古族77人，满族2人。在这108人中，女性人数为24人，约占30%。按到达延安的时间算起，年龄最大的为39岁，最小的为13岁。
来到延安6个年头以来的进步和成长，集中地体现在我们由刚来时对革命还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而今天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但追溯我们每个人的入党时间和具体情况，又都是各自不同的。
有些人加入党组织较早，有一些人则是因为在整风运动期间，党中央决定暂时停止了发展党员的原因，因而使得加入组织的时间推迟至1944年或1945年。
我的入党是在延安民族学院的球场上。那一天，云一立代表党组织把正在球场上练习投篮的我找去谈话。当他把党组织的意图讲完后，我说：“我认真学习了党章，觉得自己还不够加入组织的条件，还需要努力赶上，坚决做到党章上所规定的一切。”这很有点像徐特立所讲的那样。徐特立曾在回忆他的入党情形时写道；51岁前我没有入党要求，自以为资格不够，只是努力工作。
我当时的想法是，凡党章上所规定的，必须严格做到，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正如我刚到延安时所闹的笑话一样：在学员填表时，我虽然没有像那位女学员，根据自己的丈夫是党员就在自己的政治面貌一栏里填上了党员；但我在填写家庭出身一栏时，既没有和别人商量，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家境艰难，只根据自家曾有过几亩土地，就填写了家庭出身是“地主”，而且还认为大概土地多是大地主，土地少是小地主，所以十分认真地给自己填写成“小地主”。
通过在这里一大批高师的指点，尤其是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实践磨练，再加上个人的刻苦努力，学员们的以思想境界、知识水平，还有本民族所特有的传统美德，这班人马已是今非昔比了；6年之前奔延安时的那种单纯谋生的青年人，已成为自觉的抗日救国的革命战士了。
从4月23日“七大”开幕后，民族学院的校园里就开始议论纷纷。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常在一起嘀咕什么；有的人还向院领导打听；“何时让我们重返家乡？”“赶紧上前线打鬼子吧，不然我们就没有杀敌的机会了。”种种迹象表明，这伙报效祖国的激情接捺不住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求在民族解放，国家振兴上一显身手绝非仅仅是形容词而已。然而，这种冲动绝不是单单因为春夏更替的季节变换而引起的，是为一种高于国恨家仇和民族愤之上的东西，为一种来自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思想所支配着，甚至还有来自心灵深处的一种血液的成份在召唤着他们，而且是如此强烈地召唤着他们，以至于任何力量都难以制止，如山崩地裂一样不可阻挡。
同学们！大家起来，
奔向那抗日战争前方，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毕业之歌》和《大刀进行由》两首歌曲，此起彼伏。连日来，人们所唱的歌似乎只有这两首了，他们希望着这两支带着真情实感的歌，使领导能理解每个人的心情，从而让领导早一天下令，使歌词成为现实。
决心书、请战书纷纷上交到指导老师和院领导那里。院领导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在紧张地做着学员离校的工作。
我在离开民院时的个人总结，是一篇近20页、约10000余字的文字。全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对自己至记事以来，亲身经历的回顾；并通过这样的回顾，进而讲了对国恨、家仇和民族危机等一系列目睹事实的感受。
第二、总结到延安近六年来，在思想觉悟、文化知识、生产斗争、思想斗争等方面的收获；重点谈了在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中各方面得到的锻炼和提高，尤其用很大的篇幅讲述了：经过整风运动这一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目己的学习体会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念。此外，还运用所学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并结合学习、劳动和军事训练以及调查研究等实践活动，分析了进入1945年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未来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在这部分的最后，还谈了自己对未来中国革命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认识等等。
第三，听从党的召唤和服从学院党组织安排，表示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国为民不惜流血牺牲的决心。
1945年8月，我结束了在延安的学习，按照党的指示，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开展对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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