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太行山到武夷山——随“长江支队”南下入闽纪实（赵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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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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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中原、华北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取得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党中央和毛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召，同时决定从老解放区选调大批优秀干部随军南下，迅速接管新解放区的广大城市和乡村，开展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从太行和太岳两个老解放区选调四千多名干部，组成南下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四级党、政、军、群成套班子，随军南下。当时我正担任安阳市公安局长，也被抽调随军南下。
一、千里南下奔福建
接到调令后，我立即交代了工作，迅速到南下干部集结地武安报到。南下区党委组织部将我分配到三地委（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三大队）任公安处长。南下区党委下辖六个地委，每个地委辖五个县，每县辖五至九个区，每县编120人左右。
这次选调干部，任务重、时间短、要求急。任务确定后，两个区党委紧张地着手落实。为解决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组织上决定对南下干部提出五点照顾：
1、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
2、家庭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
3、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
4、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以批准回去探亲；
5、女干部不能跟队行军的暂不南下，等新区环境安定后，派专人来接。
1949年3月19日，太岳区南下干部从长治出发，于22日到达武安县，与太行区南下干部会合。3月30日，南下区党委在武安召开第一次南下干部大会。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同志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接着，南下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壁布置学习，要求大家认真学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精神；弄清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学好军事知识。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尚之宣布了南下区党委、行署、军区及地专领导名单。为了保密和行军方便，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简称“长江支队”。区党委、行署下辖6个地专，改称6个大队，专员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政委。30个县，改称30个中队，县长任中队长，县委书记任教导员。199个区，改称199个小队，区长任小队长，区委书记任指导员。还有区党委、行署、军区3个直属中队和6个地专直属中队。我所在的三地委是第三大队，政委贾久民，大队长候国英。我担任直属中队的指导员。
4月24日凌晨，这支4100多人的队伍，在军号声中出发，开始南下长途徒步行军。经过10天的行军，大队于5月3日下午4时赶到黄河北岸的老田庵车站。当晚，我们乘坐一列货车，夜过郑州，转向陇海线，经开封、徐州等地，于5日中午到达淮河北岸，因淮河大桥被敌人破坏，火车无法通行，大队人马只好下车步行，从浮桥上走过，在蚌埠宿营。长江支队在这里的食宿，均由前线兵站负责安排。我们在此休整了3天，清理了个人卫生、理发、洗澡、洗衣服。5月8日，大队人马从蚌埠乘火车继续南下，行至嘉山时，因铁路被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破坏，我们又开始步行。5月12日中午抵达长江北岸的浦口，下午3时起，长江支队全体人马乘轮渡渡过长江，进入南京下关码头。长江支队在南京的食宿，是由二野前线供给部部长张霖之、副部长谭印月安排的。我们三大队住在下关码头的仓库里。第二天，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来看望支队领导和介绍南京情况。在南京待命期间，支队组织我们参观了南京的名胜古迹。
5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野战军的电报中部署：1、着三野十兵团提早入闽，争取六、七两个月解放福建；2、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
我军渡江后，党中央的军事部署是由二野控制浙赣铁路配合三野作战，以防美国武装干涉，尔后进军西南；由二野控制京沪铁路线，攻占上海，解放沪杭地区；由四野进攻武汉，直下中南。由于党中央正确的领导，美国未敢出兵干涉。5月23日下午，长江支队全部人马奉命从南京乘火车出发，24日抵达苏州。长江支队到达苏州后不久，陈毅司令员指挥三野于5月27日解放了上海。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决定，长江支队随三野十兵团进军福建。
6月初，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温仰春来苏州了解长江支队的干部情况，并传达了华东局的四点指示：1、长江支队七月随十兵团进军福建；2、因接管福建干部不够用，从华东地区再抽一批干部随长江支队进福建；3、原从长江支队调给华野后勤支前的六大队，回长江支队，随长江支队南下福建；4、从长江支队抽调一批县主要干部去上海带领上海知识青年随军南下福建服务团。
6月12日，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来到苏州，给长江支队干部作《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通报了全国的情况后，他代表华东局向我们作了到福建去的动员。他说，华东局报党中央批准，要长江支队去接管福建。福建话难懂，工作不好做，困难比较多。福建有三多：山多、雨多、蚊子多。但山大，不比太行山大，山上有木材、竹子、茶叶，是富山，山青水秀。福建是革命老区，那里的人民盼望我们，他们欢迎我们去。老区群众觉悟高，会支持我们的。去了要先接管城市、乡村，积极恢复生产，恢复工商业，繁荣市场。随后，三野十兵团为我们长江支队每人发了一本《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全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
7月13日，长江支队随十兵团进军福建。当时，因沪杭铁路还未正式通车，加上军运任务繁忙，长江支队人马只好采取水陆并进。一部分同志乘船，一部分同志步行，少数同志乘汽车，陆续于15日到达浙江嘉兴县城。我们从这里又乘上火车，到达江山县贺村车站，下车后步行抵达与福建接壤的兴塘边村。在此，张鼎丞同志召集开会，宣布中共福建省委成立，张鼎丞同志担任省委书记。会议同时确定了长江支队所属的六个大队入闽后接管的地区：一地委到晋江地区工作，二地委到建阳地区工作，三地委到南平地区工作，四地委到闽侯地区工作，五地委到龙溪地区工作，六地委到福安地区工作。
7月28日，省委机关直属单位同六个地专及三十个县的大队人马，从兴塘边出发，进入福建，于8月1日到达闽北浦城县城，5日到达建瓯县城。省委在此召开了南下干部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会师大会。这次，前后进入福建的，有三野十兵团十万多人；有长江支队4100余人；有华东南下干部200多人；有上海南下服务团2300多人；还有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全体同志，由这五路大军组成了解放福建、接管福建的统一体。在这里，我所在的南下区三地委变成了南平地委和专署，贾久民担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侯国英担任专员。我担任地委委员、社会部长兼公安处长。8月13日，我们南平地委、专属的同志由建瓯启程，于14日到达闽北重镇南平。
二、难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南平地区辖南平、顺昌、沙县、尤溪、古田、屏南、将乐、泰宁、建宁九县。当时，屏南、将乐、泰宁、建宁还未解放。地委、行署进驻南平后，已解放了的五县的干部于8月20日左右都到达各县开展工作。地委确定当时工作中的紧急任务是迅速建立县区级领导班子，抓好接管工作，筹粮支前，支援解放军解放福州、厦门、晋江、龙溪等地。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军进行剿匪，结合进行反霸、减租减息，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逐步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在我三野大军的强大攻势下，10月28日，屏南县解放。1950年1月31日，将乐县解放。2月9日，泰宁县解放，11日，建宁县解放。自此，南平所属九个县全部解放，地委、专署工作全面展开。
南平专署公安处，设在接管过来的原伪政府卫生院里（一栋二层木楼和一座木平房），办公桌椅和睡的床都是东拼西凑弄的旧家俱，条件比较艰苦。那时还是供给制，每人每天几钱油、几钱盐，一斤半大米，大米饭加大锅菜是家常饭。北方来的同志爱吃面食，所需面粉要托搞运输的汽车从江西上饶买。我有时外出回来赶不上吃饭，临时来一碗炒米饭吃，就非常满足。给我印象最深是1950年春节。北方来的同志总想吃顿饺子，而上海南下服务团来的同志愿吃鱼、肉、米饭，当地同志则喜欢吃米粉肉，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按各人爱好分做三种，各吃各的，这才满足了大家的要求，过了一个到南平后第一个团结愉快的春节。
当时的办公条件更是困难。整个公安处开始只有一部电话，发个通知，不用说打字机，连个油印机也没有，只能用复写纸写，复写时下面垫一块玻璃板，就是这块玻璃板还是我从专署贸易公司一位老同志办公桌上搬来的。那时，交通也很不方便，南平与其他八个县都不通公路，地委、专署和公安处都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到各县去不是乘小民船就是步行。有一次，我从南平到顺昌县公安局考察工作，逆水行舟乘小民船走了两天才到该县的洋口镇派出所，从洋口到顺昌县城又步行走了半天。还有一次从南平到沙县，也是走了两天。从沙县到尤溪还要翻越几座大山，经过原始森林，又走了两天才到。外出时，沿途还要严防土匪袭击。当然，上述困难随着整个形势的好转，逐年得到了改善。就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干警的精神面貌一直很好，是团结一致，干劲十足的。
三、繁重的任务紧张的斗争
初到南平人生地不熟，干警少，又缺乏新区工作经验，加之语言不通，敌情复杂，特别是武装土匪多，社会极不安定。当时，南平地区土匪很多，仅尤溪县就有土匪5000余人，将乐、泰宁、建宁三县有土匪3000多人，其他各县也都有零散的几股土匪。这些土匪多数是国民党匪军的残兵败将，是国民党军撤退时“应变”部署的。他们不甘心失败的命运，勾结当地土匪恶霸势力垂死挣扎，到处骚扰破坏，奸淫妇女，抢劫民财，甚至袭击包围我区，乡公所，残杀干部、群众。1950年就有三个区公所干部被杀害，五名公安干警在剿匪斗争中英勇牺牲。土匪气焰十分嚣张，当时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做我们的游击队下山了，土匪上山了；我们占点、线，住炮楼，土匪则盘距广大农村。面对上述情况，公安工作从何抓起？怎么争取斗争的主动权？是个大问题。在我记忆中，当时除了首先抓接管，抓反动党、团、特登记，抓城市户籍管理，建立特行（主要是旅客店和刻字业）管理制度，抓公安队伍建设，吸收培训新的干警外，作为公安机关的最大任务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配合部队剿匪，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侦破地下匪特和反动会道门案件，保卫反霸土改斗争的顺利进行，支援抗美援朝斗争。
经过三年的紧张斗争，南平专区九个县共消灭土匪近万人，侦破了一大批地下匪特案件和反动会道门案件，大张旗鼓的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恶霸势力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杀了一批，关了一批、管了一批。其中土匪团以上骨干和民愤极大的恶霸占多数。发动了群众，完成了土改，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生产，建立了乡、村政权，村农会和民兵、治保组织。群众真正翻身，开始当家作主。为下一步工作打了良好基础。
四、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
面对当时那样困难的工作条件、复杂的社治安形势和繁重的对敌斗争任务，为什么能在短短三年内取得那样大的胜利，争取到工作的主动权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地、县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剿匪，镇反、反霸土改三大运动。在工作中贯彻了党委领导、群众路线、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针、路线，实施了镇压与宽大相合，“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并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有战斗力的公安队伍。南平专区的公安工作，特别是剿匪、镇反等重大措施，都是根据党中央、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地委、县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就拿镇反运动来说，我每次到省公安厅开会，当时的省委书记张鼎丞同志都要亲自到会讲话作指示，给我印象最深的他每次讲话都十分强调两点：一是要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二是要严格按政策办事，做到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他多次讲，判轻判重可以改，杀错了人，人头一落地，就不好改了。我每次开会回来，就马上向地委领导汇报并立即研究贯彻措施，经地委同意后召开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落实。每次召开县公安局长会议，地委书记贾久民或专员侯国英都要听汇报并到会讲话。县公安局长开完会回去后马上向县委汇报，并召开会议具体贯彻。真正做到了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威力无比。在我记忆中，抓住的几个土匪头子（如顺昌县抓住的“闽北反共救国军”司令全樟林等），都是群众提供线索，并引路活捉的。这一段历史经验再一次证明，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只要听党的话，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的支持，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否则，将一事无成。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那时的工作作风。真是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上下级之间和部门之间没有什么扯皮和不协调现象，当时的公安处只设秘书、政保、治安三个科，干部不到30人，各县公安局干部（不含公安队）也只有30人左右。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完成如此艰巨任务，没有党的坚强的领导，没有各部门和群众的支持，没有一种革命精神和上述优良作风，是不可想象的。1952年4月我被提任副专员兼公安处长。从1949年8月至1952年7月我调华东公安部工作，我在南平工作了整整3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3年，也是对我锻炼最大，收获最多的3年。所以，我一直把南平作为自己的第三故乡（我的第二故乡是太行区）。虽然我离开南平至今已四十多年了，但思想感情上一直没有离开，我还经常关心着那里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公安工作的发展变化。思念着长眠在那里的阶级兄弟和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以及仍在第一线战斗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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