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五、六十年代西藏公安战线的英烈模范事迹（戴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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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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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我从重庆市军管会秘书处调到市公安局治安处外侨科工作，从而开始了公安工作生涯。1951年初，西南公安部调我随进藏部队赴拉萨开展西藏公安工作，迄后在西藏公安战线上持续服务了28年，直到1978年调到公安部一局工作为止。西藏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回想起来，虽说我们已无悔地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边疆，但实际上，西藏赐予我的比我能做出的奉献要多得多。雪域高原，风雷激荡，西藏农奴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对铸造我的世界观、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西藏公安战线上众多的英烈模范事迹常回萦于我心中，激励着我努力工作。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写他们，但苦于资料不完整，只能将回忆起的片断综合整理。
（一）
首先要叙述的是与我在一起战斗、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李凯同志。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发黄的《西藏日报》，这是1958年4月26日的报纸，大标题是《为人民利益勇敢牺牲虽死犹荣》，小标题是《拉萨各界，各机关代表集会追悼李凯同志》。报上说：李凯同志是安徽省毫县人，1930年生，家庭农民，本人学生出身；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加入共青团，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十八军军营学校，十八军保卫部和中共西藏工委社会部等单位工作，历任学员、干事、组长、股长、副科长等职……于（1958年）4月19日晚在拉萨市为缉捕持枪抢劫匪徒时英勇牺牲……。
这张报纸展开了我回忆的画面。1951年4月，我正在重庆市公安局外侨科工作，突然接到组织上的调令，调我和爱人去西藏公安部门工作。原来，西南公安部鉴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在即，应进藏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要求，决定抽调一批公安干警支援西藏。最先组成的是由当时重庆市公安局治安处杨正凡处长率领的一队进藏干部，准备作为进藏后拉萨市公安局的底子。因为我在外侨科工作，而拉萨有不少外国机构和侨民，因此调我进藏从事外管、帝侦工作。我爱人则是由治安处秘书科调进西藏的，准备从事公安文秘工作。
5月下旬，我们从重庆启程奔赴昌都。那时，从成都到甘孜有汽车，但路况很不好，还要翻越二郎山和折多山。从甘孜再走时，就需要徒步翻越5300公尺的雀儿山和5000公尺左右的矮拉、达马拉、甲皮拉等高山，还要渡过金沙江、澜沧江两条湍急的河流。紧急受命的我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步行旅程。到了昌都后，进藏部队决定组成一支先遣支队，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一批工作人员尽快赶到拉萨，以防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上层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实施的阻挠与破坏。当时西藏政治风云变化难卜，达赖喇嘛已逃到亚东，那里距印度只有半天的路程，中央代表张经武已乘飞机赴印赶往亚东敦促达赖返回拉萨。因此，先遣支队进藏任务紧急。在先遣支队政治部下面有一个排的建制，对内称拉萨市公安局，我被编入这个队伍，也就在这里我认识了从十八军保卫部调来的李凯同志。李凯进藏的时间比我早，他的泼辣热情、吃苦耐劳、积极肯干的作风给我很深的印象。
1951年7月25日，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赶赴拉萨，西藏地方政府派到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返程也与先遣支队同行，以便争取达赖上层集团。为了争取时间，我们选了一条最短也是最险的路：横切横断山脉，跨过6300米的单达雪山和其他五、六座雪山，跨越怒江大峡谷和贫瘠荒凉的穷八站。这条路历史上就被视为险途，古人称谓“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难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西藏始末纪》）。我和李凯置身于先遣支队中急行军，日行百里，已是疲惫不堪，而到宿营地后，还要自支帐篷，采集柴薪，埋锅造饭，喂放马匹，布出警戒后方得休息，而稍寐又要黎明即起，升炊备行。兼之当时又正值雨季，所谓“正、二、三（月）雪封山，四、五、六（月）淋得哭”的季节。高原上忽而晴空万里，忽而狂风冰雹，每天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反复四五次，有时夜间暴雨，山洪暴发，连帐篷带铺垫席卷而去。在这种艰苦的行军中，李凯以他乐观的精神感染着大家，他最喜欢开玩笑。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不知道背着背包行军是“一里轻，二里重，三里四里走不动。”经过他这样说，我真的感到背包愈背愈重。到了休息时间，打开背包一看，全是他塞的大石头，引得全排哈哈大笑。他又给我说：“你知道吗？先遣支队有三大不洗脸者：一个是炊事员，一个是饲养员，还有一个就是戴宜生。前两个是因工作忙顾不上洗脸，而你是懒”。他这样一说，逗得大家哈哈直乐，使得行军队伍忘记了疲倦。迎着一抹雪山残霞，疾风骡铃，大家打起精神，再去攀登今天行程中的最后一座高山。我们从嘉玉桥跨过怒江之后，经洛隆，硕督等宗（县），到了丹达山的东麓，至此已到达解放军在昌都战役后突进的最前线，再翻过高耸的丹达雪山，就没有解放军的补给运输线和兵站了，那些地区也正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原封未动和西藏地方政府完全实施统治权的地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还暗中下了命令，对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不得支应粮草，企图饿、困走解放军。此去拉萨千里之遥，就完全靠先遣支队自带的给养了。中央那时一方面下令加速康藏公路修建的进程，另一方面已与印度政府谈判由我国内地运大米，经印度过境，从亚东运入西藏，支援进藏部队（但远水难救近火，此事的实现已是52年以后的事了。在此以前，进藏的部队、机关，按中央指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已投入了大生产，1954年前后，社会部和其他单位一样已能就地生产全部副食和1／3的主食）。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考虑到今后很可能要遭受武装匪徒的袭扰，逐严令部队要节约粮食，尽量吃稀的，即使食用西南军区后勤部为进藏部队准备的罐装干粮（“代食粉”和“蛋黄腊”，实际上是由玉米加一些花生粉和少量蛋制品而成），也需严格控制。同时，遇有村落和商贩骡帮时，可由组织出面适当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为了不违反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支队严令禁止干部、战士私自向藏民购物。支队还规定：不准私自进入喇嘛寺；不准住民房、寺庙。因此我们一路行军都是住的自带帐篷，只有一次我在怒江大峡谷掉队，与同行的藏族干部同睡在一个民房外的马槽里，真可谓一路风餐露宿。行军途中凡是购物需由部队指定一人专门与藏民、藏商打交道。李凯同志就这样被挑选出来，选中他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来藏时间较长，比较熟悉情况又懂一些生活藏话，而且能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又是干公安、保卫工作的，正好借此了解政、社民情。所以，每到宿营地我们均已疲惫不堪，他却还要跑到远远的村落里去进行群众工作、采购工作。我记得那时他足登一双礼拜鞋（即球鞋，因西藏山路崎岖，兼之承包军供的资本家捣鬼，军供的球鞋穿一周就破，进藏部队戏称为“礼拜鞋”），走起来健步如飞，沿途他不但顺利地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能严格执行宗教、民族政策纪律，我们队伍有人私自托他到村里卖食品，均遭他严词拒绝。我也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记得到了工布江达县，我听说“宗、溪”（县区所在的村、镇）里有商人出售印度来的商品，我托他买一盒罐装的“八角盒糖”，遭到他的拒绝，我因此事后来还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他安慰我说：“我也有书面检讨装在档案里，过了许多年，人事干部看档案时都会不理解，为什么花钱买双筷子也要作检讨，这正是我们进军西藏的光荣历史”。
1951年9月9日，先遣支队进入拉萨，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进入拉萨，拉萨僧俗市民正睁大眼睛看着，这汉人的共产党军队究竟和当年清朝川边总督赵尔丰派来的“汉人新军”有何不同。因此，上级要求我们进城时更需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才能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西藏各族人民，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
初进拉萨，公安保卫人员的任务就是组织纠察队在城市巡逻，严格禁止干部、战士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外出上街。我和李凯都参加了此项工作，那时我们分组在街上巡逻时，经常有流氓、喇嘛故意挑衅辱骂冲撞我们，我们均尽量避让，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同时，我们在巡逻中看到这美丽、古老的拉萨城，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但又处在一个极端黑暗、残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中，我们看见被断手、断足的农奴伏在布达拉宫和大召寺前，还有携儿带女四处乞讨的农奴，白天到处流浪，夜间在八角街与野狗同偎取暖共眠。正如农奴的歌谣唱的那样：“天上飞的，最小的是麻雀；地上走的，最可怜的是我。”“我能留下的只有我的足迹，我能带走的只有我的影子。”面对这些，每天在兵营里总结时，李凯和我以及其他的公安人员，都抑制不住自己的阶级感情，立志要“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为藏族人民解放而奋斗”。
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李凯被分配从事上层、宗教的调研侦察工作，我被分配从事外国代表机关和外国侨民的调查工作，我们的接触就比较少了。1954年在西藏第一次公安会议上，我从当时的侦察科长穆俊昌所作的汇报中，知道了李凯在侦察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1952年达赖的最高政治长官（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二人策划组织了反革命集团“人民会议”，妄图乘解放军立足未稳之际，将解放军赶出西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李凯他们的侦察工作成功地运用了内线，打进了反革命组织内部，取得了反革命组织的誓约文书，从而向工委和中央提供了重要的罪证。中央拒此责令达赖撤消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务，打击了西藏分裂主义的反动气焰。事隔不久，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又企图派人潜逃出境赴联合国活动，我侦察科的同志侦悉情况后千里乘骑跟踪，终于在边境将其捕获。这些侦察工作中的许多情节都极富戏剧性，例如外线跟踪人员为了要知情人暗中指认跟踪对象，就到对象大院门前广场上，打翻一袋碗豆，然后假借捡拾碗豆拖延时间，待侦察对象出门时，知情人即暗中予以指认。又如千里乘骑跟踪嫌疑对象，而且还是在汉藏民族隔阂极深的地区，由汉族跟踪藏族，经研究只有侦察员先行扎营待侦察对象来时，装作邂逅，虚与同行。这些情节令人感到犹如《神秘的旅伴》电影中描述的场景，但实际情况比电影中所述的要更艰苦，情况更复杂。李凯所在的侦察科工作很突出，李凯曾两次被评为工作和学习的一等模范。
1957年，我被调到西藏工委社会部政保处任副处长，从北京中央公安学院侦察系学习一年后归来的李凯被任命为政保处上层侦察科科长，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他曾多次向我表示对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义愤，他说：“种种材料都表明达赖身边的经师赤江活佛，内务总管帕拉•土登为登等人都是里通外国，内策叛乱的头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处理这几个人”。当时，中央对西藏有通盘考虑的全局战略，对达赖仍作仁至义尽的争取教育，我们只能服从全局，将满腔愤怒化为具体工作的力量。然而，我和李凯工作还不到一年，他却在1958年4月19日一起案件的侦破中光荣牺牲了。那本来是一起很成功的案子，但我们却遗憾地牺牲了一个多么好的同志！
情况是这样的：1958年3、4月间，在西藏工委社会部清理汉人工作组工作的邱后平向我汇报，说发现了从东北流窜来西藏的几个土匪，准备持枪抢劫拉萨八角街（闹市）一家富商后越境逃往国外。经我们研究后决定抓捕这伙匪徒，这在当时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当时西藏的政治形势是：中央已经决定在西藏六年以内不进行改革，适当收缩，西藏的治安交由西藏地方政府全权管理，并责成达顿集团平息已出现的部分叛乱。这样，从195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公安处的工作已经紧缩，少数工作并入筹委民政处公安科，大量的公安情报、侦察保卫工作全部转入西藏工委社会部。但对于由内地流入西藏的汉族人，则仍由西藏工委社会部审查、清理、遣回内地，其中审查出的反革命、犯罪分子送交内地司法机关处理。因此，对于从东北潜来拉萨的土匪抢劫案，西藏工委社会部是责无旁贷地要惩处的。另一方面，当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正极力散布谣言，挑拨汉藏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坚决打击汉族匪徒抢劫藏族商人的犯罪行为，正表明我党、我军、我公安人员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旨与决心。由于当时西藏复杂微妙的政治情况，此案必须在掌握充分罪证的情况下才能逮捕罪犯。因此我们决定采取派人预伏在现场，当场擒获作案匪徒的方式来破案。根据这一决定，邱后平同志设计了一套方案。首先制造社会部准备追缉该情报力量的假象，并让这消息传到匪首的耳中，然后让情报力量向匪帮靠拢，假意表明他本人外逃心愿。匪徒果然相信了情报力量并让他参加策划抢劫的全过程，准备共同作案后外逃，我们由此得以掌握了匪徒的全部计划：匪徒定于4月19日傍晚乘八角街商店关门后，从商店后院进入店主居住的二层楼，用枪逼店主交出珠宝、大洋、手表等财物，然后越境潜逃。根据此情况我们制定了对策：我与张学尧（拉萨市八角街派出所所长）、韩俊峰（西藏工委社会部政保处科长）潜伏在套间里层，李凯等人潜伏在二楼走廊，待匪徒进入主人卧室后即堵住前门，这样，就可以内外堵截擒获匪徒。但是当天傍晚，当我们进入店主卧房时，店主杨世昌（青海回族商人，在拉萨经商多年）已有些酒醉，对公安人员要求埋伏在他套间里屋颇有疑虑，虽经我们解释，他仍然半信半疑，害怕我们对他本人有侵害企图。最后，他勉强同意了。不久，我从窗口上看见对门的灯光信号，知道楼下的守望同志通知我们匪徒已进院上楼了。我们正屏息以待，但事先未料及的是，狡猾的三名匪徒进入主人卧室后，竟然向杨世昌说：“我们是从西藏工委社会部来的”，杨世昌也随口回答说“哦，社会部的，你们在里屋还有人”。见此情况，守在里屋的张学尧同志即大喊“不许动”！话音未落，匪徒一梭子子弹向里屋扫射进来，我们立即开枪还击，一时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硝烟迷漫，店主夫妇大叫救命，我们心中也很紧张，怕误伤了群众。乘此机会，匪徒们逃出店主房间。我们从里屋出来，看到现场倒着一名匪徒
（事后检查他身中八弹，当场死亡），另两名匪徒（其中一名手臂受伤）已窜逃到走廊。这时，李凯从走廊那头冲出，拦住匪徒去路，他挥枪射击，不料驳壳枪突然卡壳，但他仍然勇敢地扑向匪徒，却被匪徒的子弹击中颈部。从走廊跌下二楼。两名匪徒不敢下楼，就推开走廊另一住户的门，从该户的窗户爬出跳到大街上仓惶逃遁。
我们虽然击毙、击伤匪徒各一名，但却牺牲了优秀的侦察科长，对此，我非常痛苦。记得战斗前李凯曾对我说：“这次若有牺牲，应该死的是我，而不是你们，因为你们结了婚，有了子女，我还是一个单身汉，死了无牵挂”。谁料这句话竟成谶语，在部署这次行动之前，如果我多找一些有战斗经验的同志请教，并且仔细地检查枪支弹药，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不幸的。
西藏工委社会部宋子元副部长听见枪声后，立即带人赶到现场，解放军驻拉萨部队也派人来帮助。天已黑了，部队对现场周围作了仔细的搜查，查明二名匪徒已逃出闹市区。宋子元副部长主持了追捕工作，根据情报，匪徒的潜藏点在郊区一个西藏贵族庄园里面，庄园主叫门堆巴，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位四品官，他在1956——1957年间作为达赖集团一方的官员曾任筹委会公安处治安科长，现在已离任，即将赴黑河地区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黑河总管。夜间当我们缉捕人员接近庄园时，庄园里面的武装立即以密集的火力向我们射击。我方当时由曾任西藏筹委公安处治安科秘书的社会部干部傅汉尧向他们喊话，要请门堆巴科长说话，后来门堆巴在庄园里面应话。傅汉尧告诉他：我们不是来进攻你们庄园的，是来抓隐藏在你们庄园中的汉族匪徒的。门堆巴过了一会喊话回答说：我已清查过了，庄园里面没有汉人。据此我们认为二名匪徒可能已逃亡他处，只有根据情报关系的其他线索去搜查。果然，后来在一居民院中捕获一名匪徒，但那名负伤持枪的、也是最危险的匪徒却遍寻无着。宋子元副部长认为他既然受伤，必然要找医生，而且不敢找人民医院，只能找私人医生，要求我们连夜赶到匪徒熟悉的私人医生处守候。经过谈话，争取了该医生的合作，我们的人员屏息等待在医疗室内间。到天亮，果然匪徒来敲门求医，要求紧急包扎，医生在治疗时假装不在意地将匪徒腰上的上膛手枪取下来，我们的人员乘势擒获了匪徒。
经过审讯，两名匪徒被判死刑。审讯员王克浩审后告我，该犯还交待了一项未遂的罪行：即他们偷来枪支之后，曾准备暗害一名公安人员。他们事前了解到社会部的一名干部，每星期六要骑自行车到西藏干部学校的爱人处，匪徒们准备埋伏在路旁的树林中伏击。到了星期六下午，匪徒们已经埋伏好之后，不料来了一批西藏贵族的反动武装在树林中，双方有了误会，相互争吵、剑拔弩张之后，互相撤退，而此时西藏工委社会部的干部已骑车过去了。听了王克浩的话我惊出了一头汗，这个幸免于难的干部就是我。
1958年4月24日，在拉萨举行了李凯烈士的追悼会，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的领导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范明、周仁山以及各机关的领导都来参加，表示了对牺牲的人民公安人员最大的敬意。更为重要的是李凯同志的牺牲教育了西藏人民，使他们进一步相信中国共产党。店主杨世昌在追悼会上泣不成声的说：“李凯同志是为了保护我夫妻二人牺牲的，救了我夫妻的命，他却没有活下来”。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拉萨的市民代表，通过李凯烈士的事迹，他们进一步识破了西藏反动上层散布的“甲米索巴”（汉人是特务）的谎言，认识到人民公安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真正卫士。还有一部份西藏的爱国主义上层如詹东堪穷，崔科赛等也参加了追悼会。会上最后一个向烈士献花圈的是西藏自治区医院的一位年青美丽的女护士——小杨。李凯同志50年进藏，繁忙的工作使他顾不上谈个人问题，直到58年，也就是他已经28岁，他才和小杨结为知音。李凯对此事却一直保密，我想起他牺牲前，离开社会部大院去执行缉捕匪徒任务前的壮语：“我没有结婚，让我最先牺牲吧！”但他还是有一个美丽的未婚妻啊！小杨的花圈也许能给李凯在天之灵有所安慰吧！
（二）
在50、60年代，西藏人民公安队伍中还有许多献出了生命的英雄。近年来，孔繁森同志的事迹已经在全国家喻户晓，正如许多新闻媒体报导的那样：多年来在西藏高原，“孔繁森现象”是一个群体现象。时势造英雄，西藏的特殊斗争实际才能出西藏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我所知道的50、60年代的公安英烈还有山南分工委社会部副部长赵克俭。
1959年1月25日，西藏叛匪首领导恩珠仓•公布扎西和甲马仓•桑培率叛乱武装2000余人围攻我驻泽当镇的山南分工委，我干警300余人坚守70多天，终于击退敌人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战斗中，山南分工委社会副部长赵克俭率队潜出驻地，执行捉“舌头”任务，在与叛匪搏斗中光荣牺牲。后来在拉萨，赵克俭的爱人告诉我：当时分工委急于要了解叛匪的部署情况，分工委社会部承担了这项艰巨任务。那天他率队埋伏在分工委驻地外的一个喇嘛寺里，因这里是叛匪经常出入的地方。果然有一个叛匪进来，因为要捉活“舌头”，所以不能开枪，两名解放军战士扑了上去，被蛮武有力的叛匪摔开，赵克俭勇敢地冲了上去，却被叛匪的步枪击中了………
赵克俭也是随十八军进藏的，后分配在江孜、山南分工委社会部工作，他到拉萨开会时我见过他，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但在为解放西藏农奴的斗争中他也实现了“何处青山不埋骨”的誓言。
还有昌都地区芒康县公安局长（可惜他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的牺牲，当时我也在现场。1960年我率西藏工委工作组到平叛斗争最激烈的昌都芒康县工作，该县素以“民风膘悍，地形险峻”著名，从1956起，当地的叛乱头子就利用了本地特殊的地理、民情条件与江东（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叛匪勾结，持续发生动乱，到了60年，该县不足四万人口的地区中进驻了解放军两个团清剿匪徒，但斗争仍然是犬牙交错。我们工作组在前往县委驻地岗托的途中，在盘山的公路上，我们的汽车就遭到叛匪的伏击。卡车的帳蓬上着弹六处，因我们跳车快，尚未有伤亡。我们跳下车来，赢面而来的是叛匪从陡坡上推下来的滚滚石雨，我们赶快躲到隐蔽处。工委工作组长曹旭（当时是工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对我们说：“工作组30余人，其中有3名解放军，3名公安人员（我和西藏工委社会部的何振坤、文仁钦同志），你们6个人去把山上的叛匪据点给我夺下来。”我们借着复杂地势的掩护冲上山，在密集的自动步枪的扫射下，叛匪仓惶撤退，我们幸免伤亡。但我则感到，拼命冲上险峻的山头，心脏急剧跳动，仿佛要从大喘气的口腔中夺口而出。
到芒康县委所在地岗托时，昌都地区公安处蒋标处长已先期到达，蒋处长向我们讲述了这里的敌情：从56年开始，芒康的反动上层在达赖集团的指使下，就勾结江东的叛匪不断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叛匪曾以数千人之众袭击我渡口驻军守备排，全排同志壮烈牺牲。但是，蒋处长又特别强调说：这里的翻身农奴英勇顽强，叛匪打死解放军后，陈尸河畔，残酷地要村民们用石头砸。一个藏族老头挺身而出说：“我今年已活到70岁了，我只有一个头，这个头给了共产党了，我只有一个心，这个心也给了共产党了，我不能用石头砸解放军”。反动头人当场打死了这位英雄老者，但老者的行为教育了更多的藏族农奴。前不久，民兵在抬担架救解放军伤员时遭到叛匪的伏击，民兵都伏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伤员。一位民兵与叛匪作战受伤昏倒，仍然紧抱着怀中的步枪，醒来的时第一句话就是“首长，枪在这里”。这是多么可爱的群众。
蒋处长汇报中谈到的尖锐复杂斗争局面，几天以后在县公安局长牺牲的过程中，我亲自体验到了。那时，县公安局和县监狱（因是平叛、军事管制时期，县公安局的看守所和监狱合一）都设在一个因僧众叛乱而弃置了寺庙里，寺中前面的僧侣住房作为县公安局的办公所，后面的经堂就作为关押犯人的地方。前方不断地送来俘虏的叛匪都关押在经堂中，多的时候达一千人。当时，由于公安局干部少无法及时审讯，就由一个排的武装民警看押。蒋处长早来此地几天，他一来就发觉这样做不妥，应立即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召开宣判大会惩处了一批，释放了一批。我到时，狱中的坦白检举行动已经展开。当天下午，我审讯的几个狱犯就向我检举，狱中存在着一个以反动活佛和头人为首的阴谋暴动越狱集团，许多坚持反动立场的狱犯都已向反动活佛作了越狱的盟誓并接受了活佛赐予的“刀枪不入”的护身符，他们已经挖了一半地道，准备越狱。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进行了大搜查，搜出各种刀具、工具、越狱盟约等罪证，并将越狱集团的首犯和十多名骨干从经堂中带出，单独关押在一个经室内。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对要犯单间监押，也没有脚镣手铐等设备，我们只能找来绳子，将他们每个人捆绑结实，以待进一步处理。芒康县的公安局局长和我一起住在经堂外面的僧侣居室中，他当时很着急，不断地检查牢房的设备，我知道他心里焦急，因为此前不久，就在这所“监狱”里逃跑了几个重要的叛首，其中之一的普巴本是芒康重要的匪首，是我解放军牺牲了几名战士才从山洞里将他擒获归案的。县公安局长因麻痹大意，工作疏忽正在停职检查，等待处理中。但在新局长未任命之前，他仍然领导、管理着县局工作。这些日子，他每天晚上都手提马灯，带领一个藏族小通讯员查看牢房。这天晚上，当他们去查看那关押着十几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要犯牢房，推开门时一块大石头迎面砸过来，一个黑影扑上来企图夺公安局长的佩枪。在这紧急的情况，公安局长闪身掏枪即打，可是枪却没有打响，又是卡壳害人。此时，跟在后面的通讯员跳出室外，大呼守卫开枪，局长明知后面要开枪仍然堵住监门，防止暴徒夺路冲出。枪声响起，子弹从公安局长的背后穿身而过，局长倒下了，但他仍然紧抱着枪。暴徒见门口的守卫开枪，不敢从正门出去，就去推那临时监室中被土胚、砖石堵死的窗户。刹时石土横飞，窗户被推开一个缺口，暴徒们疯狂地想从里面爬出来，但当他们探身而出时，等待着的是对面的一挺轻机枪。原来，监室枪响，我和其他干警迅速赶来，发现暴徒推窗的迹象，我急令调来轻机枪封锁，暴徒们连续在窗口被轻机枪击倒数人后才开始认识到活佛的经咒无效，护身符不御子弹，嚣张的气焰有所收敛。当我们点灯进屋枪救局长时，他已经光荣牺牲了。那时的斗争形势很紧张，芒康县机关前有一块荒地，埋葬着该县平叛中牺牲了的72名军队和地方的烈士，县公安局长也被埋葬在那里，没有时间再去举行什么追悼会了。但事隔40年后的今天追思起来，仍然有着敬意的怀念，他的事迹令我感到真正的人民公安战士尽管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时甚至会犯严重的错误，但在需要他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时候，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勇敢向前。
当时，还有许多的公安战士并不是牺牲在硝烟迷漫的战场，而是殉职在工作岗位上。有的是积劳成疾，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有的是公务中因事故而殉职，他们的生命都闪烁着熠熠光辉，像1974年公安部通报全国作为榜样学习的，在藏工作了23年最后在边境执行反敌特派遣任务而因车祸殉职的沈毅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三）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50、60年代许多由翻身农奴成长起来的藏族干部，他们参加工作不久，却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那是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了全面叛乱，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大街上张贴布告，声称“西藏是独立自主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周仁山责成工委社会部揭取一张布告作为罪证。当时，拉萨街头叛匪蜂拥而来，叛军岗哨林立。我和社会部的张云卿同志、藏族干部练冬生同志乘一辆三轮摩托车冲到八角街反动布告张贴处，刚到布告前，两边守卫的藏兵就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刺了过来，我们平端冲锋枪与他们对峙，双方剑拔弩张。就在这一触即发之际，社会部的王克浩和藏族干部洛布多吉跟着冲来，洛布多吉手持一个拉出了环的手榴弹冲到藏兵跟前，两眼发出火花喊道：“你们这些王八蛋，我今天跟你们拼了。”被他气势所迫，藏军纷纷散开逃走，我们得以揭取布告。洛布多吉是达赖二哥嘉乐顿珠庄园的农奴，1956年从庄园逃出参加革命，那时他参加革命才不过三年，我想他是怀着对达赖集团为首的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深仇大恨，才能在紧要时期表现得那样英勇。但可惜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竞追查他与达赖家族的关系而使他被迫害身亡。
在为建立和巩固西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过程中，最伟大的英雄，还应该是那些翻身农奴中的积极分子，如果翻开西藏自治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档案，就可以看见在广袤的高原上，出现过无数治安积极分子、联防队员、民兵的英勇事迹。如昌都地区江达县的牧民，在遭灾而致饥荒的情况下饿着肚子，越野搜捕空投特务；昌都地区芒康县的民兵队长带领民兵，深入崇山峻岭，匍匐密林23天，终于擒获化装成女人躲在山洞里的匪首；日喀则地区边境县的积极分子，到境外去教育被骗逃往异国的藏民，组织发动他们起来与反动头人斗争，带领他们赶着牛、羊翻越雪山返回故土；以及高原遍晓号称“高原雄鹰”的布德，他被叛匪剜掉双眼仍然带领解放军进剿的英雄事迹。这些都能组成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长卷，几十年后再去读这些材料仍然令人怦然心动，希望有心人能去进一步发掘整理。遗憾的是，在这里我只能提供点滴片断回忆，这是对我所知道的先烈的一种缅怀，也是当年老进藏同志在暮年挥之不去的一种情怀，也希望能对辈出的公安同志们多少有点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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