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卫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纪实（任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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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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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升起。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当天，首都几十万人民欢欣鼓舞地云集在天安门广场，亲耳听到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激动啊！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多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已经被我们彻底地推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在中国人民面前现出了原形。人民公敌蒋介石所发动的内战，仅仅经过三年，已被中国人民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八百万国民党反动武装被人民解放军全部、彻底地打垮了。这是继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
为了推进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忠实的朋友——斯大林七十大寿，为了表达对苏联人民的友谊，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两个月之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国人民于1949年12月初，乘坐中国人民的第一列专车直达苏联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这不仅是中苏两国之间一件极其重要的政治大事，而且是战后组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事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极为重要的历史的事件，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瞩目的历史事件。总之，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袖首次会晤，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历史意义。这是关系战后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是出乎敌人意料的一件“世界新闻”。 因此，必须保证毛主席首次出国、首次访问、首次乘车的绝对安全，这是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给铁路职工的一件大事。这里要写的就是保卫毛主席首次专列绝对安全的全部情况，现按照工作进程，根据个人追忆予以概述。
一、安全行车的准备工作
毛主席首次出国，安全问题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件事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负责领导和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均已解放，但战争尚未结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匪帮退居西南一带，妄图实行南北割据。当时，云、川、康正在我军顺利进击中迅速解放，至于西藏、台湾等地尚受蒋介石匪帮及地方反动势力的统治；全国尚未进行镇反运动；毛主席乘车所经地区大多为新区，土改还未进行，沿线治安还不稳定；国民党潜伏武装特务尚未肃清，铁路全部接收过来，留用人员掌握业务大权，内部尚未清理。我们对农村以及大中城市保卫工作已有多年经验，但对交通运输保卫工作还缺乏经验；我们铁路公安保卫工作尚在建设之中。总之，从敌我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严密组织，于方百计地确保安全，千万不可粗心大意，更不许有丝毫麻痹大意。因此，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高度负责，要向党中央、全国人民打“保票”，保证万无一失。这是一件极其光荣而又极其艰巨的严肃的政治任务。当时，我得到党中央的信任，亲自参加部署和具体执行这个重任，内心感到非常高兴！当11月底开始接受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之后，就全心全意日以继夜地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兢兢业业，忠心耿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严密的运输组织工作。
“不打无准备之仗”， 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为了保卫毛主席专车的绝对安全，1949年11月25日，铁道部滕代远部长根据周总理的明确而具体的指示，召集冯纪（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与我传达了总理指示，要求我们必须在一周之内完成全部准备工作，要求绝对保密，绝对负责，绝对安全，采取全党动员，分段负责，党委挂帅，首长动手，严密警卫，内外结合，精心部署，及时检查，安全第一,防止万一。根据滕部长的要求，不开专门会议，利用铁路高度集中统一调度的现代设备，首先要纯洁内部，对全线铁路职工实行大审查、大调整、大清理，规定参加专列工作的一切人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清一色”的党、团员，不许留一个嫌疑犯或可疑分子；沿线各站值班人员，必须经过党委逐个审查，绝对可靠，这样，从政治上做到绝对纯洁的保证，要求各级党委干部亲自“督战”、“参战”，严守岗位，认真负责。其次是整顿设备，要求事先对全路一切设备尤其是直接与列车运输有密切关联的车、机、工、电等要动员全体职工大检查、大维修、大保养，指定专人负责，严格交接班制度，使设备处于完整的良好状态，消灭一切可能发生的技术事故。这从物质上技术上作好有效的准备。第三、专用列车（简称专车）的全面检修，由北京铁路局负责逐辆彻底检查，并请解放军派工兵用雷达扫描检查有无易炸易燃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军队警卫，不准任何人随便出人，凡上车人员，必须一律持“特许证”，经验证后方准上车，并派专人监督协助，最后由铁道部派人验收合格方准使用。第四、铁路沿线及大小桥梁、隧道内外之警卫工作，由护路部队认真负责，并由地方驻军派出坚强连队加强警卫，做到每一、二华里有一武装步哨，实行岗哨联防，并派出巡逻部队沿线加强巡视，不准任何路外职工接近线路，不准在铁路两旁逗留，对行迹可疑人员，允许哨兵严加盘问，必要时扣留送上级审查。第五、在行车编组方面采取特殊措施，根据军队行车经验，为防止敌特发现后采取中途破坏，制造事故，为了迷惑敌人，同时派出三个列车通过，三个列车先后可随时调整，一般是前列为警卫专车，派一连武装押运，并专门安装无线军用电话与专车上指挥台随时联络，中间一列为专车，后面一列作为备用车当后卫用。如此三个专列同时通过，使敌人难以弄清专车位置，确保主席的绝对安全。第六、在运输调度上，为预防一切事故，在专车未通过前，停开一切客货列车，如在沿线可就近入站待避，专车开过之后再重新编组发放。第七、在保密方面要求特别严格，出部规定此专列车号为九零零二，由公安部规定此车为“李德生”专用列车，在电报电话上使用之，便于上下联络。沿线各站临时不准旅客进人站台，各地党政负责人员，一般不准上站送行，在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一律不上站送行，做到高度保密。第八、在保卫工作上由公安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完全负责并随时向中央公安部请示报告。中央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车负责指导。沿线公安武装由公安军负责统一指挥，沿途地方公安机关由公安部专门部署，铁路局公安局处，对重大案件加强侦察工作，对任何危及行车安全的地下潜伏组织，坚决取缔；对重大特嫌分子，允许采取特殊措施，临时调离岗位外出或暂时离职，必要时可以拘留之；对一般嫌疑分子指定专人加强秘密监视，防止其破坏活动。但对一般职工不许随便乱捕，严格执行审批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明确分工，统一领导，由滕部长亲自挂帅，直接向北京局、天津局及东北铁路总局长余光生同志等具体部署，并由各地党委书记向各中央局、省市委第一把手亲自报告，统一部署，并将执行情况向部长直接报告，由滕代远部长向中央、向总理汇报，并听取指示，由冯纪同志负责向公安部汇报并直接向东北铁路公安局长严佑民以及天津局、北京局公安处长具体布置。关于专车上的具体组织工作指定由我具体负责，并对全线侦察保卫工作统一布置。这样，我们即投入了这紧张的准备工作，做到充分准备，全面安排。
根据滕代远部长的决定，11月26日，我亲自到北京铁路局东郊停放专车的“大厂”逐个车厢检查并同工兵同志一起用雷达进行技术检查，然后派部队看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列高级专用列车，是接受国民党的高级列车加以全面改造，准备主席外出时乘用的，这列专车上有一节半圆形（拱形）的瞭望车，挂在列车尾部，有一节会议室式的车厢，除了几辆一般软席卧车及高级餐车外，主席乘坐的车上，我们安装有专用浴室，可以随时在车上洗澡，这是原来没有的。又根据主席生活习惯，取消了原来的软床，而设了一个用中国藤席编织的有很好弹性而又平直的单人床，卧室外有一张既可办公又可当餐桌用的四方桌子和一套软沙发，地上铺红色地毯，车上温度可以自由调整，有专用火炉供暖。开车后，当时外面已是严寒冬季，哈尔滨以北气温下降到零下五十度，但整个列车上却温暖如春，人们感觉不到一点寒意，只穿毛衣呢子外衣即可。整个列车一共有九个车厢组成，加上餐车共十个，机车沿途换乘。检查车辆之后，对全车乘务人员逐个审查，并由铁路公安处和北京路局党委签字，报部批准，主要人员我均进行个别谈话，并告以注意事项，强调这一政治任务的重要性，高度保密的必要性，以及认真负责的责任心，要求添乘同志发扬铁路工人的优良传统，出色地完成保卫中央首长专车的绝对安全。要求全体乘务人员认真讨论，发动群众共同制定行车纪律，经过两天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向党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人人斗志昂扬，热气腾腾。个个争取立功，处处事事发挥火车头作用，向全党向人民负责到底。并在出发前进行了几次预演，由部局专人检验，因此，早在出发之前两天，整个列车的准备工作己经全部完成进入待命的线路上，保证命令一下，十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到达始发线。
各地路局在各地中央局、省、市、县委同志的领导与支持下，迅速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在铁路内部严格检查中曾在天津铁路局内杨村大桥下桥墩台上发现一包炸药，哈尔滨铁路局机务段在准备给主席专车换乘的机车火车头上发现了白俄籍“职工” 放了一枚手榴弹，均及时拆除了。这一“警报”立即通知全线，引起大家思想上的高度警惕，千军万马开进铁路沿线，内外岗哨联防，许多地方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护路护桥，一个极为周密的保卫专车安全通过的天罗地网，撒满全线，人人精神振奋，严守岗位，这样，在11月底整个准备工作全面完成。滕代远部长亲自向周总理作了详细的口头汇报，总理听取了报告后，认为安全己有保证，立即指示，进入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949年12月2日下午接到周总理命令，准备当晚9时由北京出发，我们立即开始了紧张的行车准备工作，我向滕部长、冯副局长报告工作后，下午4时许首先进入专用列车，传达出发命令，6时许列车进入北京车站待命。滕代远部长在7时左右先到站，上车检查，认为很好。8时许，周总理、公安部长罗瑞卿分别上车视察，认为满意，这样全部充分有效的准备工作宣告结束。大家兴奋异常地准备迎接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保卫毛主席首次乘车赴苏访问。
二、乘东风，战严寒，直达满洲里
1949年12月2日晚上8时30分，伟大领袖毛主席乘车直接进入北京车站站台，在第一股道上停放着专用列车车厢门前停车，主席身穿皮大衣头带皮帽，健步走向专车，满面微笑地向守卫在车厢门口的同志，频频致意，由周总理亲自陪同，滕部长导引下直登火车。当时门口两侧分别由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我护卫，目的是使别人无法看见主席上车。当时车站上异常肃静，站台上无一闲人，所以主席上车时，列车上无一人发现，车站上无一人看见，又无任何其他中央同志上站送行，可见保密要求如何严格。毛主席上车后，周总理向主席当面报告专车随乘负责同志等有关情况后，请示主席还有何指示，主席说一切均已安排好了，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周总理等即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专车发动前，周总理己乘车离开。九点整，主席专列在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驶的“毛泽东号”机车牵引下徐徐启动，开出北京站，奔向天津，而他此时并不知这个列车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乘坐的，其他乘务人员更无一人知道。当时随同毛主席出国的只有四人（有政治秘书一人，警卫处长一人，俄文翻译一人，厨师一人），而中央派出护送人员也只有四人，即滕部长、杨副部长、冯纪副局长和我（北京局只派列车服务人员，无其他干部添乘）。这是毛主席第一次乘坐自己的火车，第一次出国访问，又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列专车，我很自然地比喻滕部长是第一列专车的首任“列车长”，而杨副部长、冯副局长则是名符其实的首任正副专车警长，而我当时负责铁道部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工作，则是首任专车的警卫员。事实上，我们在护卫毛主席出国访苏的专车上所起的作用也正是如此。所以从北京出发直到终点站满洲里的几千公里的行车过程中，每当列车停车、入站、上煤上水或换乘机车时，我必下车警卫在主席车厢周围，同时监督列车人员之操作，并与沿线铁路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及地方公安部门同志了解情况，询问沿途警卫情况，并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联络致意。而每当到达重要城市，杨副部长与冯副局长都下车亲自了解情况，布置工作。而滕部长则直接对各地铁路内部负责人检查工作，下达命令，因滕部长是中央委员，又是铁道部领导人。因此，代表中央向省市负责同志一面了解情况，一面表示感谢。大家相见之时，内心都很兴奋，然而从无任何人向我们打听过车上情况，由此可见我党我军长期养成的遵守纪律执行命令，服从指挥统一领导的优良作风是何等的牢固，我时时从内心为之感动。为了安全，主席专车放在中间，即第二列车，前面第一列车有七、八节由一连中央警卫部队负责押运，装有电话，互相通话，部队派有负责干部带队，直接由我们联系，接受指挥，后面还有一列空车，由路局派人负责，每列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所经各站除需上煤上水外，一律通过，不停车不候车，因此行车速度较快。但由于解放不久，线路质量不高，为保持平稳安全，每小时不超过八十公里，当我们离开首都奔驶在祖国大陆上有名的北宁线时，时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时时可以见到他老人家那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神采奕奕的神态，以及与同志们谈话时爽朗清晰的笑语，我们心中多么欣慰啊！这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幸福、最愉快、最紧张、最操心、最认真、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最引为自豪的一段终生难忘的战斗生活啊！
为了保密，事先让列车人员将主席车厢整理就绪，一切生活用品均安放好后，不听召唤，不必再去。至于主席生活上的照料，直接由主席的随从厨师协助，我可以随时出入照管。因此，列车发出之后，列车人员无法了解车上首长情况。当车快到天津时，即晚十点多，准备让主席休息，并告主席车上备有一切用具，主席看见专门备有洗脸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立即叫我们把公家的东西好好收起，马上从自己带的小布袋内取出手巾、牙刷、牙膏、香皂，并说：“我自己有，不需公家另准备”。我们只好收起，内心里对主席无限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我们伟大领袖连这些生活小事都如此认真，公私分明，这无声的命令，正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啊！
列车经过天津、唐山等地，第二天早晨安全到达山海关，在这里上煤上水，换车头，停车时间较长。这时红日从东方升起，主席早已起床。主席打开车窗一看，已到山海关，这里是万里长城的起点，是“天下第一关”。我们告诉主席在山海关要停半个多小时，主席一听停车时间不短，就要下车看看有名的“天下第一关”是什么样儿。当时到站停车后，我与冯纪同志最先跳下车到列车附近巡视，站内检修人员正紧张地准备换乘，车站内尚有一些旅客集中在候车室内观望，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主席会在这个车站下车散步，因此并无其他任何警卫部署，我正在车前与公安段长了解情况时，忽然看到主席戴着皮帽，披着皮外氅已经走下列车到了站台上，这时滕部长、杨副部长等马上走到主席跟前问主席冷不冷？不知主席有何打算，主席一见到天桥就说：“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上天桥上看看”。边说边走，我们紧跟在后面，当主席那高大的身影忽然出现在天桥上时，顿时引起人们的无限欢乐！列车上的同志此时方知是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国去苏联，人们不约而同地无限喜悦地互相用微笑和打手势代替语言表示：“毛主席出国啊！我们给毛主席开火车啊！”
当时因山海关是关内外铁路分界口，全部机车换车，所以第一列警卫车也停在前面，战士一个个从窗口望见毛主席，真是无法形容他们的内心是多么地激动啊！只见不少战士高兴地跑上跑下向战友们互相报告这出人意料的特大喜讯——“毛主席乘火车出国了”，我们保证毛主席一帆风顺，一路平安，人们沉浸在无限欢乐的幸福之中，更使人感到惊喜的是山海关车站的铁路工作人员和候车的旅客，人人笑容满面，这一美妙难得的场面，可惜事先毫无准备，没有拍照留念。我们当时一心只想安全保密，对主席首次出国，没有留下任何真实的摄影，但是当时车内外人们只看见主席乘车东行出关，去东北巡察，决不会想到出国啊！而且大家相互不约而同地为毛主席的安全而保密似的，没有任何人大声喧哗，没有一个人向外“宣传”、“广播”，我当时想，我国人民对自己的伟大领袖如此热爱，如此敬重，真是心心相连啊！这只有人民的革命领袖才能赢得广大人民如此敬爱啊！主席放眼远眺，他看见写有“天下第一关”大字的城楼时马上向滕、杨部长提出要到那里去看一看，因为主席是从历史上知道那是“康熙”亲自写下的五个大字“天下第一关”，这也是历史名胜古迹之一，能有机会路过此地，并亲自参观一下，却很有趣。这时滕部长和杨副部长对此毫无准备，一听主席要去，不同意去又不好劝阻，同意去又怕出事，安全没有保证，交通工具也有困难，我已看出领导的难处。这时滕部长马上问我和冯纪有没有小汽车？对当地情况，其他同志不了解，我对“山海关”还是比较熟悉的，早在抗战时，我就在临榆县作敌区联络工作；解放后因山海关桥梁工厂归部直属，我正好在当年夏天七月左右专门到工厂检查工作，又曾乘工厂的小吉普车到“天下第一关”城楼上参观过。当时车站机务段等铁路单位均无小车，地方上县级机关解放初期也无小车，我想只有一辆小车无法让主席去。因此出于“忠心”，为了领袖安全，我当时向主席和部长们说：“找不到小车”，而且由车站去城楼还有七、八里之远，所以说没有车子去有困难。于是，滕、杨一致向主席报告当地找不到小车，以后回来时再准备好了，主席一听，只好说：“那就算了”！同时又问：听说还有一“孟姜女坟墓”也在此地？这时我因了解这一情况，马上报告主席：“没有坟墓，只是在城外三里多地有一段长城断毁了，传说那里就是孟姜女万里寻夫哭断长城的地方，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坟墓保存下来”，主席一听“原来如此。”笑了一笑。这样主席就在天桥上面停留了十几分钟，观赏了周围自然风光，看到了南面渤海海面，然后步下天桥，走上列车休息，我们抓紧检查换乘情况，准备继续东进。
当时为了在关外行车安全，加强前卫警戒，杨副部长等要我上前面去，我刚要出发上车去，因事先没有通知前列和调度，结果按时发车，前列已经开出，无法命令停下，于是立即通过调度通知前站令其停车待我上车后才出发。我临时改乘轨道车，在铁路轨上赶了四十华里才追上一直押运到沈阳后，由东北铁路局长派人随前卫，因为他们比我更熟悉沿线情况，我又回到第二列车即主席专车一直到满洲里。
当我从山海关到沈阳这一区段与警卫连战士同志一起行车时，主席专车上发生的情况，当时不了解，而是从沈阳上车后，冯纪分别讲给我几件有趣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存。他们告我，首先是列车人员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后，这个无声的动员令比任何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的动员令不知强多少倍。同志们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天津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车。他用最大的努力把车开得又稳又快，出山海关时大家还未感到列车启动时他已将火车慢慢地牵引出站，徐徐地开上线路，比前一段开得更加平稳，使坐在车上的同志感觉不出车在行驶。他认为生平最大的幸福是能为主席开车，为此发挥了他老英雄的本领，尽量把车子开得稳上加稳，让主席工作、休息不受一点震荡。最使我感动的是主席利用行车时机，抓紧时机，有计划地选调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亲自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一谈就是半天，我印象中尚记得，曾找绥中县委书记和锦州市负责同志，分别长谈四、五小时，据说那位县委书记很有风趣地说：“我在绥中县工作好几年所了解的情况，都叫主席拿走了”。那位市长同志谈后出来说：“主席考的题目太多啦！”所以沿线许多同志又想见到毛主席又怕主席“考试”，怕答不完全。有的同志被问得满头大汗，困为主席问得很具体很深入，特别是具体数字和各种百分比，主席都要详细了解，使许多同志感到自己肚子里那点东西全被主席掏出来了，大家一致敬佩主席的这种善于调查研究的伟大实践，虽被考问，都很兴奋，备受鼓舞和鞭策。
沈阳停车期间，东北局负责人曾登车探望主席，简谈十多分钟后即下车。此时鉴于主席沿线十分注意了解情况，滕部长首先面告沈阳铁路局局长黄锋立即作好准备，主席可能要你们当面汇报工作，并转告余光生、刘居英等同志预作准备。当沈阳上足煤水即将开车时，果然主席通知滕部长转告沈阳局局长开车后上车来到他车厢谈话，由于事先有所准备，加上铁路管理在接管时间积累了东北苏联管理经验，所以当时各项工作已经走上轨道，各种统计经济核算工作，较有基础，所以对主席所要了解的各项工作，指标完成情况，职工生活状况等均能比较系统地回答出来。主席听后比较满意，认为当时中长铁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管理方法，并指示滕部长好好总结一下中长铁路的经验，可以在关内各地铁路上加以推广，因此，只谈了两个多小时，车快到长春市时，已经结束。当时沈阳局黄局长十分高兴地走出车厢到站下车，简要地向胜部长汇报了一下谈话经过情况，滕部长当即说：“你们立即根据主席指示首先认真进行总结，党委先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发动干部群众，大家动手把现有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后，报东北局及部里来”。此时我又深深感到主席十分重视总结经验，对新鲜事物，先进经验及时抓住不放，善于发现典型指导工作，主席利用沿途行车时机，十分注意城市管理、企业经营、农村新区工作等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他是在考虑新中国的国家经济建设、土地改革、城市管理等重大方针、政策。从各地同志谈话中，主席对解放初期人民生活、社会治安等也很关心。我们伟大领袖真是日夜操劳关心国家大事，全心全意地为全国人民精心考察，全面规划，随时随地把党和革命放在首位。工作第一、革命第一，这些不正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光辉思想和优良作风吗？伟大领袖是从人民的艰苦斗争生活实践中长期地吸取丰富的宝贵经验，集中人民的智慧，这是我们永远学习的革命精神。
列车驶过长春向北挺进，一派北国风光，映入我们的眼帘。坐在平稳急驰的温暖的车厢里，从宽敞明亮的大玻璃窗向外看，皑皑白雪覆盖着松嫩平原的银色大地，这是多么肥沃富饶的祖国山河啊！再向西北远处望去，茂密的森林像地毯似的铺在那雄伟的长白山上，这里才是真正东北原野的美丽风光啊！然而就在不久之前，这片大好河山，在悲惨的“九一八”事变后，被卖国、内战、独裁的独夫民贼蒋介石那臭名昭著的“不抵抗主义”拱手奉送给它的主子——东方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惨无人道地统治了十四、五年之久。在苏蒙红军帮助下，中国抗日人民武装刚刚从日伪手中解放出的东北大片上地，又被所谓文明民主的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从人民手中抢占去了，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解放战争中，亲自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有名的辽沈战役，一举全歼美蒋反革命武装，才又把东北人民拯救出来，作了这美好大自然的主人。当我们看到眼前的一切，更是浮想联翩，思绪万千：这里曾经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长期坚持抗日战争的“东北抗联”同志们艰苦奋斗、浴血抗战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啊！在冰天雪地失去祖国的援助，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斗争，他们用鲜血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壮动人的英雄业绩啊！杨靖宇将军、赵一曼烈士……这些著名英雄烈士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啊！我们想到这里的人民和土地，内心更加热爱祖国的一山一水，每寸土地都是烈士鲜血浇灌过的。谁妄想霸占，那真是白日做梦！
列车经过了六天六夜连续不停的安全运行，于12月8日按时到达我国与苏联接壤的最后一个车站一即属于内蒙自治区所辖的满洲里市。沿途通过五省（区）两市的广大地区，穿越千山万水，顺利地安抵终点。这个小城市人口不多，但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散居有不少“白俄”，还有汉满蒙等民族聚居在一起，是从陆地与苏联相通的唯一出口处（车站南面是属中长路的中国铁路，车站北面是与苏联铁路相连的俄国铁路轨道了。因为规矩不同，比中国大些，所以列车不能互通，必须换乘）。
当列车快要进入车站时，滕部长、杨副部长首先走去向主席报告，满洲里马上就要到了，请主席就在车上休息，外面太冷，我们先与苏联专车负责人接头，办理交接后再报告。因此，列车一停，我们首先下车，看见苏联专车已到，正在站台待命。这时滕部长与苏联铁道总局负责人，杨副部长与苏联保卫局负责人，经过苏联自己带来的中国翻译，向滕、杨部长—一介绍情况后，即上苏方专车，一边交待情况，一边观看苏方车上情况，大概不到半小时，一切都已谈完。我也跟上去看了苏联专车设备与布置，然后先由车站组织好人力把主席所带的东西搬运到苏方专车上，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滕部长即报告主席，请准备下车，直接上苏方列车待发。这时我和冯纪副局长均在车站上值勤。毛主席穿好皮大衣，然后与政治秘书、警卫处长、翻译及专门厨师同志一起走下车来，苏联专车车门正好对准，主席十分喜悦地微笑走向我们面前，用他那热情有力的大手与我们亲切地握手告别。此时虽然是零下五十度，但是一股暖流顿时传遍全身，我激动得几乎掉下幸福的泪来，我极力控制自己，跟随在主席、首长后面，一直送到苏联车旁，相距非常之近，主席登上列车，不肯走开，一直站在车门口里，不断地向我们招手示意，让我们回去吧，此时谁也不肯走开，我们四个人站成“一”字形，一致举手向毛主席致敬，劝他进去，主席依然不动，忽然听到机车一鸣汽笛，列车缓缓启动向北开出，这时我们把手一致举过头顶，主席在关了车门的玻璃里面，最后向我们挥手致意，才进了车厢。我们一直在原地目送着列车，直到望不到列车时，才高兴地往回走。滕部长提出，咱们到车站里看看，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了高大宽敞的车站大厅里，观看了车站各种建筑设备，半小时后又上了车准备返回。此时滕部长、杨副部长高兴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光荣任务而马上又意识到迎接主席回来的任务，比这次困难多些，要早作准备。于是，稍休息后，当天下午我们即乘原车，轻车熟路，一帆风顺地由满洲里直奔首都。此时沿途警卫已撤，到站无人迎送，只有各地路局负责同志在停车时上车向滕部长报告请示工作，此时滕部长已告东北，关内各路局负责人，预作准备，保证主席回国旅途安全。
我们回到北京几天后，公开发表了毛主席到达莫斯科，斯大林同志亲赴车站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热烈的欢迎，斯大林同志致以热情的欢迎讲话，毛主席发表了诚挚亲切的答词。这一震动世界的新闻，使革命人民欢欣鼓舞，人人奔走相告。“毛主席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亲自迎接”……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大好消息啊！
四、保卫毛主席访苏胜利归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胜利签订。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同斯大林经过多次友好谈判，双方意得一致的基础上，顺利地达成协议，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了隆重的签字仪式，用法律形式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固定下来了，为巩固远东亚洲和平事业做出了卓越献。条约明确规定一方如遭到外来势力干涉侵略时，另一方为也是对该方之侵略，并共同进行反击。有效时间定为20年，如到期双方均无撤回之意即可自然顺延20年，长期有效。当我们在1950年2月11日从广播中和报纸上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大新闻时，是多么的激动啊！而我和滕代远部长、冯纪副局长马上意识到谈判结束了，主席、总理即将动身回国了。一件更加艰巨光荣的政治任务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滕部长指出：立刻作好准备工作，不必等候命令。为争取主动，不打无把握之仗，即动手早作安排。因此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公布，我们就投入了迎接保卫毛主席和周总理安全回国的紧迫任务之中。已有的两次保卫专车的可贵经验，我们有信心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主要是采取更加严密、细致、深入的全面准备工作。
我们与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一起冷静地具体分析了当时各地的情况，明确指出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首先最大的特点是全世界都已知道这一重大的行动，苏联肯定已举行公开盛大的欢送仪式并向全世界公开发布“新闻”，也就是国内外敌人早已等候的时机，事先已公诸于世，敌人可以从容部署，使我们防卫不易发现，特别是东北各地沿线治安较关内更加复杂，线路之长，确有防不胜防之感，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意外危险。但也存在对我们有利条件，即我们在国内仍执行高度“保密”，不公开举行任何欢迎仪式。如此，又使敌人难以掌握确切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区段，这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主动，决定各地不举行欢迎仪式，一切仍严守秘密，这样敌人虽可计算在苏联境内行车时速，然因它是专车可快可慢，加上沿途可以停车参观、访问，敌人又难以预料，更难发现。同时沿线内外情况我们已经心中有数，比出国时更熟悉了，所以对那些要害部位和薄弱环节，可以主动地予以加强充实和及时调整，对地方联系也有基础，可以实行联防，统一行动，必要时可以实行局部地区临时戒严，实行军管。其次，关键还在于内部保证，纯洁可靠，因此工作中心是进一步清理铁路内部、纯洁要害部门，加强保卫工作，密切联系地方，互通情报，共同负责。再次，虽己有经验，仍要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提高责任感，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不许有丝毫麻痹大意和疏忽，不可满足已有经验，而要时时刻刻严密注视新情况，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措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一时一是顺利而迷惑自己。最后为了保证绝对安全，加强专车保卫力量，仍开“三列车”同时出发。根据上述研究，分别向各地公安机关护路部队、铁路部门下达了文字的和口头的具体要求，并要求各地及时将准备情况尽尽快上报公安部与铁道部，分别建立日夜轮流值班制度，加强上下内外相互之间的联系，并及时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执行情况。
正当我们积极准备之际，不出所料，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于2月16日离开莫斯科，乘车回国，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均到车站热烈欢送，并举行了欢送大会，斯大林致欢送词，毛主席发表了告别讲话。当我们知道主席已正式动身回国，估计要行车9大之久，而我们到满洲里最快要走6天，必须在前一大赶到。为此决定我们于2月18日从北京出发。党中央考虑到此次公开回国，任务加重，于是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代表中央和我们一起到满洲里，并决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朱德另乘专车到沈阳迎接毛主席和周总理。中央这一决定，我们深感中央考虑周密。由于考虑主席沿途下车参观和休息，比出国时事情繁多，因此决定滕杨二部长各带一秘书随车照料（中南海派警卫处长李树槐随朱德副主席赴沈阳人这样，由京出发的迎接人员增加为8人。车经哈尔滨时，东北铁路公安局局长严佑民向滕、杨二部长提出，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让他添乘在关外区段，请示可否？膝、杨二部长马上答应可以，立即上车，这样，严佑民十分高兴地和杨副部长住在一起，并带有照相机，准备给主席、总理拍几张照片留念。我们于2月23日提前赶到满洲里车站，停车待发。
1950年2月24日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乘坐的苏方专车顺利抵达满洲里车站，当专车进站之前，我们已得到调度通知，列车正点到站。于是，李副总理带领大家排队守候在站台上，专车刚刚进站，毛主席和周总理从窗里看见我们，非常高兴，挥手招呼。此时此刻，我们在站台上，高兴得真想跳起来啊！虽然车站上除了我们九个人员外，并无其他欢迎代表，更未举行欢迎仪式，但是，这种出自内心的真挚感情，不讲任何形式的热诚欢迎，压倒了任何形式的热烈气氛。大家热气腾腾，喜气洋洋，一致使劲鼓掌欢迎毛主席、周总理胜利归国。这是完成了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工程上建立了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友谊大厦”，大家似乎忘记了严寒，互相握手，欢乐之声笼罩了整个站台，车站上服务同志也无不为之感动！我们为了不让毛主席和周总理受寒，向李富春副总理建议请他让毛主席、周总理先上车内再谈，这样，在李副总理、滕部长的引导下，主席、总理顺序而行，缓缓地走上了我们自己的温暖如春的车厢里，分别按事先排好的车位先后入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随车归来的除原出国人员外，又增加了几位我们不认识的同志，还是周总理向我们介绍：“原在苏联学习的肖华同志和孙维世同志，一起回国，你们另给他们分别安置一下车位。”当时还有秘密化名的越南领袖胡志明，至于同车归来的肖华与孙维世，与我们十分接近，互相交谈，我方知肖华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中央送他去苏联边治病，边学习，当时肖华很年轻，30多岁，南方人，非常热情，而那位女同志孙维世就是1938年在延安防总理赴苏学习的电影演员，归国后，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学院院长。
毛主席、周总理归国时，斯大林赠送了贵重的礼品…苏联新造的高级轿车两辆，分送给主席、总理专用。这种车可贵之处，就是车身装有防弹玻璃，并附有专用零件数箱，随车运回来，当时滕部长指令我负责全部装在后卫车上，并派警卫加以警戒，不准任何人上车去。我与车站负责同志联系好，从苏方专车转到我方专车上，后来回到北京检查，发现零件箱子被人撬开，并偷盗了一部分零件。以后为了此事，同时为了破获苏援米格十七教练机零件被盗案，总理指示公安部与铁道部共同负责查获办理。为此我和杨副部长及严佑民，于四、五月间专门到满洲里车站花了半个月时间终于发现系“白俄”员工所盗，交由东铁公安局处理。写到这里，顺便插进一段主席和群众心连心的动人故事，即在满洲里公安科长刘……，原是主席的警卫员，后来转业到铁路公安部门工作，主席进入北京后，他很想念主席，于是给主席直接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自己几年来工作学习情况，并向主席问好，他并没想到主席会写信给他。不久主席亲自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这使他高兴得几天也睡不好，并把主席亲笔信好好保存起来作为纪念，我到他办公室时，他从抽屉取出原信给我看。大意是：“你的信我收到了。望你努力学习，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看了非常激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百忙中亲笔给一警卫员写信，这只有我们的毛主席才是如此热爱人民啊！领袖和人民如此血肉相连、鱼水深情，任何敌人妄想施展什么阴谋诡计，那只是白日做梦而已。所以在满洲里车站发生的政治破坏事故在群众协助下很快弄清了。同样，当主席即将归国之际，2月下旬，长春郊外数里的铁路干线突然在夜间被扒开了数里之长，显然是妄图造成列车颠覆事故，但是被我们地方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并将线路马上修好，所有这些情况，向我们又一次敲了“警钟”， 因此，要求沿线军民密切注意严防破坏。
2月24日深夜，我们从满洲里车站出发，此时为了安全，有意迷惑敌人，因之头一列全是空车，压道试行，第二列车是警卫连乘坐的前卫作向导，主席专车则放在最后，即三列车。我们与回国人员均在第三专车上。
列车经过北满著名的大山兴安岭，气温较平地更为寒冷，到了海拉尔车站，正是在山岭上面，当时正值上午10点以后，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因为换车头，所以除了胡志明主席留在车里外，其余同志纷纷随主席、总理缓步走下列车到站台上一边观赏祖国北部高原风光，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大家三三两两地围绕在主席周围，格外亲切，边走边谈。此时，滕部长紧跟在主席身边，向主席介绍车站设备，当他走在道岔边前，主席把右手从大衣内伸出用食指指着道岔问滕部长，“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滕部长立即报告主席，“这是道岔，专门用它来拨开铁轨，使列车不会撞头。”“扳道岔的叫扳道员，很吃力，力气小的扳不动。”
主席听了说：“啊！这个玩艺还不简单呢！”
滕部长笑了笑说，铁路上这一套东西名堂不少呢！主席点点头微笑。此时，我与冯纪正在主席身后，他和滕部长的谈话，我们听得十分清楚，这一生动的场面，严佑民及时抓住了，他急忙用照相机把主席指问滕部长的动态，十分逼真地拍了下来。回来后，严佑民把这张照片专门放大分送给滕部长、杨副部长，他自己家里也挂着一张，还送给我一张，我一直视为极为珍贵纪念之物，好好保存着。由于沿途行动保密，一般不许拍照，所以没有留下多少照片。我希望画家们，如能绘出一些重要场面以作为画图将来插入传记之中，特别是主席出国时登上山海关车站大桥远望万里长城“天下第一关”之景，主席出国在满洲里车站情景，回国之景，以及在东北几个大城市参观时之景，……，如能用妙笔绘出，那该多好啊！
2月26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到达哈尔滨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市长饶斌及东北铁路总局余光生等负责同志都到站欢迎，并邀请毛主席、周总理下车休息。因为经过由莫斯科到满洲里，又到哈尔滨，长途旅行确实比较疲劳，于是，同意在此下车休息，我们分别住在两个最大的宾馆，大家可以洗洗澡，好好睡一觉。
2月27日上午毛主席、周总理与省市负贡同志谈话，并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亲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勉励同志们永远保持战争期间“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下午，滕部长告诉我和严佑民，“毛主席要去参观铁路工厂，你们快去先准备一下。 由于是临时安排，时间仓促，十分紧张。于是，严佑民与我乘车直奔工厂，此时离下班只有半小时了，马上通知工厂负责同志不要离开，保卫科同志立即在周围加强警卫力量，并临时抽些党团员准备在工厂门口、车间门口迎接。刚刚部署完，我们正准备赶快回去报告，这时工厂下班铃声响了，工人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向工厂大门走去，我们车子刚刚到门口，主席乘车已经到了。我记得总理好像没来参观，只见滕部长等陪着毛主席，车一直开到工厂内车间门前，这时大部分工人已走，不知是毛主席来厂参观。只有少数夜班工人和下班较晚走的一些老工人，一看见毛主席又惊又喜，毛主席很亲切的同下班工人握手、问好，然后由工厂领导人领路在各主要车间参观，向主席介绍这些设备性能作用，来到锻工车间正值夜班工人上班，主席与工人一一握手问候，工人同志真是喜出望外，十分高兴地向毛主席致敬。有的工人满手油污，不敢伸手，主席对此毫不介意，仍很热情地用力握着那些老工人的手，不断地说：“同志们好！”“祝你们好！”工人同志们激动地含着泪花双手伸向主席，“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祝毛主席长寿！”大概参观了半个小时，主席向工厂负责同志作简短谈话后，由滕部长等陪同返回宾馆。这时我和严佑民才放下新头大石，不禁出了点冷汗，好在没有出什么问题，只是感到事先没有计划，安排不周，使主席未能很好地参观，因为有的车间己空无一人，因无夜班作业，只好如此。我记得是27日夜离开哈尔滨向长春行驶。
毛主席在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主席建议回国时一定下车看看长春市容，据说长春是按日皇计划拟作新京首都，是以东方最好的城市规划建设的。所以，列车到达长春市车站停车，吉林省和长春市少数负责同志到车站迎接，并请主席、总理下车休息，看看日本时建造的银行和地质宫等，然后再动身。我们上午先到达，主席、总理下车后，先去省委。此时，市警卫部队立即开始部署，午饭后参观市容，我和严佑民先乘一辆吉普车作前卫向导，前面还有大卡车，车上架有机枪作警卫车，由于市委为了安全起见，临时局部地段戒严，当我们车经市区街道，非常肃静，很少看见行人，甚至连胡同小巷也无人出入，我们主要游览了长春街道，确是整齐宽敞，而且有些地方拱门形建筑，较为美观，主要建筑是所谓郊外八大处，即伪满洲国政府办公地区，占地面积很大，皆是近代化高楼大厦，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参观结束了。主席回到市府时，很风趣地问市委同志：“长春市老百姓很少，人都哪里去了？”市委同志一时不好说明，只是应付几句，说可能是临时街上警卫岗哨多了一些。主席说：“不要怕老百姓嘛。”主席对采取“戒严”有所不满，认为这会脱离群众。当时我们一看卡车上架有机枪，觉得十分不妥，好在主席专车在后没有看到，否则一定会严肃批评这种做法的。下午参观，不知何故，我们未去，在家等候，听说专门看了一下有名的“地质宫”，内部集中了有关地质方面的机密，还有一日本人留下的银行，据说有特殊装置，主要是反光镜等，如你走进银行内，钻到何处盗窃都能从镜子里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是防盗特别装置，中国各地，当时只有长春银行有此特别装置，是从日本国内运来的，国内不会制造，其他地方我就没听说，当晚即离开长春市，直抵沈阳市。
朱德副主席由京专程来沈阳迎接毛主席、周总理，东北局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并举办舞会庆祝胜利归来。列车抵达沈阳车站时，由专程赴沈阳接的朱副主席和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同志均到站热烈迎接毛主席、周总理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在建国之初，及时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是我国外交战线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这对我国东北地区来说，尤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东北地区是我国与苏联领土直接接壤的主要区域，他将对东北地区的安全和经济恢复与建设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东北局的负责人极为感激，为了表达他们的这种真诚的热情，决定在沈阳休息两天，除了主席、总理分别同东北局、省、市负责人谈了此次访苏经过和结果外，对当前东北工作也作了重要指示。为了欢迎主席、总理安全归国，东北局于第二日中午举办了隆重的“内部宴会”，当时出席人员限制极严，为保密起见，仅限于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辽宁省、沈阳市主要负责干部，凡随主席总理出国和归国人员全部参加，我们由李副总理为领队的全体迎接人员，包括东北铁路公安局局长严佑民及朱副主席随车的中央工作人员一起被邀请出席。主席、总理、朱副主席、李副总理、东北局负责人等为首席，坐在大厅中央，滕部长、杨副部长、严佑民、冯纪等及东北局几位部长和我们，紧挨着主席、总理的桌子，他们的谈话，我们都能听到，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员，坐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桌旁会餐，是我内心终生欣慰和难忘之事。
宴会上畅饮欢叙，大约一小时之久，我们仍有重大政治任务，保卫主席、总理、朱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宴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人们的思潮滚滚，从每个人的表情上可以观察出此刻大家都浸入在最幸福、最愉快的生活中。人们的眼光不时地投向主席、总理的宴席间，谁都想借此机会多看看我们最敬爱的领袖的一举一动啊。
晚间，在东北局的机关礼堂里又举行了小型舞会，主席、总理、朱总、李副总理等参加。大家高兴地有机会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同舞，这是难得的幸福啊！
列车经过山海关，正值深夜，因此对毛主席下车参观一事，既无专门安排，也不担心了。快到天津时，市公安局长许建国赶到塘沽车站上车，到了天津车站，天津铁路局长郭洪涛已安排好换乘。毛主席同总理等从莫斯科动身，经过半个多月的列车生活，3月3日夜安全地回到首都前门车站。为了保密，中央没有派人上站欢迎，按照事先通知，早已把毛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胡主席乘的专车，以及李副总理、滕部长、杨副部长的专车，依次地排列在车站上，所以列车进人第一股道，火车司机缓慢地把列车开到指定位置上，主席、总理下车后，即乘车离站。胡志明主席另有专人陪上车开出。李副总理乘车后，滕部长、杨副部长安排我们把主席、总理的专用轿车装车运走。随后，我和冯纪上车，向全体列车服务人员和警卫部队致谢，庆祝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件光荣的伟大的政治任务。
这是全国解放后，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我们党保卫工作、铁路工作的一次最好的考验，是一次严肃的首场考验！在全党动员全军保卫全民护路，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下，我们向党中央毛主席兴奋地报告；考试合格，首战告捷。
五、结 语
回顾主席首次出国一路平安，这绝非偶然，首先是党中央和周总理挂帅，周密部署，精心指导，铁道部、公安部首长亲自动手，各地党政军民高度负责，团结战斗，一致努力下所取得的。采取了群众路线与专门机关相结合，内外结合，军民结合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军万马，军民一条心，千方百计，千辛万苦，日以继夜，百倍努力，战胜严寒，严格保密等有效措施，才能顺利地保卫了毛主席首次访苏的任务胜利完成。我能够得到党的极大信任，参加这一工作，终生引以为荣。在1949年一年之内，我两次执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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