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艰险中走过来的周总理（成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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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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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是誉满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建党、建军、建国的创始人之一。他革命一生，多次遭遇惊险危难，但他有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超凡的智慧、渊博的知识、灵巧的斗争艺术。在危险局势面前，他总是以大无畏的气概，临危不惧，临难不苟，处险不惊，舍己救人，常常勇敢沉着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周恩来同志在一生的革命活动中，所遇险境达20多次。
我是1945年被组织上派到周恩来同志身边作警卫工作的，后来担任他的卫士长。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多年，我把自己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周恩来同志几次险遭不测、化险为夷的经过写出来，使我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引以借鉴。
一、周恩来断臂事故纪实
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同志无论是走路、和人谈话、在大会小会上做报告，或是看书看报、阅批文件和做其他别的什么事情，他的右臂总是弯曲在身前，人们早已看习惯了，总认为这是他的习惯，是构成这位伟大人物特有风度的特征之一，就像列宁总是把两手插进坎肩的衣袋里，斯大林总是用手捏着他那个烟斗一样。倘若有哪位画师或演员，在为他绘像或扮演他的时候，不是将右臂弯曲在身前，而是伸直，人们一定站出来挑剔指责，说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构成他特有风度的主要特征，画得和扮演得不像。对于周恩来同志为什么不能把右臂伸直，人们却从不过问，当然也不会有人追问他的右臂是怎样致残的，为什么没有医治复原。
我这样说，并非夸大。作为他身边的警卫人员，我是1945年被组织上派到他身边工作的，几十年来，有成百的人在他身边工作过，他们谁也没能弄清楚他的右臂被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于我，是到1977年才偶然知道的。
1977年，也就是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年以后，我听到一个传闻，说他的右臂致残是当年在延安被江青害的。这是我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30多年来第一次听到他右臂致残跟江青有关。很奇怪，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竟然一点信息都不知？这右臂致残的事，终于水落石出。时间漫长而久远，我感到有些事件被湮没得愈深愈久，一旦被发现，反而使人感到愈新奇愈珍贵。下边，我按“无端之祸”、“无奈之残”、“无言之苦”“无谱之歌”四部分把事实真像写出来。
（一）无端之祸
大凡去过延安的人，都知道城下有一条延河。延河的水不深流不急，一年四季部可以涉渡。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它有个怪脾气：夏季往往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人们正裸膝涉渡，突然间会出现山洪，滚滚而来将人卷走，带进黄河。这是因为上游某个地方突降倾盆大雨而形成的奇怪现象。
1939年7月10日这天下午，革命圣地延安城烈日当空。中央党校忽然像山洪暴发般的传出消息：周副主席在骑马过河来党校的路上受伤了！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由抽紧了心，神秘地互相悄悄地传告着。在战争年代，每逢我们遭受到意外损失的时候，大家的心都是揪着。他们谁都想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谁又说不清楚。于是纷纷猜测，私下议论：
——遭到了特务、汉奸的刺击？
——骑的是一匹犟马？
——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从来还没出过这么大事故，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
中央党校高级班（在这个班学习的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的学员更是后悔不迭。有的说今天不该请周副主席来做报告；有的说既然山洪下未了，汽车过不来，就改个日子算了，何必骑马来，畜牲这东西最容易出事；有的说得用马鞭子狠狠地把那匹马抽一顿，好好教训它；也有的说干脆把那匹马宰掉，免得以后再出事。
中央党校学员们有个传统的老习惯，每隔一个时期或每逢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便提出请中央领导人或直接点名请某位领导人到校，给他们做报告或解答。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三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公然搞起投日反共活动，在秘密颁发了几个内部文件之后，又公然制造了多起反共惨案。抗日征途，风雨如晦。面对当前局势的迷惘，党校高级班的学员提出请毛主席去给他们作报告，指点迷津。不料这天毛主席赶上有事去不了，便请周副主席代他去讲，说：“对于这些事，你讲得比我好。”
周副主席是刚从大后方回来的，党校高级班的学员一听周副主席要给他们做报告，良机难逢，自然欣喜万分，一个个翘首以望。谁知盼来的周副主席，此时却因右臂骨折躺在党校大门口的会客室里。他们自然后悔不迭，心乱如麻，恨下能以自己的伤痛来代替周副主席的伤痛。
周副主席是这年6月上旬，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乘汽车出发，盘山绕水，晓行夜宿，赶回延安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回来后往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院旁的窑洞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定四月间召开，因那时候周副主席代表中央正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地研究新四军的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敦促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贯彻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未能归来，所以推迟到现在。
周副主席躺在党校，毛主席还不知道。最着急是陪同周副主席到党校去的王来音和蒋泽民。
王来音是毛主席警卫班的警卫员，他的专职是负责料理毛主席的生活和管理毛主席居住的两孔窑洞。毛主席对这个18岁的陇东娃娃很满意。这次周副主席回到延安，身边只带了刘久洲一个副官，这时又放了他的假，没有住在这里。毛主席见周副主席生活没人照料，便对王来音说：“你认识周副主席吗？”
周副主席，过去王来音从未见过。这次他回来就住在毛主席院旁的窑洞里，他从大后方回来穿得洋气些，先一天他到毛主席这里来时，王来音给他递过茶水，自然认得，便认真做了回答。
毛主席向王来音交代：周副主席从重庆回来开会没人照料，派你去招呼他的生活，缺什么东西你就去领，一定要照顾好。我这里的事从今天起你就不用管了，等周副主席回重庆之后你再回这里来。你的工作，警卫班会派人来顶替。
就这样，王来音来到了周副主席身旁。
10日那天下午，王来音通知汽车司机送周主席去党校。司机说延河正在发大水过不去。中央党校在延河的对岸，从杨家岭去中央党校必须通过延河。那时河上没有桥，车辆行人都是涉水而过。毛主席听说河里涨水，就叫王来音去探水势，看汽车能不能开过去。王来音赶到河边一看，浑浊的山洪滚滚而下，河中央平时裸露着的几块大石头都已淹没在水下了，汽车根本过不去，骑马倒可以涉过。毛主席就叫王来音把他的大青马牵给周副主席。
这匹大青马曾经跟毛主席进行过长征，稳当可靠，爬山涉水又是老资格，有经验，所以毛主席叫王来音把这匹大青马牵给周副主席骑坐，同时又派他的警卫参谋蒋泽民随行。当时一同去的，还有一个地位特殊的人物，这便是毛主席的爱人（爱人是那时解放区对妻子独有的称谓）江青。这时她正在马列学院学习，听说周副主席要去党校高级班作大报告，就要求去听。毛主席告诉她：“你条件不够（高级干部）嘛？不同意她去，但她还是跟着去了，她骑的是警卫员的马。
王来音牵着周副主席的马，涉过齐腰深的洪水，上了岸，正在河滩上穿衣服和鞋的时候，江青忽然心血来潮，打马急奔，向着山坡小路跑去。
大青马和江青骑的马原本是一对，江青的马一跑，大青马也跟着跑去。跑着跑着，突然从附近农户窜出一条狗。这未见过世面的狗，一见江青的马，便吠叫着扑过来。江青见状惊慌失措，拨马就逃。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哪里容得下两匹马？她的马一下撞到周副主席的大青马上，周副主席连人带马一晃，一头从马背摔下来，摔了个臂折肉伤。
周副主席受伤，自然要向毛主席报告。这是王、蒋两人分内之事。但他们却十分为难，因为江青这个地位特殊的人物夹在这个中间，要报不敢，不报又不成。还是按原则办事，由王来音骑马回杨家岭如实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很着急，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一面叫他的秘书叶子龙和他一同去党校看望料理，一面对江青发火：“你出什么风头！你耽误了多少大事……”
江青自知理亏，远远躲开，以后好长时间都不敢回杨家岭见毛主席。
刘久洲是个倒霉的警卫员，人命关天的大事又一次出在他的身旁。前年（1937年）5月，他随周副主席乘一辆大卡车去西安，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山隘，遭到土匪的伏击，司机牺牲，随行人员伤亡数十人，他身中二弹，幸好周副主席未出三长两短。这次，他听说周副主席身受重伤躺在党校，将信将疑，连走带跑赶到党校会客室。从人群中挤到周副主席跟前，见周副主席右臂肿得碗口那么粗，流着鲜血，浑身汗透，强忍剧痛，很悔恨自己放假外出没有跟着，要不然也许会像在劳山山隘遭到土匪伏击一样大难得以幸免。
山洪来得猛退得也快，周副主席乘汽车回到了杨家岭。窑洞虽说有冬暖夏凉的优越性，但这时候令人感到特别的闷热。
周副主席受伤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延安城。
当时的延安城实际上已不具有城的形象。这座历史上有名的北方重镇，1937年党中央进驻，再度繁荣起来，成为抗战的中心。1938年底就遭到了日本鬼子飞机不断的狂轰滥炸，店铺房屋被夷平，只剩下凤凰山上那道蜿蜒的城墙空围着一片瓦砾场了。党中央各部门不得不分散在许许多多小山沟里。辟窑为居。党中央搬到这杨家岭的山坡上来住。虽说那时延安消息传递还处在鸡毛信时期，但是各部门的领导人和周副主席的老战友，还是很快知道了周副主席不幸受伤的消息，一个个先后亲自赶来登门看望。周副主席虽然伤痛很厉害，还是强忍着一个一个接待他们。对他们说：是他骑马去党校，过河以后马一失蹄跌倒一个大坑里面，摔下来，右胳膊肘杵到了地上。医生已经治了，不要紧的，很快会好的，请放心吧！他们虽然相信周副主席的话，甚至有人说那条路上确实有日本飞机扔炸弹时留下的坑，但是仍搬不掉压在他们心头的那块沉重的大石头。他们严肃地要求中央教导大队（即中央警卫团），认真吸取教训。据王来音回忆说。“随后，中央教导大队领导向我们下了指示：从今以后，首长骑马不论走路过河。警卫员必须牵马走！”
（二）无奈之残
对周副主席的伤情，中央非常关心，马上向八路军卫生部副部长王斌作了具体交代。但是，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非常差，我们自己没有一位专家，拐峁医院（八路军总医院驻在延安拐峁村）连一架好的X光仪器也没有。到8月中旬，才知道周副主席的右臂己造成固定的向肩的方向弯曲而不能伸展了，也不能用来工作和生活了。这时X光片显示是：右肘右肱骨下端成丫形骨冠状突顶在鹰嘴窝内发生粉碎性骨折，断骨已形成错位愈合。
医治无效之后，党中央决定让周副主席去莫斯科医治。
8月27日，许多同志聚集到延安东门外的机场上，为周副主席送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希望周副主席回来再见的时候，能看到他伸出一只挥洒如初的右臂。战友们知道他不能缺少一只健全的右臂。他需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飞机场的尘埃被螺旋桨扇卷起来，遮天蔽日，飞沙迷眼，尘土扑面。等到送行的人们听不到马达声在山谷中轰鸣的时候，那飞机（当时人们称它为铁鸟）已经是远远的好高好高的一个黑点了。当时延安飞机场是土跑道，根本看不见飞机是怎样起飞的。送行的人群在尘雾里高高地向着马达声响的方向不停地挥手！这是一架国民党军队派来的飞机。苏联飞机，按照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协议，只能在兰州而不能到延安降落。
飞机腾空而去，但周副主席那颗心仍然系在中央的工作上。自跌伤之后．他从未卧床休息过一天。虽然有医生的督劝，来探视的同志的恳切要求，邓颖超同志的细心照顾，但是，他说他胳膊伤了头脑毫无损伤，中央开会他照常参加，文电他照常处理。他只要求中央组织部给他派个人记录文稿，因为写文稿这件事，并不是可以用左手去写的。
那时派去给他作记录的是陈舜瑶，这位老大姐后来回忆说：1939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二支部学习，和江青是一个支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组织单位都是支部）。刚要毕业，中央组织部让马列学院通知我去谈话，说周副主席受了伤，手不能写字，周副主席口述的话你要记下来，材料要保密。到杨家岭后，周周副主席问了我的简历后，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说试试看。先记的是“八一报告提纲”，周副主席很不习惯他说一句等着别人记一句。他回别人的书信总是一口气说完，我写出来。有时他指出口气不对，就说一句让我写一句。周副主席的手不能写字，他伤的非常重，医生差不多天天来给他看病、换药。现在有的回忆材料里说，周副主席当时用左手写了一本厚厚的文件提纲，那是不可能的。周副主席口述过许多文件，章句明确，甲、乙、丙、丁层次清楚，好记录，我在的那一段时间，都是超工作量的工作，没有散步、活动。
来找周副主席谈问题的人不少。那时他是我党驻重庆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又是中共南方局书记，特别是想了解当时大后方情况的人，都来找他。
陈大姐向我们讲了当时病中的周副主席工作精神之后，接着又叙述起周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繁忙紧张的情况，再接下去就是感叹他在建国后二十多年中的重任。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印度医生柯棣华在当时的日记里所写的情深动人的话：“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你猜他在干什么？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写字。骨断之后是很痛的，他的脸上都是汗。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时，看到他的内衣都湿透了。想想看，他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在坚持工作啊！我们正心疼地责备他不应该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可你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该为党工作。’在八路军里我常常听到同志们说这句话。可是在当时，我却忍不住的掉泪了。”
在兰州换乘苏联政府专程派来的飞机，经新疆到达莫斯科已是9月中旬了。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邓大姐被招待在别的地方住下。
苏联政府派了七、八名专家给周副主席会诊和治疗。当他们了解到延安的治疗方案和造成的后果之后，一个个摇着头，把肩一耸两臂一摊。他们无法想象延安的医疗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他们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只是对医疗方法失当给病人带来的不应有的痛苦感到遗憾。会诊之后，他们认为周副主席的病情并不复杂，凭他们的医术完全可以使这位中国党的领导人恢复健康。于是向周副主席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重新接骨，但要动两次手术，花费时间要长一些。这个方案即使万一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效果肯定是好的。第二个方案，就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但最后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效果不会很理想。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尊。他们不愿意看到病人弯曲着手臂走出他们的医院。然而周副主席经过考虑，决定采用第二方案，他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国内的事情很多。”
作为病人没有不愿意恢复正常的，但是，国内形势日趋严峻，日本帝国主义已宣称不再以蒋介石为主要对手，而用主要力量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又已实施军事反共，血案迭起。抗战前途和民族命运堪忧。我们党随时都要准备应付突然暴发的事变。他虽然身在莫斯科，但知道自己肩上的重量在急剧地加码，他衷心地感谢苏联医生，但考虑到同志们在盼着他，国内的工作在等着他，他毅然决然地说，别的就无需考虑了，只要“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强力拉伸是很痛的，多次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
当时师哲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为周副主席担任翻译、每天陪伴着。师哲老人后来对我们介绍治疗情况时说：疼啊，是人承受不了的疼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能比上周副主席那样坚强的人啊，他忍住，也有时受不了那么大的罪啊。邓大姐在治疗的时候都不让她在跟前，她若瞧着是受不了的啊，总理在大姐面前从来不讲那么疼的。
在师哲老人谈到这段情况的时候，我们问老人：是不是应该说这弯曲的残疾是周副主席自愿留下的？老人肯定地点点头：是这样的。那时他想赶快回国。
经过多次强力拉展，时间不长周副主席的右臂基本上能做伸屈活动了。他高兴地向人们说：取得这样效果我是很满意的，我又能照常工作和生活了！
周副主席能用右手写字了，治疗后期，他竟写了长达110多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送交共产国际领导人，并且做了回头报告，使他们了解中国情况和中国党的策略。他多么希望“英特纳雄耐尔”在中国实现啊！
1940年2月，医生同意周副主席回国了，苏联政府派了一架专机送他和任弼时同志一行到兰州。到达兰州后，周副主席向当时国民党战区的司令长官朱绍良借了一辆中型轿车，乘人载物。凭着朱绍良的旗号，一路关卡无阻，经西安，于3月26日安全返回延安。
此时，由蒋介石发动的以军事行动为主的全国性反共高潮刚被压下去，抗战形势大有好转，但是陕甘宁边区的23个县被占去了3个。这23个县本是蒋介石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亲口允诺的。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就指出：此人历来说话不算数，要他签字！周副主席说：既然他说的话可以不算数，那他签的字也同样可以不算数。周副主席可说是最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了。
周副主席还没回到延安，消息早已传开，这天中午人们远远瞧见在公路上空尘头高卷处几辆汽车向杨家岭驶去，就断定是他回来了。一定是健康地回来了。杨家岭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不时地向大门外河滩上瞧一瞧，当他们听见汽车加大油门冲上杨家岭山坡的声音，都到路边招手相迎了。前来欢迎的人们在欣喜中才知道那只右臂是永久性的残废了，只能伸屈到60度就再也不能伸直了。同志们在失望在埋怨，失望莫斯科的医生并不高明，埋怨莫斯科医生没有治好，他们并不知道这不是医生的过错，而是病人坚持自愿留下的，而且目前病人自我评价是很满意的。周副主席的伤不仅在延安的同志们十分关心，就连远在敌后的同志们也很关心，毛主席看到周副主席这已经半残的右臂后发电报给太行山彭德怀，半喜半忧地告诉他：周恩来伤已半愈，已能写字、吃饭。可见毛主席对于治疗的结果是不满意的，他只承认是“半俞”。
当晚，杨家岭农家谷场上挂着通亮的汽灯，燃着几盆火红的炭火，工作人员扛着板凳冒着寒冷到这里开会，党中央热烈欢迎周副主席伤愈归来和任弼时同志自莫斯科归来。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建筑礼堂，也没有较大的房子，不论开会、做大报告都是在场院里或是树荫下。寒夜里毛主席和许多领导人都早已来到，讲了许多话。
周副主席在晚会上为了回答同志们的关怀，为了表示那右臂仍具有正常的功能，能够照常地工作和生活，使担心的人们放心，他将这次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电影放映机架在桌上，自任放映员为大家放映一场电影。这电影机的发电机是手摇发电，放映机是手摇转动，他用右臂摇动放映机一直把《大战张鼓峰》（苏联纪录片，该片纪录了苏联红军1939年在远东击败日军的战绩）放完。周副主席用行动来证实他那右臂并不残！
（三）无言之苦
刘久洲是1939年8月底，随周副主席从延安乘飞机飞抵新疆的，周副主席没有让他一同去莫斯科，叫他在新疆等候，回来后再一同返延安。因为在那里根本不需要我们自己的警卫人员去保卫，所以刘久洲一直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势孤力单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随时准备战斗，甚至准备被抓去坐牢。这种生活。长征时候也好，在重庆久住的时候也好，刘久洲都是过惯了的。在那些日子里，他度日如年，只盼望周副主席能够早日治愈回国，把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打掉。
周副主席乘苏联飞机回到兰州，再到西安，然后返回延安。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沿途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均以礼相待。有的官员甚至自称曾是周副主席黄埔军校时的学生，恳求给予赐见。尽管如此，刘久洲仍防有诈，昼夜紧张地随侍左右，如入虎口，这一趟定要确保安全！
3月24日，周副主席的座车进了家门——陕甘宁边区，住到甘泉县，周副主席同毛主席通了个电话。3月25日上午，又顺利地通过了劳山隘道。通过劳山隘道时，有人指点哪是1937年周副主席遭到土匪的伏击遇险的地方，刘久洲还回忆了当时自己身中两弹重伤在地的战斗情况，还觉得毛骨悚然。傍午的时分，人们盼寻已久的延安宝塔，已经遥遥在望了，车L的人又兴奋又轻松。
延河的水清澈见底。延安人从河里排列着蹬石上连走带跃穿过去。周副主席的座车则从石头旁边，加大马力，过河一上坡到了杨家岭。
周副主席安全地回到了延安，刘久洲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了紧张的心情，但同时又多了一重忧虑。延安这地方位于黄土高原，即便到了夏季，也还带点“早穿皮袄午穿纱”的味道，所以尽管现在已是3月底，给人们的感觉依然寒气逼人。早、午、晚乍寒乍暖，这种鬼天气，对于受伤的人无疑是一种折磨。刘久洲自己就深有体会，他在劳山负伤后，每遇天气变化，就感到酸痛得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也摸不准是哪个部位。除了忍着，别无良策。常言道。“病身最觉风霜早。”他以自身之痛度周副主席之苦，深知周副主席工作繁累，令后是要长期受罪的！虽然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从未听到周副主席说过他的苦痛。
那么，在周副主席的后半生里，这只残臂有没有给他带来痛苦呢？回答是肯定的。我自1945年到他身边工作以来，朝夕未离，也未听到他或是其他同志向我交代过他有酸痛的问题。不过．据我观察是有的。比如进北京之后，他常到群众中去活动，年轻人和他握手时总是使劲摇他的胳膊，有时还被挤得架空起来动弹不得。每逢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很着急，总担心他的右臂接骨处被摇断，有位医生奚落我这个“土包子”，说愈合的部位甚至比原生的骨头还要结实。怪不得总理经常批评我们不注意学习，回想起来，这种常识性的笑话我们着实闹了不少。
刘久洲和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伤残确实在折磨着周副主席，确实给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带来了许多不便，有难言之苦。
有两件小而又小的事，可以说明。
有一次盛饭，有几颗饭粒粘到了周副主席右手小指的下侧。他想用舌尖舔到嘴里，但是，他的手背不能像正常人手背那样，可以翻过来伸着脖子去舔，只好放下饭碗用左手去扳着舔。还有件事就是剪脚指甲。周副主席认为让工作人员为他剪脚指甲是不礼貌的，每次洗完脚都是自己剪，但伤残的手臂造成莫大的困难：勾着腰，盘着腿，扳着脚，将要剪上却又滑脱，时常累得满身是汗。
再就是握手。他大约是世界领导人中握手最多的人之一，每次握手，都被满握而摇臂。有一次他和人握过手之后回到办公桌上，肌肉萎缩的小肘使他批文件字都变形了。
摄影师在抓拍人物时，常常是抓住要抓拍人物的风姿，一按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声即可完成。他们在抓拍周副主席的形象时，总在他双臂交合在身前之际，这是他们认为的最好时机。这是他们的角度。我们当警卫员的却不同了，我们这时所看到的不是摄影师们认为的风姿，而是他下意识地用左手去抚摸他的伤疤之处。
1958年夏天，警卫员赵行杰随周总理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了3天，回来说，他自己这次是去干了几天脑力劳动——费了脑筋。
那年夏天，北京十三陵水库开工，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规定，周总理带领国务院机关干部编成的一个队，去劳动。工地组织劳动的人，为了照顾他，派他干轻活，他说那是“象征性劳动”，执意去挥镐挖土石方，扬锨装车。由于他胳膊伤残，动作别扭，镐头下去落不到正地方，装车也装不好，就想推推独轮车也还是可以做到的。谁知独轮车并不那么好推，再加他的两臂不能平衡地使用力量，推着推着，独轮车一歪，把石块倾倒在行车道上，妨碍了整体的工效。赵行杰费尽脑筋想主意使他劳动得满意，但都未成功，后来说，我推车你拉车吧。于是两人调换了位置，由赵行杰推车，总理拉车。尽管如此，赵行杰仍不能不动脑筋。他理解总理，得给总理一个出力的机会，但是工地的小车道修得很平坦，没有上下坡，要叫总理出力也难。谈到这几天劳动的时候，赵行杰对我们说：我推车如果不出力，叫总理用力去拽，那我还算个什么警卫员！但是我一出力，总理就没法出力去拽了，埋怨我特意照顾他，成心不让他劳动。拉车的绳子短了，我担心车上的石头会掉下来砸着他，长了，他又说拽不上劲——那只右臂弄得他实在不痛快。
总理说，他刚六十岁，不能算作老年，即使老年，也还要参加劳动。
因右臂伤残终究使他未能和大伙儿一样劳动而抱憾。我们工作人员则因另外一件事为他抱憾，就是他一生未能学会游泳。他不是不能学，而是那只右臂妨碍了他，使他难以学会，说明现实生活并不像他说过的“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那么简单。
1960年初秋，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广州议事，暇时到越秀山上的游泳池去游泳。毛主席是行家，很能游。总理和少奇同志不会，两人每人捧着一块轻质木板学，少奇同志学会了，总理没学会，但由此引起了他学游泳的劲头。
1961年夏天，中央到北戴河办公。他住在三十四号楼，这楼原是一个旧官僚的松林别墅，出院门就是海上的第三浴场，北戴河的海水吸引着每一个人。中央领导人几乎个个都会游泳，周总理看着眼热。一天他向我说：我要学会游泳。又说：你们都不会教，就请会教的同志来教我。看来他是决心要学，我们也为他能够学会游泳增添体力而高兴。
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不仅是个热心肠，而且是个办事从不挠头的人。接到我们的电话，立刻把少年游泳班的女教练黄莲华找了去，交待说：“小黄，你马上收拾一下到北戴河去，有重要任务，车站有人接你。去干什么，不要问。”
那天她赶到第三浴场，总理早已经到了。这是自1954年中央夏天搬到北戴河办公之后总理第一次下海。周总理对她说：小黄，你这个教练知道我吗，我这个学生不好教啊。显然，他对学游泳是有信心的。但还是说：你看我能学会吗？
小黄说：“一定能！总理你先掌握仰泳，会了，别的姿势跟着就掌握了。”
周总理在水中试着仰浮，不一会就能浮起来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克服自身的重量浮在水面上，又新奇又高兴。他说；“看样子有希望！谢谢小黄。”他望了望浴场休息室的钟，走上岸，高兴地对小黄说：“下回再来教呵。”邓大姐也在沙滩上来看，高兴地对小黄说：你要帮总理学会啊。周总理很有信心地接过去：“我是能学会的。”
接着几天都是练习仰泳前进，周总理用双臂拨水，常常拨到脸上，又发生了原地转圈，小黄很着急，没有想到他的右臂是弯曲的（她从未训练过残臂运动员）。总理心里明白，他说：你们用两只手划，而我的右手只能把水拨到自己身上。
小黄教他有意识地让左臂迁就右臂，后来果然成功了。但几天之后，周总理意识到老用左臂迁就右臂很困难，就向小黄说：我是游不到头啦（意思是说他不能单独游到200米远的设防鲨网的地方），还得几个人陪着我，从明天起不学了。在场的人无不引以为憾。过两天周总理要回北京，小黄说：“回北京后我去中南海再教你，能会。”周总理欣然答应了。
回到北京，小黄每天带着希望去中南海游泳池，一边等周总理，一边教别人。但是因为工作太忙，周总理没有来，他从来也没有来这里游过泳，只是毛主席在这里游泳时，他到这里来谈过工作。
随后，天气转凉了，小黄，这位怀着报效祖国赤子之心的印尼归侨，当时中国国家女子游泳队的骨干，终于没有教会周总理游泳，荣高棠交给她的“重要任务”终于没有完成。
过后几年，周总理夏天到北戴河办公，也只是到海边坐坐，再没有下海。
（四）无谱之歌
对周总理当时及以后均未将受伤的真情告诉邓大姐，是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而且一直是想不通的。难道他告诉邓大姐不应该吗？难道邓大姐会责备江青吗？怎么到1977年她还不知道？
1977年我听到传闻周总理的右臂伤残是被“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害的以后，就去找了王来音，得到王来音的证实，便急忙去中南海西花厅面报邓大姐，说我找到了见证人。当时我以为邓大姐早就知道周总理受伤的真情呢，谁知她根本不清楚。她像日常听取别人讲话一样，默默地倾心地听着。等我谈完当年总理右臂摔断的前后经过，她才若有所悟地说道：噢，怪不得那年我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江青来向我说，她经常去看望恩来，她难过得都哭了。我想；她怎么要哭呢？今天你这一说，我才知道同她有点关系。恩来从没有给我讲过。
邓大姐回忆将近38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地说：那年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我留在重庆工作。他走后一个多月，我才在7月底或8月初收到一个条子，一看是恩来写的，说：因骑马不慎摔伤右臂，很快就会好的，请放心。好像是左手写的。这条子是遇到当时有人从延安来重庆托他带来的。路上那时要经过好多天。我远在重庆，也没过问此事。
邓大姐接着说：大约又过了两个星期，我收到中央给我的电报，说恩来的臂伤急需去苏联治疗。这时我才感到他伤势一定很重，就发电请示中央，要求同去苏联，以便照顾。中央立即复电同意。我乘汽车回延安，路上走了六天。恩来每天仍忙于工作，不顾治病和休息。许多同志都为他的伤势严重而焦急，要我好生劝他。
我这次去见邓大姐的时候，总理去世一年多。大姐的语调稳缓而坚定，情真而意深。从大姐那里，我脑子里存在那些问题，似乎得到了深邃的答案，又似乎没有得到答案。我想，这大概便是被世人景仰的“模范夫妻”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一幕既同心相结而又各自隔膜的情理间融的佳作。也许有哪个大剧作家，能挥动如椽的巨笔据此写出一出不朽的好戏！夫妻之间应是无话不谈的呀，可是他们之间一个未便如实以告，一个相信那个河边的大坑为真！
周恩来总理到底有没有向别人讲过这次事故的真情？据我们调查所知，他讲过！他在莫斯科就医时曾向任弼时同志讲过，还向师哲同志讲过。他向任弼时讲。是因为他要任弼时给延安发电报，请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妥善处理江青的事，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他曾要求毛主席不要责备江青。张闻天接电后亲自安排江青随同马列学院学生去农村考察去了。而他向师哲讲，则完全是因伤痛所致。据师哲老人回忆，周副主席当年在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对他己经愈合的右臂采用强力拉展手术，周副主席疼痛难忍。师哲说：周副主席大声地喊叫：疼啊，疼啊……！他这才说：是江青骑马把我从马上撞下来摔断的。师哲老人是1925年去莫斯科的，从未回过国，当时还不认识江青是谁。
当我们告诉师哲老人，总理从未向他人讲过他受伤的真情，就连邓大姐也未告知的时候，师哲感叹地说，总理是住了不起的领导人，1928年我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我对他就有突出的印象。这回他到莫斯科，我们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我一进门就认出了在座的客人是周总理。我被派担任翻译（我是任弼时同志的秘书），天天陪住在医院里。总理是个最坚强的人，治疗中受的罪太大咧，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他经常忙于工作，特别是后期，他向我说：我每天都处在精神兴奋之中，我要工作，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至于周总理当时的伤势究竟如何，除了此文前边所叙述的以外，我们在历史档案里还发现了一帧照片，那是当时正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修养》长篇报告的刘少奇去看望他时，由一位今已不知名的人留下的珍贵镜头。读者看了这帧照片，自然会明白当时周副主席的伤势确实严重。
几十年来，伤残的右臂不仅在折磨着周恩来总理，同时也在塑造着周恩来。
谁能说，那只伤残的右臂不恰恰使周总理的风度更加生辉呢？
二、万隆之行
1955年，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跟随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在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那次万隆之行，到现在虽然已有50年了，但那紧张和惊险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叫人难以忘怀，叫人惊心动魄。
那次万隆之行，对周总理来说，真可谓不避艰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在那一次，退踞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了大批特务杀手，妄图乘周总理前往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那一次，真可谓荆棘遍布，险象环生，若当时我们的防范措施不力，就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一）两次重要警报
1955年初，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因开会地址设在印度尼西亚避暑胜地万隆，故又称“万隆会议”。
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五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们当然要参加。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
会议定于4月18日召开，会期是一星期。
正当我们紧张地为周总理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3月初我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l号”。
情报确实、可靠。
情况十分严峻！
面对这一严峻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去，固定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可以在亚非国家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决定去之后，接下来就是怎么去的问题。先是周总理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去，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被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正当我们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总理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我如此尊重，周总理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总理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一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等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登机。
我们刚要离开机场候机室，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同志匆匆赶来了。他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这是在我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对这份重要情报，同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
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一14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同志们都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总理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总理正好可以在昆明休息几天。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周总理一行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总理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时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大姐，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交部那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同志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我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我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会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时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登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失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三）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我们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处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说明周总理此次万隆之行是充满风险的。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总理去仰光之前和到仰光之后，发生了两件意外的事：一是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突然病倒；一是参加缅甸的泼水节。
周总理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我两个人。姚力同志已经打前站去了。人手本来就紧张，不料这时何谦同志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真是行船又遇顶头风！我正着急的时候，党中央于4月11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不然，我真担心我一个人顾东顾不了西。鉴于周总理和在昆明的代表团人员4月14日即启程去仰光，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副部长和李福坤同志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李福坤同志做衣服，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将就穿用何谦同志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了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总理的安全，邓大姐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总理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的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大姐，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总理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总理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月13日晚，周总理又找留在昆明的同志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告诉邓大姐：“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I4日晨7时15分，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总理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周总理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时（当地时间为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3时3O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浦寿昌同志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我和李福坤同志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迎进客厅，我和李福坤同志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时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我和李福坤同志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我们。我们一看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浦寿昌同志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我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我们说什么服务员不懂，服务员说什么我们也不懂。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我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同志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同志把情况一说，我们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浦寿昌同志他们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我们到达缅甸那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花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我和李福坤同志唯恐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我们一共参加了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我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文明，他们只是用小碗向我们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我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嘻笑着大盆大桶地向我们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我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我们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我和李福坤同志，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我和李福坤同志对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所去的五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我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四）飞机迫降新加坡机场
因为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印、缅、中、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我们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l时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时，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问提前两小时。周总理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总理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总理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我们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我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总理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总理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我和李福坤同志，随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O多岁，一个40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我们招手。我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我们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我们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同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我和李福坤同志拽到一边，悄悄地对我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同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我们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李福坤同志忙对我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我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我们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周总理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我们失去了11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绝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廖承志等同志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我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我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同志守在外边，我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绝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同志也才回到接待室来。我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
下午2时45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3个钟头，于下午5时30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甚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我们不由又想起了那11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我们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我们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我们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总理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总理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我们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五）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10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对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抢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币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我们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我们已经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我们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副总理，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我们在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一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副总理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总理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同志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二同志在周总理前边走．他说：你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这是康矛召同志对我讲的）。
同时，我们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总理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我们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我们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我们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总理，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总理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防卫。周总理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宪兵和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总理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可挑来的。这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同志说，听说给周总理开车，当时有四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仅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光瓦亮，纤尘不染。
（五）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当局、我代表团内部，以及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和李福坤同志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总理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总理的身后，情况复杂时，我们则干脆把周总理包在中间。这次大使馆给我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我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我们的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总理也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4月24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总理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8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总理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8时一直争到下午6时半（中午仅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6时35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时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11时了。周总理略略休息了一会，11时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时30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5时，周总理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8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畸达之助，10时30分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30分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7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7天的会中，最忙的是周总理，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7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总理，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我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总理对我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总理的嘱托在我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我才告诉邓大姐。时至今日，50多年过去了，事实正像那位开始对我并不友好的先生讲的，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伟大的周恩来总理。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总理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不，是在全世界飘扬！
（七）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总理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周总理又接见了印度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代表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5月9日和5月15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同志，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5月18日到6月1日，他们先后传讯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8名。
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健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在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个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三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5月18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三、阜成门车险
周恩来总理工作日程安排一向很紧，常常是放下这个就是那个，很少有间歇时间，因此，他乘车也要求快，有一次从中南海西花厅到西苑机场，竟快到只花了13分钟。他之所以要求快，理由很简单，就是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乘车的路途上。
周恩来总理可说是国家领导人中乘车行驶里程最多的人，他启程的时间晚，又必须准点到达，这就要求车速快而且选行最佳路线。在那时北京行车秩序不良的情况下，每次出门我们警卫人员也每每为之担心，生怕会遇到不测，但是长期以来，他的座车队从来也未出过大小事。
然而，险情还是未能避免，我这篇文章记述的险情就发生在1961年6月15日下午我们从中南海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
我是周总理的卫士长。6月15日下午一上班，我照例先看了看周恩来总理办公桌上的台历，看上面记了些什么活动。周恩来总理一向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把一天的日程安排头一天写在台历上。我一看上面写着：“下午2：30到钓鱼台”，立刻便明白了，他两点半要到钓鱼台，然后陪着住在那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市各界万人欢迎大会。于是，我便去找值班秘书了解全过程的情况。
为了事先有个精神准备，不致临时慌乱，我和值班警卫员张树迎，一起研究和分析了这次活动的全部情况。
随后我用电话通知了中南海警卫局值班室。他们早已得知这次大会的安排情况。我又通知总理的汽车司机杨金明，要他在两点把汽车开到西花厅。张树迎在准备必需的东西。
杨金明准时把汽车开到了西花厅前院，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把车停在树荫下避开烈日的炙烤（那时车里没有冷气设备），而是把车身贴近前屋的大门。因为正下小雨，为的是让周总理从后院办公室走到这里能少淋点。他习惯地到我们值班室露了一下面，一则表示他已按时到位，二则看我们还有什么对他要交代的。我向他谈了这次活动的有关过程，他便擦车去了。这也是他的老习惯，每逢下雨或是车上有灰尘，他总要擦干净，保持车身的清洁。这是一辆5O年代从苏联购置的吉斯车，即吉斯зис—115型防弹车。总理日常活动一般都是乘坐苏制吉姆一зим。因这次是欢迎越南总理的重大国事活动，所以调用这辆吉斯车。这种车是按莫斯科气候寒冷条件设计的，北京的夏天它很难适应，常自生一些故障，可是它在老杨手里从来没出过一点小问题。
出行之前，我先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去看了一下，一则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比如他没有剃须而又没有时间剃，我们就得把热水瓶、毛巾、剃须刀带上，以便他在行车途中剃须；二则天正下雨，路上不一定好走，外事活动又不能迟到，想催他提前出发。
我走进办公室时，总理正伏在桌上批阅文件。看到我去，他的眼睛从老花镜框上看了我一眼，接着又瞥了一下桌上的闹钟，那意思好像是说：还没有到点呢，你们就来催我。你们总是把富裕时间留给自己，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我见他不动，反正我提醒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转身走出办公室等候。
往常，下午西花厅前院总要停很多车，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排着队来找总理谈话和汇报工作。今天一下午却只有一辆车，这就是准备乘坐去钓鱼台的吉斯зис—115。院里很清静，从与西花厅一墙之隔的府右街，传来的自行车铃声、汽车的汽笛声、交通民警的呼叫声，比往日显得更加清楚和嘈杂。
不多一会儿，总理从办公室出来了。他走得很疾很快，我忙连走带跑地赶到他前面，去开车门。这辆车的车门重量非常大，总理右手又有残疾，很难把它拉开、关闭。总理上了车，他的习惯是坐在汽车后排左侧的位置上，伸出左手拽住窗则的吊带——因为车速快。我照例坐在他的右侧，把车门落锁。张树迎则坐在司机杨金明一旁。我向门卫点点头，他会意是要向钓鱼台通知一声，免得在那里的外交部人员心中无数。
周总理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部门派警卫车在前面给他开道。这次去钓鱼台，也没有沿着警卫部门为保障国宾活动专门布设了交通民警的那条路线，即沿人民大会堂——西长安街——复兴门一线，而是沿着去钓鱼台的最短路线，即府右街——西四——阜成门一线，快速行驶。总理对自己走过的街道都能熟记，如果不走最佳路线便立刻指出。这时，雨不大不下地下个不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子不停地刮来刮去。往常，遇到汽车，自行车便自动让路，让汽车先过去，今天，因为下雨，自行车都不大情愿相让，行人也只顾自己脚下的泥水。坐在司机座上的杨金明，既要注意前面的道路情况，又要留心不使车轮溅起的泥浆溅到自行车和行人身上。他不停地驳转方向盘，躲来闪去地走着并且不时呜笛。我和张树迎，则按照警卫人员的职责，分别注意前方和两侧。尽管沿途的交通民警，老远就能识别出总理的座车，而提前给予放行的信号，保障畅行，但我们仍旧提心吊胆，生怕出事。
吉斯зис—115穿过了交通秩序混乱的西四牌楼地段，前面不远就是高耸的阜城门城楼，出了阜城门城墙豁口，不但道路宽阔，车辆少，行人也少，视野开阔，可称安全行车的最佳地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我们都知道，越是环境好，人们越容易麻痹，特别是急着赶路，搞不好就会出麻烦。
这天果然出了意料不到的事故。周恩来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我们一看情况不妙，忙喊：“卡车！”“危险！”
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他是司机，对沿途路口、路况很熟，知道要经过哪些道口、机关、工厂，当然也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车场出来的。因那卡车出门后忽然驶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灯，又不鸣笛，不打手势，估计它可能横在马路中间，自己车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造成特大事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它出事。一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金明立即采取措施，呜笛、点煞、换一挡，向右避让。车正往右偏，忽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弄不好，很可能被卡车挤到电线杆上，杨金明连忙又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就在这时，那辆卡车的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杨金明暗暗喊了一声：“不好！”随即脚下猛地一踏，吉斯зис—115立即来了个180度大调头，“嘎”地一声停住！
人们在形容遇险情景时，常常是用“又惊又险”，或是“有惊无险”。我们这次可说是“有险无惊”。我们之所以称它“有险无惊”，是因为“险”确实是“险”，“险”到了一旦撞上，就会车毁人亡；“无惊”，则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谁也没有惊慌失措，像人们遇到险情的时候，通常要吓出一身冷汗，而是沉着地只想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是我们预先有精神准备的缘故。因此，当吉斯车眼看要与卡车撞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托护总理。无奈这本是三排座，中间隔着一排，够不着总理。我呢，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用左手和身躯使劲架着总理，右手则用力支撑着中间那排座椅的靠背。总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虽然几个人在吉斯急调头的过程中，身体失去了重心，歪倒在一边，几乎摔到座位下面，但谁也没有受伤。这不能不归功于杨金明驾车技术高超，和他的高度责任感。如果他技术不精，责任心不强，不能在一刹那之间脑、眼、脚并用，准确无误地完成调车、煞车这一系列高难动作，其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几乎两车相撞，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辆卡车的驾车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呜笛，在马路中间又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驶回电车公司一厂的大门里去了！我们真是气得要冒出火来！
想到周总理去钓鱼台要紧，不能耽误，杨金明手把方向盘，打了个倒车，调转车头，继续向西行进．好像刚才的一切未曾发生似的。小雨依然落着。
我跟随周总理多年，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车险。总理也只是在苏联遇到过一次。那次，总理和陈云、李富春同志一道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有一天外出，周总理的座车沿着马路中间只准苏联主要领导人车辆通过的“中央线”行驶，突然从右方横着驶来一辆汽车，周恩来总理的座车刚过去，没有撞上，却撞了陈云、李富春同志的车，弄了个车损人伤。万没有想到这天在北京又遇上了这一次。我们很生气，周总理也很生气。一个司机怎么可以不鸣笛、不打指示灯，就在大街上打大迂回？真是无法无天！总理对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他指示我：“到了地方，你马上把情况告诉北京市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后要严肃处理。”我巴不得狠狠去处理一下那个卡车司机，恰好周总理又作了这样的指示，于是回答说：“我马上就办。”总理接着又表扬了老杨：“都是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好，才避免了一场大车祸。”我和张树迎也问：老杨，现在心里慌不慌，并告诉他可以开慢一点。杨金明嘴里低声咕咕一句什么，又照旧全神贯注地开他的车。
到了钓鱼台，我立即从五号楼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局报告了情况和卡车的牌照号码。我把周总理的指示原话传达之后，并说，我理解总理的意思不是叫查那辆卡车是否企图撞他的车，而是司机为什么打大迂回不鸣笛、不打指示灯违犯行车规则。因我们警卫人员有一种职业病，遇到问题，往往会先入为主觉得对方是冲着总理撞来的。北京市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带有关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电车公司一厂厂长张维仁、党总支书记冯彬，听传达室的人电话上讲，厂里的卡车几乎撞了周总理的座车，公安局的领导、交通管理处的领导都来到大门口，他们感到问题严重，当下就打电话报告了电车公司经理许步宁，自己则跑到大门口来了解情况。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原来那个驾驶卡车的是电车一厂的维修工，叫张兴辰。最近一段在私自练驾驶。常常开着车在厂子里转。特别是将会不会时瘾头更大，不玩一玩手就发痒。这天下午他手头没活，就借口给卡车加油，和班长要钥匙，班长也知道他给车加油是假，想开着玩玩是真，又不好当面给顶回去，就把钥匙交给了张兴辰。张兴辰拿到钥匙，非常高兴。他还从来没有开着车上过街，他决定试试，于是就把车开出了厂门，想转一个大圆圈就回厂，对面有车无车全然没有瞧见。
负责交通管理的阎荣久，经过询问和勘查现场认定：张兴辰是非司机驾车，违章行驶。他说：幸亏主车司机处理及时、得当，才没有酿成大祸。要是总理的车出了大祸，我也得背上铺盖卷主动去坐大牢。北京的交通我们没有管好啊！又说：这次也太险了，吉斯车车身长，约6米，车身重，约5吨，方向盘很不灵便，又遇上下雨，地面有水，车速又快，没出事真是万幸。最后向我们强调一定要有安全措施，要沿布设的专勤路线走，不能老图快。
公安局的同志弄清情况后，和电厂公司许步宁经理很快赶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报告情况并听取指示。公安部的负责人和我接待了他们。
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万人大会一散，周总理送客上车后，坐车回中南海西花厅。我就利用行车的空档时间，把许经理的汇报和公安局对这次事故性质的认定，向总理作了汇报。
张兴辰知道周总理的车几乎在他的错误中出了事，给厂里惹了麻烦，闯了祸，非常懊悔，也非常害怕，单等处理。那位借给他车钥匙的班长，也很气愤，埋怨自己不该碍于情面，不该把钥匙交给他。厂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都认为闯了通天大祸，会有好戏瞧！厂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议论这事的。
从警卫工作角度看，这次幸免于难，首先是司机发现对方早，及时采取了调头、煞车的措施。周恩来总理和我们发现也早，及时做好了准备撞击的预备反应。如果是未发现或发现较迟，我们都将会处于毫无防备或措手不及的状态，即使不被撞死撞伤，也会在车厢里翻滚致伤。其次是吉斯车车身长而重，比较稳，所以虽然来了个原地猛调头、急煞车，而没有失去重心，在马路上翻倒。这次要是一般车是非翻倒不可，那后果就严重了。
“荒唐！（“荒唐”是总理批评人最重的语言）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周总理很严肃地说。接着又向我交代：通过市公安局转告电车厂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全厂职工进行教育，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厂里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同样不行；对那位私自开卡车出厂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最后叮嘱我说：“厂里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你以后去了解清楚，再告诉我。”他从来不让我们直接插手过问一个单位的工作，有什么事总是通过组织系统。这次是一个例外。也许是电车公司许经理曾经到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谈过的缘故。不然，他是决不会让我们再到电车公司去了解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的。据我所知他自己向来也不直接处理各单位的事务。
随后，周总理又要我们注意安全，并说：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开快车，是我叫开的，这怨不得你们。但遇到红灯时绝对不能闯。我是总理，应该带头遵守交通规则。又说：我的车是不能撞人的。总理对乘车曾经做过许多规定，比如雨天行车车轮子不能把路面上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进会场不能抢人家的车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车前；不能先于老人退场；不要停车场的交通民警给予特殊的照顾，等等。他这些要求，不仅仅体现了他严以律己的高尚情操，而且说明了他对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要求很高。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北京的交通管理，应该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比较好的。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曾到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在那里他曾注意观察过人家的交通管理。回来后，他告诉当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要仿效外国人在马路中间划上分界线，把上行车和下行车分开。同时提出，交通民警的现行制服颜色不明显，不易辨别，不利于指挥和管理。1958年，有一次他发现在东西长安街值勤的交通民警中有女民警，当即告诉公安部门，指挥交通是一项精神紧张而且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女同志的生理和体力均不适合。遵照他的指示，北京市立即取消了女交通民警的建制。
我们回到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客厅，恰好邓大姐也在。周总理告诉她‘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车祸。这是我坐汽车第三次遇险。”邓大姐一听吃了一惊。我连忙把事情的经过向邓大姐作了汇报，邓大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接着，周总理又向我们讲了前两次坐汽车遇险的经过。第一次是1925年8月23日，也就是廖仲恺先生造刺的第四天晚上，当时他担任“廖案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坐汽车回司令部时，因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被门卫哨兵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他的司机和护兵。第二次是1937年5月，他坐汽车从延安去西安，在陕北劳山遇到土匪的埋伏，警卫和司机大部分伤亡。
几天后，我找北京市公安局了解电车公司有关那次事故的处理和落实情况。公安局的同志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抓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张兴辰给了警告处分。并说，厂里有些人反映，张兴辰幸亏遇到的是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大牢都有可能。
后来，我在整理撰写本文的时候，又去访问了原北京市电车一厂的有关人员，本想找当时的当事者张兴辰谈谈，原电车一厂厂长张维仁向我讲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厂里的纪律和制度都被砸烂了，管理没人抓。一天张兴辰去检修电车，违反操作规程，没有切电源就伏下身去检修，不慎触通了电源，电车突然启动，从他身上轧了过去，来能救活。我听了不由一怔：怎么这回又是他？又是违反制度和纪律……周总理如果尚在，我不知应该怎样向他报告，也不知他又该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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