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以忘却的回忆（尚寅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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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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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公安工作多年，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触较多，一幕幕往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一、给毛主席做警卫
在河北省公安厅任职期间，我多次给毛主席做警卫。
1952年9月下旬，毛主席在南方视察工作之后，乘火车沿京广铁路北上。途中，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铁道部长滕代远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联名致电河北省委，说主席打算在保定下车，要求做好准备。省公安厅领导见到电报后，以最快的速度分别奔赴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地部署警卫并迎接主席的专列。我当时是公安厅党组成员、政保处处长，厅长不在家，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在保定警卫毛主席的任务。
杨、滕、罗在电报中提出应做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指住和行，这两件事放在现在都不成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大难题。保定在清代是直隶总督府驻地，在民国是河北省政府驻地。由于距京、津近，始终未能发展起来。有句顺口溜说保定有三宝：铁球、列瓜、春不老。铁球者，就是用手旋转的健身球，据说这种球以用犯人脚镣加工而名贵；列瓜，是指埋在南大街地下的一块石头，据说因是列国时的界石而名贵；至于春不老，则是一种咸菜，即腌制的雪里蕻，因老字号槐茂生产工艺特殊而名贵。把这些称之为宝，可以想象到那时的保定是多么寒酸。旧时，总督、督军、省主席很少在这里住，因为保定不但无像样的工商业，连一个供吃喝玩乐的场所也没有。解放前，仅有一座几十千瓦的发电厂和产量有限的面粉厂。南大街为工业区，不过一二十家手工作坊，而号称商业区的“马厂”也只有几家绸缎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最大的商业资本属万宝堂中药店，其全部资产仅为1亿元（合新人民币1万元），这个城市显得特别多的是小客栈和照相馆。前者是供外地来省办公者和打官司者住宿，后者是适应日本占领时期办“良民证”的需要。有句顺口溜：京（北京）油子，卫（天津）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此话虽属不敬之词，但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畸形发展的保定面貌。它的许多行业是为官府服务的，很多人靠给衙门跑腿混饭吃。
但是，保定又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地方。梁斌在《红旗谱》中所描写的高（阳）蠡（县）暴动，就发生在保定一带，书中的红二师就是省立保定师范。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描述抗战时期党的地下斗争，这个“古城”就是保定。有名的冉庄地道战在郊区清苑县，距保定不过数十里。昔日在冀中平原保定府的眼皮子底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修筑的地下坑道，抗击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50年代初，冉庄的地道向外国朋友开放，现在仍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主席住房要求保持室温18℃。当时，保定最高级的房子数曹锟（原北洋军阀）公署，现为省政府驻地；其次为原农学院，现河北省委驻地。但都没有暖气设备。惟一有暖气设备的是基督教青年会，可房间少，锅炉小。另一个问题是汽车。当时河北省只有两辆卧车，一辆归省委书记林铁，一辆归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另有几部美式吉普车，归副书记、副主席共有。公安厅连美式吉普也没有。我带着这个难题去找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常务副主席薛迅。这是位女同志，内战时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抗战时期在太行、冀南根据地做领导工作，河北省政府成立时仍一身戎装，扎皮带、打裹腿，一向以说话办事干练著称。她说把杨主席那辆卧车和省政府的所有吉普都交给你用，也不要给我留车，有活动时把我带上就行了。
汽车问题解决以后，我带着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的住房问题去请示林铁同志。汇报完情况后，他也感到困难，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把我的房子腾出来给主席住吧。”我说你那三间小平房（一间办公、一间睡觉、一间住秘书）合适吗？再说室内温度怎么保持18℃？林铁同志说早点把煤炉子升上火，放在院于里，一旦室内须升温就提进去。我还想再说“不”，但他把话打断了。他接着说：“把我坐的那辆卧车和司机都给主席用，给我换个吉普车。”我心想，林铁同志把自己的房、自己的车都让出来，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达到最高标准了。至于达不到要求，是条件所限，主席会理解。林铁同志对主席的崇敬，使我深受感动；处理问题的方法，也使我深受教育。林铁同志曾留学法国，人党早，长期在北方局做地下工作，抗战时期一直在晋察冀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河北建省前任冀中区党委书记。他办事认真，深得干部、群众信任。主席这次在保定时间不长，没吃、没住，水也没有喝一口，但对河北省留下很好的印象。他曾开玩笑说：“河北富啊，有‘林’，又有‘铁’！”并多次提到河北省的作风艰苦朴素。
公安工作方面，要保证绝对安全，不容许出丝毫差错，困难也是相当多的。首先是没有经验，其次是全国解放时间不久，蒋介石特务活动猖獗，而我们的于警力量又严重不足。当时，公安厅编制只有240人，没有警卫机构，保定市公安局也不过300人。为解决力量不足，我们严密地进行了分工，各负其责，另从省委机要训练班借用100多名学员。
保定的事情刚理出头绪，主席专列电话通知：主席在定县下车；准备一部河北省志，主席要看。定县古称定州，是地委、专署所在地，条件比保定更差。定县以城圈大而闻名，绕城一周四十里。城内空地很多，别的地方是城里人去城外种地，这里则是城外人到城里种地。名胜有静王坟、白果树和定州塔，没有多少工商业，只有“白敬宇眼药”较有名气。作为一个地区的公安处，承担保卫主席这样的重大任务，实在是太艰难了，人员力量不足，更没有车辆。紧急关头想到求助于当地驻军，我当即电告地区公安处长李健，要他亲自找部队首长借车，并说明是省厅的意见，为执行重要任务。部队首长是董其武将军，他当机立断下令把战备用的苏式吉普开出来，并配备最好的司机，交公安处使用。主席坐着借来的车进了定县城，兴致勃勃地登上宝塔，还在文化馆对被人们视为珍品的苏东坡砚台提出了鉴定意见。
当天下午6时许，专列抵达保定车站。主席游兴未尽，满面笑容，与河北省的领导同志一一握手。我相机把安排意见向罗部长简要作了汇报。他指示按安排办，并叫我带路。我把车队引进省委大院，请主席在餐厅坐下。只有餐厅才能容得下这么多人。主席刚刚坐下就问，保定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有曹锟花园和莲池公园。话未说完，主席就站起来向外走，边走边说，那就去看看吧！我就带路直奔曹锟花园。其实“花园”只是南城墙外栽了一片树，种了一片草。不到一刻钟，全部跑遍了。我停下车向罗部长报告前面不能行车，请主席在这里休息一下，主席下车坐在石头上说话。秋风阵阵，月光极好。我站在一边指挥汽车掉头，连说带比划，手忙脚乱。主席见我的样子哈哈大笑，说：“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啊！”
罗部长也笑起来，他的嗓门更高，说：“真是天下大乱啊！”
保定城圈小，从曹锟花园到莲池公园，汽车只需走一刻钟时间。莲池公园原是清代莲池书院所在地，为桐城派文学家讲学的地方。康熙、乾隆下江南路过这里，都留有手迹。公园面积虽小，但玲珑别致，有太湖石堆砌而成的假山，有许多名碑连成的长廊，建筑也别有风格。当时莲花已败，但莲蓬累累。它与庄严的原曹锟衙门斜对门，这一“文”一“武”相映生辉。主席边走、边看、边说，谈笑风生。
看过莲池，原计划回林铁住房休息。罗部长说：主席住火车上生活方便。把主席送上火车，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的确住火车上生活方便，安全也更有保障。专列第二天返回北京。
车开前主席说，在正定路过时，没有看赵云的饮马槽，到啄县可要看看张飞店。正定即古常山，是赵子龙的故乡，那里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石槽，传说是赵子龙的饮马槽。张飞店则是张飞的故乡，为刘、关、张结义的地方。如法炮制，我电话告知涿县公安局向当地一所军事学校求援，这所学校有一辆美式吉普。校长、政委不但借给车，还亲自赶到车站接受任务。当天正逢大集，人流熙熙攘攘，主席没有下车。专列顺利返回北京，警卫任务到此结束。
河北是“天子脚下”，这次警卫任务以后，主席又多次到河北或路过河北下车视察工作。先后看过天津新立村的水稻、武清县永定河滩的小麦、安国县的平整土地、成安县的棉花丰产方。主席为了减少地方上的麻烦，一直是以车为“家”，吃、住、听汇报都在车上。有时把有关领导请到火车上，谈情况、研究问题，边行边谈。警卫任务繁重而光荣。我多次给主席做警卫工作，但第一次留下的印象最深，“天下大乱”将终生难忘。
主席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想方设法和群众见面。
1958年看成安县棉花时，在刚翻过的松软土地上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一大圈，和农民谈话，查看墒情，听县委汇报。我和县委书记刘树开玩笑，他也插进来凑趣。这是位女书记，她的丈夫在邯郸县任书记。成安和邯郸是邻县，两县竞赛，夫妇俩也竞赛，当时传为佳话。这一次专列停在一个纺织厂的专用线上。离开邯郸的头天晚上，主席说：“在人家厂子里呆了这么长时间，不和工人见面不好吧！”我们马上和邯郸地委的同志研究了一个方案。于次日上午10时集合几个厂的歇班工人代表排在一条小路两边与主席会见。说是代表，实际上歇班工人几乎全到了，约3000多人，这是工厂领导的着意安排，队伍约三四百米长。工人事先不知道是欢迎主席，在小路两边整整齐齐地站着，乍一看见主席，竟兴奋得不知道怎么好。当主席来到队伍中间时，突然有人自发地喊起“毛主席万岁！”，接着喊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直至会见结束。女工们开始时还有点拘谨，倒是主席先伸手、先开口，打破了僵局，大家都争着和主席握手、说话。一会儿就又“天下大乱”了。主席仍尽量满足工人们的要求。我们估计，这可能是近年来主席接见群众握手最多的一次。但他始终笑容满面，毫无倦意。
另一次，是1960年主席在天津（1958年至1966年天津曾一度划给河北省管辖）。我时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因厅长有病，由我主持公安厅工作。事情很突然，4月30日，主席午睡起床后，问身边人，今日是几号？当得知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主席说：我们不走了，参加天津的节日庆祝活动吧！天津原安排不开大会，只搞一些分区活动。当即紧急修改计划，决定在海河广场举行50万人的庆祝大会，连夜搭台子，组织群众队伍和文艺队伍。大会只安排市长一人讲话，主题放在主席和群众联欢上。研究方案时，认为主席不能在开会前到会，也不能在市长讲话中间到会，以免影响秩序；市长讲完话要等主席时又会冷场，都不合适。最好是市长的讲话刚落音，毛主席正好登上主席台。主席一出现，自然把大会引向高潮。为准确掌握时间，专门计算了市长讲话需用的时间，汽车从驻地到会场以什么车速，跑多长时间，保证不过早也不过晚。这是一次仓促应战，虽然有许多准备不足，但很成功。群众为看到毛主席而高兴，毛主席也因为和群众在一起而兴奋不已。
至于1958年主席在天津鸭子楼，就更具有戏剧色彩。那次主席视察南开大学回住地途中，忽然对陪同的天津市委书记（原公安局局长）万晓塘说：“午饭不回招待所了，咱们去吃小饭馆怎样?”这虽是突然袭击，可万晓塘不能说“不”，仓促间又不容许在路上停车打电话作安排。汽车行进途中，万晓塘急中生智说：“京、津两地的烤鸭吃法不同。北京讲究吃肉，天津讲究吃皮，咱们吃烤鸭好不好？”毛主席说：“好啊！那咱们去尝尝。”于是，就让司机开车到鸭子楼。
鸭子楼是个烤鸭专卖店，有两层楼，保卫工作条件较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万把主席领到楼上，找来经理请他协助公安干警，劝说正在就餐的客人，暂不要出去，没有进来的也暂不要进来。就餐者当然高兴，难得多看毛主席几眼。门外边的人见有人从高级轿车出来上了楼，知道来了大人物，驻足门外不走，等着看热闹。过路的见人不少，虽不明原因，但出于好奇也照着别人的样子不走了。不长时间，鸭子楼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主席看到这种情况，站在阳台上向群众招手致意。群众一看见是毛主席，频频鼓掌，跳着喊道：“毛主席万岁！”喊声起了“集合号”的作用，四面八方的人拼命向鸭子楼集中，只有来的，没有走的，很快成了人群的海洋。主席几次出来招手，也不见有人散去。最后还是主席出主意，叫万晓塘调来公安部队的彪形大汉，拉手筑起人墙，才保证主席安全上了车。
时过不久，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和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请主席下专列到干部俱乐部休息。这个俱乐部解放前是资本家活动的地方，院于大，花草、树木多。有小剧场。舞厅，还有台球房。地板是进口柚木，走在上面有弹性。室内游泳池是主席最喜欢的，一下汽车就先去游泳。午饭由刘子厚、万晓塘安排，严格按照主席的标准：四菜一汤。四菜者两荤、两素，共两桌。刘、万陪主席，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另一桌。开始上菜，万晓塘站起来举杯给主席敬酒，主席笑着婉拒。过一会儿万再次请主席喝酒，主席就来了个“防守反击”，把跟前的酒杯推给万，连说“你喝，你喝”，万本无酒量，又不好不喝，几杯下肚满脸通红，主席现出一种胜利的喜悦。
晚上，请主席在舞厅跳舞。主席转了几圈后就坐下来抽烟，和参加舞会的一些演员聊天。先是说戏，听她们清唱，兴之所至，他自己也哼起“借东风”，声音不大，但京味十足，全场停足静听。
主席感情真挚，在下级和群众面前不装样子，不摆架子。这是我们老一代党的领导人的共同特点，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都是这样。只要不妨碍他们接触群众，即使警卫工作出点纰漏，他们也不会责怪。反之，如果把他们和群众隔离起来，限制这，限制那，使群众不高兴，他们就要严厉批评。
二、跟随周总理在伯延蹲点
1961年4月，毛主席提出领导干部到农村人民公社蹲点调查，解决食堂、社队体制以及农业生产问题。刘少奇去了湖南，邓小平、彭真去了北京郊区的顺义，周总理的点在河北省邯郸地区武安县的伯延村。去邯郸的还有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司法部副部长王维纲，他俩的点分别选在成安县小堤西和涉县城关。4月下旬的一天，我和河北省公安厅警卫处长一起到北京，迎接总理的专列。那个年代，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到外地视察以车为家。行、住、吃、办公都在专列上。这样可以减少地方上的许多负担。我们把专列停车点选在武安县国家橡胶储备库。这里离伯延不足十里，通一条铺了石子的简易公路。仓库比较安全、安静，也不影响铁路作业。
周总理规定只准两部车随他活动，一部北京吉普他和卫士长成元功乘坐，一部苏式六九吉普我和警卫处长乘坐。这两部车每天由专列到伯延往返一次。
伯延是一个大村，几百户人家。房子比较讲究，不论贫富一律磨砖到顶。公社是在一家土改中没收的地主院子里，这个院子共四进，前后八个门再加大门共九道，从大门一眼可看到最后边的门，人称“九门相照”。周总理就在这座院子里召开干部社员座谈会。
周总理待人非常随和，一进村就下车，见人就打招呼。走到哪里，男女老幼都愿意和他谈话。第一天到伯延，就有个外村的农民向总理诉说：这一带吃水困难，他门村仅有一眼井可以汲水。前些时来了一些解放军，在井的周围打起围墙，老百姓没水吃了。总理为此事恼怒了，立即指示摄影记者杜修贤：“你去把现场照下来。”不久，总理因事回北京，返回邯郸时，把总后和北京军区后勤部的领导十余人一同带上专列。一开车总理就来餐车和他们谈话，总理逐一询问每一个人的身世。一位同志说自己是贫农家庭，总理说：啊！你忘了本。部队的同志看到总理很严肃，感到紧张，说话时咚地一声站起，说完话又咚地一声坐下，说话腔调像背诵报告词似的。总理说：用不着这一套，坐下来说嘛。气氛缓和以后，总理提出水井问题，说：中央要你们靠山隐蔽，为什么不进山修营房；你们不修井，还把老百姓的水井围起来，不让老百姓吃水，这是什么道理？我把你们带到邯郸是要求你们把这个具体问题处理好，并抓住这个具体问题向全军进行教育。最后总理又说：这件事没有告诉林总（林彪）、罗总（罗瑞卿），他们知道了会很生气。
在蹲点结束之前，总理到谢富治的点成安县小堤西一次。又和谢富治一同到王维纲的点涉县城关一次。在路上发现半山坡写着一条大标语：“书记挂帅镇山川！”
每字有一两米，涂着白色，很醒目。总理在汽车里就反复念叨，怎么镇呀？到涉县就当着县委书记的面提出批评。总理把侵犯群众利益，损害党群关系的问题看得很重，遇到这类事情，批评严厉，处理认真。在伯延，群众反映拖拉机站耕地留隔子，拖拉机手难侍候。总理为解决这个问题，两次到拖拉机站和干部群众座谈，对工人虽没有严厉批评，但感动了他们。工人保证接受农民群众批评，把春耕搞好。
在伯延还发生过一件小事，总理严厉批评了一位身边工作人员。一天，总理和村干部一起下地看小麦长势和棉田准备情况，正要过一条田间小路，一个愣小伙骑自行车七扭八歪飞驰而来，眼看就到总理跟前，工作人员怕撞着总理，就把自行车挡了一下。总理非常严肃地大声喊起来：“你为什么挡人家？！”骑车的小伙子看到这种情况，反倒不好意思，满脸笑容地对总理说：没什么，是我骑车太猛了。
在伯延开调查会，老农民都抽旱烟，弄得满房子雾气腾腾，这对于不抽烟的总理是很大的威胁。在小堤西开调查会，总理和农民挤在一起，盘腿坐炕，这对于不惯于此道的总理更是很大的“痛苦”。但总理始终兴致勃勃，耐心地和农民讨论问题。总理补充了农民意见，农民笑哈哈；农民补充了总理的意见，总理也笑哈哈。在伯延安排总理吃了一次食堂，村干部约几位社员代表和总理同坐二张炕桌。吃的是和平常一样的饭，要说特殊就是增加了一些蒸红薯。总理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农民说，想不到大首长能吃下这样的饭，而且吃起来还这么津津有味。在涉县吃饭时，我们告诉县委同志一定把农民平常吃的东西拿给总理吃，他们果真把柿糠摆上桌。柿糠是谷糠和柿皮读制成的，很难团在一起，吃进嘴里很难下咽，要一块块放进口里，再用一口口菜汤往下送，总理和大家一样吃着，这对在场的于部是很大的教育。陪同谢富治蹲点、时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王仲方，当过罗瑞卿的秘书，专门要了一些柿糠带给罗瑞卿。他说罗在太行打过仗，对这里有感情，需要了解群众生活。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春荒时期，伯延村、武安县、邯郸地委都反映，社员口粮有缺口，请求总理调一点或者借一点粮。开始口张的很大，最后全区要几十万斤粮食。总理一再表示深刻理解地委的苦衷，但是不打官腔，不讲套话。诚诚恳恳地对自己的下级同志交心，他说国家实在没有粮食可以拿，进口 120亿斤已到极限，实在没有外汇可以动了。大家听了这些话，纷纷议论：地方有困难，中央也有困难，想不到中央比地方还困难。虽然没有争到粮食，但进一步了解了困难，理解了总理，并无怨言。
粮食确实是当时最烦人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逢会必讲粮，见面必谈吃。粮食情况成为形势好坏的标志。有一次总理因事回京，先念同志找不到他，就在总理回邯郸的那一天及早跑到火车站去等，谈的就是既紧迫又难办的粮食问题。从伯延而邯郸，而天津，说话最多的也是粮食，最烦心的事，也是粮食。总理来伯延的消息不胜而走，每天总有百十余人停留在公社门口等着看总理。总理主动打招呼，对老者问问年龄，对娃娃拍拍头，十分亲切。可是有一天下午刚要离开伯延，一个30多岁的农民突然从人群中挤出来，双手抱住总理的腿，连说：总理我饿呀！我饿呀！总理！我们立即赶到跟前，请他站起来讲话，他不肯，还是重复那句话。过了几分钟，经村干部做工作，他才松开手站起来，总理面部表情凝重，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也都感到心情沉重，久久不能平静。
跟随总理近10天，有许多感受，总理心细，对事认真。当专列停稳不久，总理就问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说是国家橡胶储备库，他又问，为什么停在这里？我说第一不影响铁路运输，第二安静和安全。他又问库里有多少橡胶，我说15万吨。他说你再问一次，弄准确。我找党委再次核对以后又报告总理：确实是橡胶库，库存15万吨也不错。总理笑了，说：啊！我怎么不知道这里有15万吨橡胶！总理听汇报自己做记录，遇到数目字，亲自加减乘除，汇报完了，得数和百分比也出来了，总理的口算迅速、准确，常以他的计算结果去纠正别人的错误。
总理是一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人，“废寝忘食”用在他身上最合适，开会研究问题，经常不休息，谁催他也无用。
总理为人诚实，心地坦荡。当时农村公社食堂成了禁区，只能讲巩固，不能讲散伙。人民日报宣传食堂是社会主义心脏。谁还敢说不要心脏？总理在邯郸地委汇报会上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把人们的思想解放了。他问谢富治吃不吃食堂？谢说我每周吃一次。他接着说，我了解，政治局的同志没有一个吃食堂的，我们不吃食堂，能说是不搞社会主义吗！说什么心脏，哪有那么严重。我们不吃食堂，为什么硬要农民吃食堂？好多事情扯到哲理上去，越说越糊涂，放到常理上一说就明白。
总理关心人，心疼人，尤其对晚辈，从不让人感到拘束。在列车上他要我谈公安工作，我说他也说，非常融洽，谈话中他亲自拿来水果，说这是外国朋友送的，你们没见过也不会吃，我教你们吃。说着就动手剥皮，剥好了送给我和警卫处长，我们感到不好意思，但不紧张。在天津，总理的河北之行就要结束的一天晚上，我准备了一点酒菜邀请卫士长成元功、卞大夫、杜修贤等一起座谈，并征求意见。散了以后，总理还在办公，问成元功．干什么去了，成答尚厅长叫去喝酒。总理说他怎么不要我去呀！一句话把他们逗笑了。
当时中央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地视察不接不送，遇到这种情况，总理说就由尚厅长送送我就行，你们都留步。可能是我的名字既不好记又不顺嘴，他总是叫我尚厅长。任务结束时我和警卫处长乘专列送总理回到北京。在下车时总理叫我俩到他家吃晚饭，语气中肯，只好从命。
在开饭前我参观了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办公室很大，中间放一张特大的桌子，上边摆满了文件。办公室的西部放一张乒乓球台子，球和球拍放在上面，卫士长说，总理很忙，难得有运动的机会，有这个台子可以抽空打几下子。我和警卫处长随手打了几个回合，把一个“红双喜”牌乒乓球装进口袋留念。总理和邓大姐分室居住。大姐的卧室仅有一张床，也只有放一张床的地方，墙上挂一幅和总理的合影。总理的卧室稍大一些，但除床外也无别的陈设。吃饭就在办公室的东南角，吃饭时架上桌子，吃完饭把桌子撤去。晚饭有5人参加，总理、邓大姐、我和警卫处长，还有总理的一位晚辈。总理说我今天请你们吃家乡菜，要多吃些。两位老人看出来我俩有点拘束，就反复劝酒和夹菜。总理说，你爱喝酒，怎么不多喝，这是30年的茅台呀！我说若早知道是这么好的酒，我一定多喝。现在吃饱了，实在喝不下了。
总理和邓大姐相敬如宾，可称得上模范夫妻。总理叫小超很亲昵，大姐答应得很自然。听起来像一对初恋的情人。吃饭时，大姐把自己碗里的饭拨一些给总理，把馒头分一些给总理，又像大姐姐照顾小弟弟。总理有个习惯，早起蹲马桶需30多分钟，邓大姐就搬个櫈子坐在卫生间给总理念文件。总理开起会来就废寝忘食，工作段落的时候，邓大姐就叫我提醒总理休息。我说大姐你说不是更好吗？她说不行，你有任务在身，说话方便。看来，邓大姐把夫妻关系和工作关系划分得很清楚。
总理对我最深刻的教育是如何当好人民的公仆，摆好公仆与主人翁的关系。
三、巴拿马帽和杨尚昆
和杨尚昆同志最初接触是在1954年夏。当时党中央在北戴河暑期办公，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我是河北省公安厅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厅长，来北戴河值勤。因工作关系，我们不仅要先来，而且要后走。整个暑期，我有许多事要向他请示，他也有许多事交我办理。他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要我选一处中央政府委员会开会的地点。看了不少地方，最后由他们将会址确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厅。所以选定这里，一是地方比较大，容易安排座位；二是门外有广场便于停车；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不干扰任何机关的工作和影响群众的正常活动。他们这种鲜明的群众观点，使人深受感动。
安全方面的任务是汪东兴同志具体交代的。他要求汽车能直接开到大厅门口，不能因道路问题使车辆抛锚。我当时认为这不成问题，想立即答应。他补充说：可不能大意，主席等主要首长的车都是斯大林送的有保险设备的“吉斯”，车身自重8吨，对道路、桥梁等要求很高。你坐上他们的车去文化宫跑一趟就知道了。果然不出所料，因其时正是阴雨连绵的天气，车子一进人广场就陷入烂泥里，轮子打转，就是不前进。离开会只有3天时间，任务十分紧急。我只好调来一个连的公安部队雨中昼夜施工。开始想得简单，铺上石子，用轧路机轧，但石子在泥里滚动，放多少也无法轧实。最后工人建议挖掉烂泥，将石子铺在硬土上才获成功。由于按时完成任务，受到杨尚昆、罗瑞卿同志的表扬。
人民文化宫大厅坐北朝南，北面作主席台，正、副主席在此就座。对面是委员席，多为民主革命先驱、共产党的老朋友，总理也坐在委员席内。林伯渠秘书长主持会议，总理作万隆会议和访问亚洲诸国的报告。有委员建议他坐到主席台上对着话筒讲，他不肯；几乎所有委员反复建议他坐下讲，他也不肯，硬是站着讲了一个多小时，连口水也没喝。访问是成功的，报告也是成功的，博得全场热烈掌声，充分体现了总理的外交风范。委员们在讨论中一致同意并批准报告，对总理的一路劳顿表示慰问。会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同乘一辆车返回住地，从外面可以看到两人谈笑风生。汪东兴同志要我旁听了这次会议。
晚上，总理又在这里召集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的有关问题。当年长的民主人士进入会场时，总理总是起立相迎，并扶之坐下。总理和与会者侃侃而谈，大家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亲密合作。
在接触中感到杨尚昆与罗瑞卿同志都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罗是典型的军人气质，说话简明扼要，不苟言笑，给人以威严感。他自己讲：我面孔不好看（因受伤嘴张不大，说话咬着牙），人都不喜欢我，连打扑克也不愿意和我当朋友，其实我不可怕。他希望同志们能主动接近他。杨尚昆同志则平易近人，给人以亲切感。他总是乐呵呵的，在他面前，都可以无拘无束，有话可以说完。他又很诙谐幽默，有时一句话就可以让拘谨的气氛活跃起来。有一次，他戴了一顶巴拿马草帽，别人还未说话他自己先笑了，指着帽子说，你们看像不像汉奸帽？逗得大家大笑起来。解放前在根据地的舞台上，凡演汉奸总是头戴礼帽，手提文明棍，不必自报家门，就都知道是什么人，当时的礼帽也就被称为汉奸帽。
由于杨尚昆同志群众关系好，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都愿意同他接近，一些主要活动，都希望他能在场。有时下边同志有什么不周全之处，他讲一两句话就开脱了。一个星期天，办公厅组织到山海关旅游，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和一些部长以及部分家属参加。当地的区政府为表示欢迎，在“天下第一关”的城楼里放了“山海关”汽水。这种汽水，产自天津，因牌子响亮，很受旅游者欢迎。由于天气炎热，当随行的孩子们爬上城楼时已口渴难耐，见到汽水抓起来就喝，马上引起少奇同志的注意，误认为是警卫部门的着意安排，搞特殊化，就提出了批评。区政府的同志很尴尬，只能红着脸听批评。后来，杨尚昆同志出面打破僵局，他提高嗓门边笑边说，算了，下不为例，汽水钱由事务管理局付了。大家才高高兴兴去游老龙头。
我们都敬佩杨尚昆同志善于化解矛盾的领导艺术。事务工作具体琐碎，有时有些事情难免矛盾重重。有多少次见他和下边同志商量工作时委婉周到，使一些有难度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1964年10月，杨尚昆同志来陕西长安参加“社教”运动。半年多的时间，我和他直接接触的时间很多。他在牛角村，刘澜涛同志在姜仁村。两人均为警卫对象，省公安厅为每人派了一名警卫干部。当时他们都已50多岁，坚持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杨尚昆同志与社教干部同住一间大屋，一同到社员家中吃饭，因为没有大干部的架子，群众称之为“老杨”。直到社教结束，群众才知道了他的身份。
杨、刘二人约定下村坐吉普，车子不进村。杨每次在距村二里路的砖窑下车。每两周回西安一次，阅读文件、洗澡、理发，返回时从不带吃的东西。群众对他们的作风十分满意和怀念。80年代初我专门访问了牛角村，村中五六十岁的人虽都知道他担任了国家主席，仍亲切地称他为“老杨”。有位年已七旬的老大妈嬉笑着模仿“老杨”吃搅团的样于。当年不懂事的小孩子已长成小伙子，也还能记起杨伯伯给他们吃糖块的事。虽然群众对社教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对社教干部的作风却是众口一词，认为那是“老八路”、真正共产党员的作风。
社教行将结束时，我建议在村子栽几棵树，以作纪念。“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被作为“修正主义的苗子”砍光。有的人为当时他们没有挺身而出予以保护，感到愧疚，说对不起“老杨”啊！
杨尚昆同志关心人，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和他相处都十分愉快。每当他返回西安，总有人前往看望，有老熟人，也有向他反映情况的，他都热情接待。对派给他的警卫干部亲切地称老牛（姓牛），而不直呼其名。有时和夫人李伯创。女儿毛毛通电话后，总是把通话情况兴冲冲地告诉在座的人，让人分享他的欢乐。
杨尚昆同志还有一个值得学习的好作风，就是工作起来全身心投人，工作完了就休息，拿得起放得下，不拖泥带水。社教结束后，他先后分赴汉中、延安，除听工作汇报外，还请同行的胡绳同志为汉中地区的干部，作了一次有关唯物论辩证法基本原理的报告。动因是不久前毛主席曾批评“形而上学盛行，辩证法被抛到九霄云外”，社教工作中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离开西安前，他专程到我家看望，我不在。他看了我住的两间房后说，生活这样艰苦朴素，是个“好厅长”。当年我去北京开会，他得知后接我去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
“文革”中，杨尚昆同志的汉中之行，被诬陷为“考察地形，准备兵变”，我亦因与杨的工作关系及被他称为“好厅长”而划入“彭罗陆杨”黑线。“文革”后，1980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听说他从广州返回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到中南海看望了他。他来西安，也让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转告“没有见到，问个好！”依然亲切。
四、 与患难中的彭真接触
对彭真同志的最初印象是在抗战时期的延安。那时中央利用召开“七大”之机，请领导干部作大报告。我听过时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彭真关于晋察冀根据地建设的报告。由于晋察冀边区被毛主席称之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彭真所作报告备受欢迎，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1956年河北省委在北京召开区委书记会议。会议反映的突出问题是对当时中央一些政策、策略的转换不理解。有的坚持“昨是今非”，以过去的政策否定现在的政策；有的坚持“今是昨非”，以现在的政策否定过去的政策。某些于部甚至讲怪话，说不怕共产党的唯物论，就怕共产党的辩（变）证（政）法。凡此种种观点，对实际工作的影响很大。为此，省委拟请中央领导同志给会议代表作一次报告。会议将结束时，聂荣臻、彭真、刘澜涛、薄一波同志来看望与会代表。他们推举彭真同志讲话。彭真同志一开头就说来前和主席通了电话，报告了讲话精神，得到主席的认同。接着开宗明义地说，政策是根据形势制定的。正确认识形势，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凡符合形势的政策，就是正确的政策；凡脱离形势的政策；必然是错误的政策。形势在发展，政策必须随着变更。变是正确的，不变则是错误的。过去的政策适应过去的形势，因而是正确的；现在的政策适应当前的形势，也是正确的。绝不能用现在的政策否定过去的政策，也不能用过去的政策否定现在的政策。代表一致认为，听了他的报告，是一次正确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问题的学习，感到受益匪浅。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政法工作。三年困难时期，群众有困难，我们有错误（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敌人有破坏。表现在治安问题上，突出的是小偷小摸、乱拿乱摸。有人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再来一次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彭真同志则认为矛盾尚需进一步暴露，等看清楚了再定，把报告压下了。后来彭真同志代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发至公社党委，确定小偷小摸由公社处理，公安机关不管小偷小摸。他对公安机关的同志讲，有些事，你们不管比管好，就不要管；有些事一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就不要提。事后证明，如当时把小偷小摸行为当作犯罪惩办，必将伤害大批基本群众。发生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历史性错误。
80年代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在中央召开的整顿城市社会治安会议上，提出对严重刑事犯罪，要采取“从重从快”的方针；对青少年犯罪，要采取“帮、教”的挽救政策。他形容说，要像父母对子女、老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那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称之为“三像”政策。实践证明，这种两手并举、宽严相济的做法是正确的。
直接接触彭真同志，是在1979年。当时王任重同志刚任陕西省委书记，我是西安市委书记。我去看望王任重同志时告诉他陕西省还有中央下放来的几位同志未“解放”，处境困难，如彭真在商洛，赵毅敏在乾县，杨献珍在潼关。他们年龄大，身体不好，需要给予关照。任重同志也是下放陕西的，他对此中的苦辣酸甜深有感受。不久，他从北京参加会议回来，说在北京请示了中央主要领导，可否看看彭真同志，领导没有表态。任重同志说，既然没有说不可以，我就好办了。当时，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同志是商洛地区的革委会副主任，要她来汇报工作顺理成章，话讲给她彭真就知道了。不久，任重同志安排彭真来西安检查身体，住在人民大厦。不少老同志对任重同志勇于负责的精神，深为感佩。
一天，我去看望彭真同志。因他一只耳朵背，我写名字给他看，写出前面两字时，他即说，我记得你的名字，不是个“大路”名字，容易记住。他的记忆力相当好。彭真在“文革”之初便被投入监狱，后又转人山区，长期与外界隔离，对什么都爱听，什么都想看。这一点我们有类似经历的人是很能理解的。有一天我用西安市委的一辆老吉姆汽车拉上他看了街景，而后到小雁塔博物馆看文物。当把他介绍给工作人员时，受到了热烈欢迎。人们没有忘掉他，他也没有被批倒、批臭。群众心底蕴藏着对老革命、老领导如此深重的感情，在他也是始料不及的。他向工作人员问这讲那，心情异常兴奋。
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指导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我当时被中央抽去，负责一个组的预审工作。彭真同志召集我们开会，反复强调要依照法律进行，审判犯罪，不审判错误。证据要真实，推翻不了。众所周知，审判是圆满成功的，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世界舆论的认同。连江青、张春桥等人对审判程序、适用法律、出示的证据也提不出任何疑义。
彭真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后，用很大精力抓立法工作。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他强调“依法治国”，党不但要领导立法，还要领导执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何政党，团体、个人，包括共产党在内，都只能在法律允的范围内活动广有健全的法制，才能进人现代化的国家。
彭真同志关心人民的疾苦。50年代，他任北京市委书记时，当发现街上出殡的增多都要问清楚什么原因。“文革”中他已落难，在郊区见到田园荒芜，还心急如焚。在商洛，自己的命运吉凶未卜，仍利用机会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心声。回北京后，商洛的人去看望他，总是热情待。得知北京市公安干警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健康状况欠佳，有人竟英年早逝时，十分担心，向中央专门作了报告。山东省公安厅一位同志因患癌症想请北京名医会诊，他毫不迟疑予以帮助。
彭真同志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卓越的领导才能、高尚的品德和优良作风，使了解他的同志深受教育。事隔多年，我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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